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网络公益与扶贫：消除饥饿与贫困”论坛上，拼多多创始人及CEO黄峥发表演讲，分享拼多多扶贫助农的实践与思考。黄峥表示：以“拼”助捐，扶贫是本分。

黄峥进一步解释了这句话，即互联网企业参与扶贫工作，核心是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让贫困地区有产就有销，多劳能多得。

商业模式上的本分更持久

其实我觉得，要做更精细的解读的话，那么，这句话实际上指的是商业模式与扶贫的激励相容。所谓“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维茨(Hurwiez)最早提出来的。在哈维茨创立的机制设计理论中，“激励相容”是指：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其个人行为会按自利的规则行为行动；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安排，使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企业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更简单地说，就是赚钱的时候，把扶贫也做好了。

其实，对于扶贫来说，我倒是觉得，比起“内心的本分”，企业价值观、文化上的本分，更重要的、更持久的，是商业模式上的本分。即企业模式与扶贫的激励相容。这个东西远比说的、宣扬的愿景更重要、更真实。

在一个社会中，达官显贵、商贾名流，参与扶贫，这是自古代社会就开始延续的惯例，只是在现代社会，随着慈善概念的生发，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知名品牌、企业家，纷纷跻身慈善，这既是企业、企业家良善愿望的体现，也是企业形象上需求。但是，不同的企业来做这个事，还是有差别的。

调性与扶贫

比如，一个奢侈品牌，参与扶贫，这当然是好的。但限于品牌的调性、商业模式、客户定位，往往是投一笔钱，不可能做到非常地深入，也不可能与企业本身绑定。

可以做这样设想一下，比如一个奢侈品品牌推出一款钻石胸针，这款胸针的大部分利润，都用于捐赠一所希望小学，或者捐赠一个白血病患儿。这样的胸针，当然很贵，比如30万。戴这样胸针的名流，当然既显示实力，又显示爱心。但是，这样做，并不可持续，因为对品牌还是有伤害，因为若价格中的大部分用于捐赠，对消费者暗示的是本身品质的下降。

当然，还有一种模式。

以河北临城县为例，这个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建于一片荒石乱岗之上。1994年，临城县被定为国家贫困县，2012年又被定为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贫困人口7.24万人。这个县有一个优势项目就是养蚕，自汉代起，临城便是丝绸之乡。

临城的干部在扶贫工作中调研发现，山东日照有一家丝绸公司，叫海通茧丝绸，该公司的产品销往日本、韩国和欧洲三大高端生丝市场，是爱马仕、LV等国际奢侈品牌的原料供应地。然而，海通目前的出口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他们希望临城大力发展养蚕业，海通以保护价收购。这其实，就等于把奢侈品品牌与扶贫联系起来了。但是，奢侈品牌的需求量毕竟很小，其对原材料的收购价格，也不可能太高。所以，奢侈品企业本身的发展，仍然与扶贫几乎独立。

这种类型的企业，自己存续没问题，不断为扶贫补血即可，从而赢得社会形象。但是，也要看到，企业自身的发展与扶贫，是两条线，没有太大关系。

除了这种企业类型，还有一种就是社会企业的模式。所谓“社会企业”，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而非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比如，有“穷人银行家”之称的孟加拉经济学家莫哈莫德.尤努斯，他是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也译作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开创和发展了微额贷款的服务，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信用的人。在中国，茅于轼也通过私人资本，开创信贷实验,为贫困农民提供资金，或用于治病、治伤及求学，或用于买化肥、经商、出门打工等生产活动。

但是，社会企业有个问题就是，企业的存续面临很大问题，往往自身都需要外部输血。孟加拉乡村银行，还有茅于轼的信贷实验，都靠他们崇高的人格魅力号召，从而得到源源不断的外部补血。所以，这类社会企业，也并不可能成为企业参与扶贫的主体模式。

但对拼多多而言，在“拼”的模式下，企业本身的发展与扶贫，就成为一件激励相容的事。从这个角度，黄峥说过的话，其他人也说过，可能还说得更好，但是，拼多多的商业模式的内生属性，使得拼多多在扶贫这件事上，比其他商业模式更有效。

“拼”出来的 “流量农民”

先简单地说，拼多多在扶贫上的优势，在于它本身的商业模式，造就了“流量农民”。

流量，是这个时代的最珍贵的资源，无数人为之疯狂。在传统电商模式中，流量虽然可以带来利润，但流量本身就很贵。曾经有人在首页图片中挂出“非买莫点，一点我就要付八毛”的图片。可以想见，农产品价低利薄，无法负担这个流量成本。所以，互联网时代，鲜有农民能通过传统网站上获得流量。也就是说，传统电商模式，无法从模式层面惠及农民。

以“拼”的方式，低成本地汇集了流量，降低了流量的价格，并把流量导向农产品、导向贫困山区，在短时间内迅速整合供需两端信息快速消化掉大批量的当季农产品。互联网，也从农民眼里高高在上的存在，变成了身边触手可及的“生活部分”。对农民来说，这也等于是第一次从商业模式上改造了农民这个职业。“互联网＋”造就了“流量农民”。

扁平的渠道，向城市居民提供了更新鲜、更便宜的农产品的同时，中间渠道被压缩，农民得到利润更大。基于这一模式，拼多多才可以将全国679个贫困县的农田，和城里的写字楼、小区连在一起，成功建立起了一套以“拼”助捐的可持续扶贫机制。显然易见，这是商业的成功，也让农民觉得可持续、可接受，有尊严。

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

对农民来说，比简单进行资助更重要的是，要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正如习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也强调：要“注重激发内生动力。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

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不仅赋予拼多多扶贫的优势，反过来，也使得拼多多本身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短短三年，不仅卖出109亿斤农货，在贫困县带动返乡就业青年超过5万人，扶植起10万农户，自身也汇聚3.44亿用户和超过200万商户。

所以，商业模式的内生慈善性，才能做到扶贫与企业发展的激励相容，才能做到企业发展与扶贫，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才能具有持续性与可发展性。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如果说得更精确一些，商业模式之善，是最高效的善。

客观来看，自上市以来，拼多多遭遇的非议够多，处于舆论的漩涡，无需多说。拼多多想获得舆论广泛认可，要走的路似乎还很长，真正让人们从他们的商业模式中感受到生活富足、有奔头，或许是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