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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的道德底色

周泽雄2018-11-05 14:42

【银幕笔记】

谍战片是我偏爱的类型,马龙·白兰度在《谍舰》(Morituri,1965年)中扮演的凯尔先生,是我最喜欢的银幕间谍之一。

1942年,从东京出发的德国货船英戈号,满载可供纳粹战车使用三个月的7000吨橡胶,驶往德军控制下的法国波尔多。英国人觊觎这些战略物资,他们找到了隐姓埋名的施罗德。施罗德原是一名德军工程师,颇受党卫军器重,但出于热爱艺术、崇尚自由的散漫天性及“厌恶一切战争”的私人原则,他成了一名逃兵,靠一笔从德国卷走的不菲银两和一张假冒的瑞士护照,在英国人控制下的印度逍遥度日,整日与书籍、音乐、名画相伴,家里时有美女出没。

英军斯塔特上校给施罗德的指令是:以党卫军工程师凯尔的名义登上英戈号,伺机拆除船上可供自毁的炸药,确保盟军发起攻击时橡胶完好无损。上校和施罗德都知道,此行风险极大,施罗德多半无法生还;上校还知道,施罗德尽管具备从事此项工作的专业技能,性情上却距该使命最远。施罗德注重个人隐私,鄙薄国家观念,对希特勒虽无好感,但他曾是德国军人,且德国军队此时正主导着欧洲战场。作为个体,内心秉持反战姿态,与公开对抗本国军队,毕竟不是一回事,英国人凭什么强人所难?

就算英军的动机有可贵之处,他们劝说施罗德的方式,委实过于卑鄙。若施罗德拒绝,上校威胁把他作为战俘,空投回德国,用来交换本方战俘。施罗德作为德国逃兵将要面临的悲惨下场,就是英国人的交易筹码,施罗德概括为“道德堕落的勒索”。他面临的选择是,在十七层或十八层地狱里任选一层。十七层更凶险诡谲,好在留了一扇生门。

于是,为了生存,施罗德不情愿地变成了党卫军工程师凯尔先生。与习见的间谍不同,马龙·白兰度扮演的凯尔,有着浓重的颓废艺术家气质,说一口文绉绉的台词,配上不太纯正的英语(也许在模仿德国英语),产生一股老旧韵味。我们知道间谍须养成双重人格,如英国间谍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所说:“所谓间谍,就是在扮演自己时,同时扮演‘外在的自己’。”但凯尔显示的性格更多,也更繁复,观众较难分辨哪些是他的自然天性,哪些是他的刻意假扮和随机应变。他理应对周遭险情洞若观火,外观却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漠然,他在甲板上考察各色人等时,步履飘逸,像一名正在观摩画展的游客。船上除了军人、船员、隐秘的盖世太保,还有若干政治犯,危机四伏,但是,无论面临何种冒犯、突遇何种险境,凯尔先生一如既往地说着沙龙味十足的社交语言,似乎扔给他一只乞丐的破碗,他照样会依照宫廷礼仪如式进餐。他身上那股局外人般的冷静,不像是刻意追求的品质,倒像是一种独特的病态:他就是天生的冷静狂,大难临头也不忘替自己默默倒计时;让他面露惊恐反而是一件天大难事。上船后他有条不紊地拆除着炸药,还与伺机哗变的政治犯取得联系,当然,这些事都得偷偷干,而在别人眼里,他又好像一直在轻哼着小曲,浑身散发着百无聊赖的气息。

观众对凯尔身上英雄品质的确认,肯定会有所延迟,因为在表象层面,他们最不可能从凯尔身上看到的,恰恰就是所谓的“英雄气概”,他懒得瞪出机智的眼神,对谁都不屑于口吐豪言——真正的间谍,也许正该如此。

尾声处,硝烟弥漫、即将沉没的英戈号船上只剩下凯尔与米勒舰长(光头影帝尤·伯连纳饰)。凯尔还有一条生路可走,他用手揉着眼睛,用一种融合了社交礼仪的优雅以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的慵懒口气,对米勒舰长说:“我不认为你会为我发送无线电消息,是吗?”舰长笑了,随即发出了无线电救援信息。忧伤的吉他流转不已,影片戛然而止,英美军舰能否及时赶到,未作交代。可供观众揣测的信息,只是拉丁语片名“morituri”的寓意,意思是“死亡”。

凯尔具有突出的品质和能力,他原非训练有素的间谍,但出于本能的求生意志,他身上的危机处理细胞全面激活,展示了堪称典范的间谍素质。我甚至觉得,他展示出的能力多于间谍的要求,遂能以一副好整以暇的从容,处理种种难局。他从不缺乏勇气,情急之时的身心反应不亚于著名银幕特工詹姆斯·邦德,但与邦德随时准备燃烧自己的战斗能量和荷尔蒙储量不同,凯尔更愿意像狮子那样随时躺下,高卧酣睡。置身于多维的紧张环境,节约而非挥霍勇气,分配而非消耗智力,既是他的间谍技艺,也是他的生存之道。站在间谍角度,凯尔的做法更可取,也更可信。

诚然,如是文学作品,作者需要对主人公的行为和心理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无权只写行为,不涉内心。电影中的角色由真人扮演,只要演技出众,就会获得一种虚拟的真实性和免检权。观众经由演员的表演成为近距离的目击者,就像生活中面对某个费解人物那样,他们会默默地观察他,分析他,不会贸然要求他就自身行为作出说明。对角色的别致人生不加解释,是电影的特权,也是其魅力所在。一旦观众认可了演员的表演,这个人物就走向了真实之境,我们宁愿琢磨他,玩味他,也不愿否认他的真实性。我琢磨凯尔的时间越长,对间谍作为一种不道德职业的审美特性,就越痴迷——审美属性总在道德之上。

另一方面,只要谈论间谍,道德就会构成一项审美构件,即便我们不打算从抽象正义的角度去推敲它,它也会不停地撞击观众的良知。

以凯尔为例,他公然声称,相比于拯救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我更在乎自己的生命。”不难推想,若给他下命令的是法西斯一方,他也只能去做,并且做得同样出色。而口口声声强调“为了保护千百万人生命”的英军斯塔特上校,在对凯尔进行“勒索”时,更是把基本的伦理踩在脚底。这正是间谍职业的魅惑之处:即便抱有无懈可击的正义出发点,仍有着与生俱来的丑陋。

与军事相关的间谍,是一项在国际争端中用非法手段捍卫国家利益的行为,鉴于一国的利益不可能平等兼顾他国利益及人类的整体正义,间谍行为对道德的违背遂无可避免。我们在很多间谍影片里都看到类似情节:特工受相关部门指派前往他国从事间谍活动前,总会被预先告知:如果你出了意外,国家将装聋作哑,拒绝承认。甚至,让间谍自带可供自尽的奇妙玩意(嵌在牙床后的氰化钾药片,或一根藏在硬币里的毒针),也是必要流程。政府的装聋作哑更是全面存在,即使某个间谍行为无损于国家形象,政府也不会鲁莽地出面更正,因为那将落下一个把柄:凡未予公开否认者,皆属默认。当意外的性质足够重大时,有时总统也会无视自身形象所要求的道德权威,公然介入否认游戏,比如,获知苏联人击落了美国U-2侦察机并俘获飞行员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发布了一个谎言:“一架气象飞机飞离了航线。”影片《间谍之桥》(Bridge of Spies,2015年)涉及了这段历史,但忽略了总统的谎言。

正因为政府从事间谍活动会陷入深重的道德危机,他们对自己的间谍提出了苛刻的道德要求:你必须把爱国心维持在这种高度,无条件接受国家对你的背叛;国家对你的背叛构成爱国心的最高检验。在以中央情报局(CIA)特工杰森·伯恩为主角、中文译为《谍影重重》的系列电影里,伯恩遭到多任上司持续十余年的无情追杀,起因则是中情局上层的一个误判,他们认为这位不慎失手的顶尖杀手,对自己的处境心怀不满,这是不能容忍的。其实,伯恩只是患了失忆症而已。

有意思的是,英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将间谍的道德黑暗视为寻常并坦然接受的国家,不仅如此,他们还将间谍技艺视为一种国粹,并在个别精英圈子里对它加以珍视。在著名演员罗伯特·德尼罗亲执导筒、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谍机构元老爱德华·威尔森(马特·达蒙饰)为传主的影片《特务风云》(The Good Shepherd,2006)里,威尔森的成长就包含了英国老师的悉心指点,迈克尔·刚本扮演的英国老师告诉他,英国人已经“将情报工作发展成一项黑色艺术,他们需要美国人的帮助,但又普遍看不起美国人”。得益于英国式黑色光束的指引,威尔森由一名懦弱的文学爱好者,逐渐成长为一个冷面老吏。起先,英国人授意威尔森干掉他那涉嫌变节的英国老师——理由是:“我们英国人比较质朴,不愿意自己对同胞下手。”——威尔森不忍下手,逮至晚年,他发现怀有身孕的儿媳是间谍时,授意手下把她从万米高空的飞机里活活掷出。在约翰·勒卡雷的小说里,英国人鄙夷美国人的行为屡见不鲜,英美虽是盟友,但“老总像圆场的大多数人一样,瞧不起美国人和他们的一切活动,对他们的活动还常常设法加以破坏”。

英国人不回避、也不讳言间谍的道德困境,他们还愿意探索本民族在情报方面的传统。学者琳达·科利在《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一书中,将该传统追溯到18世纪英属印度殖民地那些“冷酷无情、肆无忌惮……异常活跃的苏格兰人”,进而指出:“今天,苏格兰人在英国的外交部及其外交事务中仍然人数众多,而且,在其情报部门中似乎更是占据了高级职位。”她还援引了勒卡雷的小说《史迈利的人马》,书中史迈利曾多次感叹:“苏格兰人对隐秘世界为何情有独钟?”她的结论是:“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在最著名的间谍小说中,代号007的詹姆斯·邦德,是一位一枪毙命的神枪手、善耍阴谋诡计的人、深藏在幕后的终结者、性感的运动健将和残忍的爱国者,他与其作者一样,也是一个苏格兰人,这些难道全都是巧合,他履行的又是谁的意愿?”

好莱坞也热衷于拍摄他们的特工英雄,但出于一种美国式政治正确,片中的情报要员多被赋予反派特征,《谍影重重》系列里,除了琼·艾伦扮演的一名受到排挤的女性高层,所有上层人物都透着邪恶和凶残。在具有英伦风味的间谍片里,哪怕军情六处(一名“圆场”)上司的行为更加卑鄙,观众也感受不到编导对他们的批判或丑化;英国人像接受足球比赛中的合理冲撞那样,容纳这些丑陋。影片《伊普雷克斯档案》(The Ipcress File,1965年)中,上司为了查出一个双面间谍,让迈克尔·凯恩扮演的间谍帕尔默充当牺牲品,受尽折磨,但在影片结尾,罗斯上校的形象仍不失正面。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2011年)里,加里·奥德曼扮演的“圆场”老手史迈利谈起自己的克格勃老对手卡拉,超然于意识形态之外,表情沉醉,竟似怀念一位惺惺相惜的老友。只有将间谍之道简化为一种单纯技艺,方能具此超脱。

大英帝国的没落,使英国的间谍机构不复往日荣光,但既然别的国家拒绝炫耀自己的情报成就,好莱坞又沉迷于烧钱式大制作和浅显的批判性,观众就得感谢英国人的坦诚了。有些英国作家(如萨默塞特·毛姆)客串过间谍,约翰·勒卡雷本身更是“圆场”人,对柏林墙熟悉得就像家乡,还形成了若干只有间谍才格外在乎的习性,比如“只有在最严肃的时刻才会一脸伤感地傻笑”。

导演马丁·里特根据勒卡雷小说改编的英国影片《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1965年),几可视为一堂英式间谍的教学课。影片气氛压抑,理查德·伯顿扮演的间谍利马斯,凄苦表情贯穿始终,落魄命运至死方休,验证了间谍是世上最悲情的职业。相比之下,詹姆斯·邦德简直不能算他的同行,正如蝙蝠侠不是好汉兰博的同类。

利马斯是冷战期间伦敦“圆场”驻柏林间谍站的头目,手下一名情报员在穿越柏林墙时被射杀,他责无旁贷,只能回总部接受发落。老总接见了他,亲切地给他倒咖啡(老总知道部下爱好:放两颗糖,不要牛奶),用聊家常的口气说道:“虽然我们的政府是更好的政府,但我们不应该在做脏事上输给对手。在这个特殊的领域,我们对欺骗有各自的衡量标准。无论如何,现实和理想还是有差距的,不是吗?”随即,老总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总部按规定给他降级,利马斯则假装不满,暗中吸引“铁幕”另一边的注意,争取进入对方地界,以“叛国”的方式离间对方一个狠角蒙特。老总告诉他,只要蒙特被处决,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利马斯也将正式“荣休”。

利马斯接受了这份苦差,他变得颓唐、消沉、酗酒,还因囊中羞涩殴打一名拒绝让他赊账的杂货店老板,把自己弄进班房。除了一名信仰马列主义的姑娘佩瑞偷偷爱上他,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柏林墙对面的人果然找到了他,他假装不情愿地变成了“叛国者”,在出卖信息时又假意捍卫某种英国式自尊。东德间谍机构举行了针对蒙特的秘密审判,蒙特眼看将被押赴刑场,蒙特的律师突然请出一名证人:利马斯的英国女友佩瑞——乍睹此景,利马斯的脸部肌肉硬是没有丝毫抽搐。佩瑞对当前处境一无所知,她不明利害地提到了利马斯一个朋友的名字:圆场老总心腹、大名鼎鼎的乔治·史迈利,她说起史迈利主动帮助她,为她买下价值不菲的伦敦住所。利马斯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法官确信蒙特受到了栽赃,遂将那个欲置蒙特于死地的家伙交给了行刑队,利马斯则被投入大牢。利马斯记得很清楚,之前老总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佩瑞,利马斯一口拒绝,恳请总部不要对佩瑞有丝毫打扰,并承诺自己日后不再与佩瑞联系。

次日,当酷吏模样的蒙特偷偷把利马斯和其女友放出,指示他们逃回西方世界,利马斯彻底理清了头绪:蒙特才是伦敦最为珍爱的双面间谍,他本人不过是一枚被老总利用的小卒子,用来让对方怀疑蒙特,总部再偷偷打出佩瑞那张牌,使这份怀疑作废。因此,影片开始时那名被蒙特派人射杀在柏林墙边的英国情报员,其实出自总部授意,意在替蒙特消除疑虑。换言之,利马斯并没有做错什么,老总和史迈利操纵着一切。

利马斯与女友乘车逃往柏林墙的路上,告知了女友一切,佩瑞说:“你们真让人恶心。你们怎么能这样颠倒是非呢?你的原则是什么?”利马斯答:“只有一条原则,适者生存。”女友追问不休,利马斯终于情绪失控,对佩瑞吼道:

你以为间谍是什么,每天研究上帝或是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家吗?不是的。他们只是一群丑陋肮脏的杂种,就像我一样,小人物、酗酒、同性恋、有外遇的丈夫,玩着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明亮些。你以为他们像僧侣一样在密室静坐,平衡着对与错吗?

影片结尾,利马斯爬上柏林墙,转身想拉起佩瑞时,枪声响起,佩瑞倒在墙下。利马斯很不专业地动了真情,他仍然试图救起佩瑞,于是,第二枪射向了他:一个原本活在爱情之外的职业间谍,就此变成了殉情的“罗密欧”。当然,利马斯不死,晚年也未必值得憧憬,他多半会获得《特务风云》里德尼罗扮演的美国间谍教父形容过的下场:“为国家效劳一生,拿着寡淡的薪水,孤独而终,没有朋友。”

利马斯的扮演者理查德·伯顿,原也英俊阳刚,他通过出色的形体约束,把自己演成“泯然众人”的样子,也就是间谍该有的那副怂样。既然从事隐秘工作,长成布拉德·皮特或皮尔斯·布鲁斯南的帅模样,在间谍行当几乎算一种生理缺陷。

从道德角度看,《柏林谍影》里的最大反派,就是利马斯的两名“圆场”上司了,但编导不在此用力,任由两名阴谋家扑闪其忽明忽暗的伦理幽光。实际上,乔治·史迈利还是约翰·勒卡雷系列间谍小说的主角,也是间谍片里的常客,惯以凡俗低调的正面形象示人。作为读者或观众,我们不妨理解编导的中立,他们超然于道德评价之上,通过故事本身而非外在说教,让观众进入沉思。我的浅见是,现代间谍体制也许是一种“必要之恶”,它的运行依赖于机械般精准的冷酷,它的成功是一把双刃剑,总会在人性层面,令行为的主客体双双沦落。当欺骗允许“各自的衡量标准”,欺骗就获得了特许经营权,并以其黑色魅力使局中人欲罢不能。但既然世界本非美妙,单纯痛斥间谍的阴暗,也有过度超然之嫌。

想起007影片《霹雳弹》(Thun-derball,1965)中的两句歌词:“他会得到任何他想要的女人,他会让任何人伤心而不必为之后悔。”对照利马斯的遭遇,所见正好相反:他会失去任何他想要的女人,他只会让自己伤心并遗恨终生。

将缺乏道德底色的间谍世界,打造成大众娱乐的詹姆斯·邦德和杰森·伯恩的世界(两个角色的姓名缩写都是JB),也许是该阴暗世界唯一值得肯定的一抹亮色。至少,大众得到了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