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宋笛 杭州报道 “打call‘双11’：跨境五年，不忘初心”，大红色横幅上标着这样一句话。

这条横幅出现的位置并非某家电商企业的办公楼或者某个巨大的仓库，临近“双11”，这条横幅正挂在位于杭州下沙的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以下简称：开发区海关）一处办公楼内。

开发区海关所处的杭州出口加工区成立于2000年，是中国第一批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加工出口贸易区，出口加工区成立一年后，中国正式加入WTO，并彻底激活了出口这架“马车”。

从2014年地方政府在出口加工区内部租用仓库厂房建立下沙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开始，改变的迹象就逐渐出现：此前部分用作出口加工的工厂陆续被改造成跨境电商的保税仓库，这些仓库内已经满满的码放了来自德国、澳洲等经济体的商品，等待“双11”的到来。

2015年，杭州获批建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后，下沙跨境园成为杭州三个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之一，并更名为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下沙园，包括天猫、菜鸟、心怡等电商平台、仓储运营商陆续入驻，至2018年，已经有30多万平方米的跨境电商保税仓库，每天平均有14.8万单的跨境商品从园区被运至全国的消费者手中，其中绝大部分的货物来自于天猫、考拉两个电商平台。

在过去的四年时间中，跨境电商行业的开展正在逐步改变开发区海关的业务逻辑、技术系统甚至是机构设置、监管理念，而支撑这些改变发生的背后是不断上涨的业务量以及从国家到地方政府政策意图的支撑。

“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致辞中表示。

从出口到进口、从制造到消费，从集中到零散，这一些发生在经济增长底层增长逻辑的变化需要也正在对中国经济、治理等方方面面带来改变，正如发生在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下沙园区中的情形一样。

“跨境电商和传统的出口不太一样，它是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在这种模式中，C端的用户更多的参与到国家贸易了，这对于我们海关的监管理念、监管手段和监管模式都形成了比较大的冲击，而我们也需要作出改变”，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监管科科员秦途捷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一个新的正科级机构

秦途捷做了一个乐观的预测。往年的“双11”，秦途捷曾经连熬过两个通宵，而今年他可能只需要熬一个通宵。在正式成为一名海关工作人员之前，秦途捷并没有料想到自己的工作节奏会受到一个消费节日如此巨大地影响——在今年“双11”，这个平时不足两千人的保税区将会突然涌入接近一万名工作人员，包括其他业务区在内，整个开发区海关体系将调动起来应对挑战。

秦途捷所在的部门是跨境电子商务监管科，这是一个2015年开发区海关专门成立的正科级机构，成立的目的即负责统筹跨境电商的相关事宜，目前已经成为了开发区海关内最大的科级机构，包括12位科员、4位协管员和10位特保。

这个科室的成立起源于2014年的经历，在这年的“双11”涌入的至少50万单的跨境电商业务量让开发区海关压力倍增。

跨境电商呈现出一些与传统大货贸易截然不同的特征：审价逻辑是依据消费者实际购买的价格，而传统大货进关则是依据合同箱单发票；跨境电商多了清单管理的环节——相较于传统大货，跨境电商的管理需要细化到国内个人消费者，而传统大货是没有这一环节的。此外，跨境电商对于清关、查验的时效性要求极高，传统大货则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

“跨境电商几乎在通关、查验、加贸、关税等各个环节都有突破性的改变，为了适应这个改变，我们成立了跨境电子商务监管科”， 秦途捷说。

从中吸取经验的开发区海关在新科室的策划下，应对跨境电商的需求对业务流程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比如先让货物进保税区，进区后先理货再报关，以便提高货物入区的效率；此外开发区海关还在系统中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账册，这个账册可以精准至最小的商品单元值，比如可以区分出同一批商品同一个品牌的矿泉水，不同毫升数的价格和数量，按照秦途捷的介绍，这种措施可以让税收和海关监管更为精准。

新措施的实施带来了信心，但即便如此，压力依然难以摆脱，2017年“双11”业务量达到了430万单，而今年“双11”预计会达到900多万单，按照电商平台的期望，其中60%的订单要在头三天中完成清关。

虚惊一场的唐韧

2017年11月11日零时10分，坐在数据监控屏幕前的菜鸟国际技术负责人唐韧死死的盯着屏幕上的通关量数据，在交易量快速攀升的同时，通关量数据却毫无变化，这有可能意味着2015、2016年的情形会再次上演——海关的通关效率无法支撑巨大的交易量，部分关区出现了卡单现象，很多商品甚至迟至1个月后才能送达到消费者手中。

在这年“双11”到来前两个月，即2017年9月，中国海关总署科技司带队来到阿里集团，与阿里的技术团队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共创会。

科技司负责人率领的是整个海关体系的技术中坚，其中包括各个关区的技术专家。从2014年“跨境电商元年”起，飞速增长的跨境电商订单量让海关原有的技术系统压力不断增大，改变需要立刻发生。

由于阿里的技术系统此前已经经历过多年“双11”订单高峰的挑战，其中获得了大量应对的经验，海关和阿里希望能够利用这些经验辅助建立一个更加高效、稳定的技术系统。

在此后的两个月时间中，菜鸟协调了近百名技术人员和海关总署的技术团队进行了7次全链路的压力测试，覆盖了全国的海关系统，还专门建立了数个技术交流群，用来沟通平时和“双11”遇到的各类技术问题。

“和我们之前设想的不一样，海关的技术实力很强，而且工作节奏也很快，国庆、中秋我们一直没有休息，都在加班”， 唐韧说。

2017年11月10日，即将到来的“双11”是这两个月奋战的最终“大考”。唐韧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当晚23点50分，身处在项目室中的他感觉到仿佛身处于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的一幕场景中——决战即将来到，尽管同事们仍尝试用聊一些轻松的话题来缓解焦虑，但那种语调中掩饰不住轻微的抖动。

零时15分，此前毫无动静的通关量开始迅速增长，并逐渐赶上了订单量曲线，沉寂的5分钟仅仅是由于监控系统的数据时间差。

唐韧虚惊一场。在这年“双11”的24小时内，海关完成了1100万单通关量。

全新的理念

10月底，位于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下沙园区的菜鸟仓库已经码放得满满都是货物，这个仓库总计能容纳1900多万件商品，目前已经储存了1800多万件，这些商品来自于在电商平台入驻的200多家电商企业，在“双11”高峰期间，预计将会有2000名员工在这个仓库内工作。

这只是中国跨境电商的一角，伴随着从进口和消费动力的快速兴起，中国的跨境电商正在经历一次快速的膨胀，可以预见，其发展速度将丝毫不会弱于2001年入世后迅速膨胀的出口量。这也意味着，无论是技术的升级或者是工作流程的调整，如果延续原有监管理念，跨境电商的订单量将会不断冲击海关监管和投入成本间的平衡。

“我们正在尝试一种全新的监管理念，由海关来监管电商平台，然后由电商平台来监管平台内的电商企业，最后由电商企业来监管商品”， 秦途捷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为此，2018年上半年，开发区海关建立了一个信用综合管理体系，利用一系列风险参数比如报关单的改单率等，对园区内的电商平台进行了信用评分，按照评分结果，园区内的电商平台将会被分为高资信、一般资信和低资信。

“高资信的企业能够享受一系列的通关便利，系统抽检率也会低于其他资信的企业，但是高资信企业的门槛很高，这样的平台在园区内的数量很少”， 秦途捷说。

作为这一体系补充的是事后监管，杭州海关建立了一整套跨境电商的风险防控系统，利用大数据对电商平台的行为进行事后监控，一旦出现失信情况，将会极大的影响其信用评分。

在这一体系之下的是电商平台对于电商企业的管理。唐韧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阿里也正在建立一个内部的信用系统，通过对消费者和电商企业进行打分，区隔处高危企业、健康企业和高诚信企业，信用结果将会用于向海关申报监管方面。

“跨境电商拥有巨大的订单量，同时还表现出来的高频次、碎片化的特点，在这种形势下，仅仅靠政府职能部门已经很难面面俱到，需要让企业参与到治理之中”， 秦途捷对经济观察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