（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华清 午后，广州一所幼儿园里，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小男孩绕着参观者跑来跑去。魏文华弯腰伸手把他捞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小男孩答了自己的名字又被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小男孩没有立刻作答，园长在旁边笑着提醒他。“你还记不住你爸爸的名字呀！”笑完的魏文华在小男孩的左脸上亲了一下。

作为广东芬尼克兹节能设备有限公司（简称芬尼）的大客户事业部总经理，魏文华认识这个幼儿园很多孩子的父母。这些孩子每月都在芬尼的员工活动上走秀、表演，公司员工对这群小家伙并不陌生。

事实上，这里是芬尼于2015年在芬尼创意园的办公楼里创办的企业幼儿园，只招公司职员的孩子，幼儿园职员也享受公司员工待遇。目前幼儿园有43个在读孩子，实行混龄制，分为花果山和水帘洞两个班。

在中国，这不是唯一一家办幼儿园的企业。

在上海，早在携程亲子园虐童丑闻被揭露前，上海总工会公布的职工亲子工作室名单已达59家，携程亲子园只是首批试点之一。

在北京，今年两会期间，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机关企业应该恢复开办幼儿园”。北京市副市长介绍，北京未来三年大约有幼儿园适龄儿童60万，将面临大约17万的学位缺口。

在东莞，一些制造型企业虽然规模小，但由于用工难且大多员工来自外地，不得不给员工办幼儿园。

即使是在一线城市，幼儿教育的资源也算不上充沛。在全面放开二孩、员工期待更多福利的背景下，不少企业办起幼儿园，即使由于资质等缘故无法对外招生，也期望能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拉近与员工的关系。“福利比收入更重要。”芬尼创始人兼芬尼克兹CEO宗毅，在自己的书中如此解释芬尼办幼儿园的原因。诚然，企业为员工办幼儿园甚至办民办学校颇显人情味，但也增加了企业的支出和管理风险。

自家幼儿园

蒙修仁、曾娟和陈丽珍均是芬尼的老员工，在芬尼工作时长少说也有9年时间。三人都是从外省来到广州，也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了芬尼自办的幼儿园。

蒙修仁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家里长辈曾到广州帮自己带女儿，但不是长久之计。

等女儿到了上幼儿园的适龄年龄，他曾物色过幼儿园。公办的太远，民办的学费虽比公司的低数百元，但不少课程要另外收费，算起来也跟公司的幼儿园差不多。此外，他也很欣赏公司幼儿园采用的蒙特梭利教学方法，所以选择了这里。

如果不把孩子送进幼儿园，陈丽珍和曾娟的孩子就会成为老家的留守儿童，这是两位妈妈都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将孩子送进芬尼幼儿园之前，陈丽珍询问过身边的同事，一个同事将孩子从别的幼儿园转回了公司幼儿园，家长觉得，孩子在公司幼儿园会被照顾得更好。

由于没有带孩子的人手，曾娟的女儿一岁半就开始上幼儿园了。但孩子太小，别的幼儿园基本不收。曾娟回忆，女儿刚上芬尼幼儿园时显得很焦虑，她也不敢在上班期间去看孩子，否则就走不了了。适应一段时间后，女儿反倒喜欢上幼儿园，园里的玩伴和玩具比女儿在老家的多。“我下班之后也会带她逛我工作的地方，她知道我就在附近。”按照曾娟的计划，女儿很大概率会在公司幼儿园一直待到上小学。

芬尼幼儿园园长介绍，幼儿园的孩子人数稳定在四五十人，配有教师、保育员共10人，园区室内面积有600多平方米，设有开放餐厅、活动室、卫生间、洗衣房、厨房等。孩子的活动场地包括两个室内体能活动室、一个悬空泳池、一块菜地和一块沙地。该园采用意大利蒙特梭利教学法，开办游泳课、打架课、儿童财商课等课程，培养孩子认知、体能、艺术方面的能力。目前，每个小孩每个月交的费用为1千元，公司每年额外投入两百多万元用于幼儿园的日常运营。

这所幼儿园在芬尼创意园投建之初就被纳入规划。目前，芬尼共有员工一千多名，其中800多人在芬尼创意园办公，而创意园地处广州南沙区，较为偏僻，周围幼儿园少。芬尼的年轻员工比较多，如果员工早起送小孩上幼儿园再来上班行程很赶，下午四点半孩子放学公司还没下班，员工又接不了孩子。为解决这些困扰，芬尼幼儿园应运而生。

风险与博弈

企业没有义务解决员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若能在这方面出一份力，看起来确实建立了与员工更为亲密的关系纽带，但这条纽带需要汲取来自企业的营养。

距离芬尼创意园70公里左右的东莞松山湖台湾科技园一处，清澜山学校的校区正建设得如火如荼。清澜山学校是一所国际化学校，计划开设幼儿班、学前班、小学、初中、高中，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清华附中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日常运作。

2017年秋季学期，清澜山学校首次招生。经济观察报记者从清澜山学校招生处获悉，目前学校有学生300多名，教师将近100名。因为是公开招生，招生政策没有对华为员工特别倾斜，但有些班级，华为员工的子女人数占比60%。

华为对清澜山的投入颇多。新校区的工程概况显示，建设单位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程造价为1.13亿元。目前，清澜山学校正在华为松山湖南方公寓办学，预计2020年迁入新校区。清澜山学校官网介绍，当年任正非亲自出面促成华为与清华附中的合作。清澜山学校招生处介绍，首期招生时华为员工子女终身学费八折，今年招生时，华为员工子女给予第一年学费八折优惠，而清澜山每年的学费在18-25万元。

华为在东莞松山湖投建清澜山，与华为的搬迁密不可分。今年7、8月份，华为8千余名员工从深圳迁往东莞松山湖。清澜山学校招生市场部总监乔拯克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分析，清澜山学校并不百分百匹配华为员工子女，清澜山在吸引高端技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子女方面更有优势，松山湖作为东莞市政府大力支持的高新区，未来企业会需要更多高端人才在松山湖落户。

在东莞松山湖办公的华为员工，如果想将孩子送进国际学校，清澜山是家门口的选择。尽管清澜山校内人士认为在学校招生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实现盈亏平衡不是问题，但在清澜山“断奶”之前，华为至少得在资金上支持其发展，这是上亿元的投入。

相对来说，办所幼儿园投入没有那么大，但如何管理依然是需要思量的问题，携程亲子园的虐童事件就是血淋淋的教训。今年9月份，携程亲子园虐童案一审开庭，公诉机关指控亲子园工作人员在2017年8月至11月案发期间，采用以芥末涂抹或让幼儿闻嗅、持芥末恐吓、喷洒液体等方式进行管教，且有推搡、拉扯、拍打幼儿行为，8名被告人行为均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告人也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虐童丑闻曝光后，携程免职现任人力资源副总裁和前任人力资源部副总裁，携程CEO就该事件发通报称：“我们的初衷，是想做一件正确而且惠及员工的好事，但是因为缺乏经验，更因为不够重视，在监管上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以致出现非常令人痛心和无法接受的后果。”

10月23日，经济观察报咨询携程公关有关亲子园近况，得到的回复是，虐童事件后停业整顿，之后没有再办。

尽管疏于管理被千夫所指，但携程办亲子园的出发点可以理解。知道没有资质运营亲子园，在上海市妇联的推荐下，携程选择第三方机构负责亲子园的日常运作，亲子园就设在携程总部的办公区。虐童丑闻曝光时，携程高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携程担负亲子园的装修费、每月的租金水电费，但孩子的托管费和伙食费均由第三方收取，携程没有经手，亲子园的员工也由第三方负责招聘。

当记者提起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时，宗毅表示：“自己认真管就不会有风险，企业高管孩子也在里面，谁敢乱来？”芬尼幼儿园是自营的，幼儿园员工也由芬尼自己招聘，享受芬尼员工待遇。

不过，芬尼幼儿园并不满足广州市幼儿园的开园要求。广州市幼儿教育的管理规定要求幼儿园园舍独立。广州市教育局在2017年10月公告的《广州市幼儿教育管理规定（修订案）》，要求幼儿园有独立的财务、幼儿园教师需持有幼儿教师资格证，但芬尼幼儿园只有两个老师持有幼儿教师资格证。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局督导室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教育局确实要求幼儿园老师需要持有幼儿教师资格证，但一些民办幼儿园没法招满持证老师，便放宽要求。

责任与价值

尽管在当下，公司愿意为员工子女办幼儿园是件难能可贵的事情，但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企业做这样的事情算不得稀奇事。

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企业办社会的现象。所谓企业办社会，指企业建立和兴办了一些与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联系的机构和设施，承担产前产后服务和职工生活、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能。

据《人民教育》期刊的描述，1994年，企业幼儿园在园幼儿326万人，占全国在园幼儿总数的12.4%。在一些城市，企业成为主要办园力量，广州市企事业办园数量达到全市的36%，青岛市占到45%，武汉市占到77%，株洲市占到95%。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围绕“企业要不要将自办幼儿园剥离出去”的讨论很热烈。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有企业办幼儿园逐步被分离出来成为社会园，这也带动民营企业不再给员工办幼儿园。

2001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企业办幼儿园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随着企业改造的深化，转换经营机制的发展，企业如何处理好自办的幼儿园问题，引起家长和社会的关注。企业幼儿园可以实施“承办制”，让幼儿园自负盈亏；企业确有困难必须停办自办幼儿园，需教育部行政部门审批，批准停办的企业幼儿园，要做好后续工作，可以移交教育部门管理或民办公助。

当年，企业不办幼儿园是为了减轻负担，让市场力量承担起办园的职能，因而也有人说，企业办幼儿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企业不愿给员工办教育不难理解，此事不光费钱，还费心力。

但芬尼并不是大企业。创办于2002年的芬尼，主要从事空气能热泵、净水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16年，芬尼科技挂牌新三板，今年7月又自行决定摘牌。愿意背负起办幼儿园的担子，或许跟芬尼与员工利益深度捆绑的企业管理有关。

2005年起，为留住有能力且又有心创业的员工，芬尼摸索且实践出自己的一套方法：裂变式创业，让员工投钱成为公司的子公司或者上下游公司，芬尼一开始会是新公司的天使客户。目前，芬尼已裂变出10多家企业，芬尼创意园办公楼的二层，用于孵化创业团队。

宗毅不相信纯职业经理人。在他看来，职业经理人想要把公司做大，这样他的工资才能越高，手里的资源才能越多，但股东想要的是利润。宗毅也不相信干股，觉得不能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员工会担心实现高利润时，老板不分红。宗毅更不相信兄弟情义，他非常不理解为何有些企业老板，愿意接受自己酒肉朋友的投资，也不愿意接受跟自己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员工的投资。“不要用兄弟情义去追求共同利益，而要用共同利益去追求兄弟情义。”宗毅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在宗毅看来，并不觉得在公司里办所幼儿园很突兀。由于父母在新疆工作，出生于新疆的宗毅，小时候就是在父母单位办的幼儿园长大的。

“（每年花）两三百万元，留住的是员工的心，得到的是社会的赞誉，值得。”宗毅如是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评估芬尼幼儿园存在的价值。在他看来，两三百万元的电视广告转瞬即逝，还不如口口相传的真实福利给公司带来的美誉度。

宗毅曾经参观过一家校友企业，其它东西都没留下印象，就记住了办公楼顶的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