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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文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不能依靠“货币+基建”拉动的形式应对当前的局面，而是要在坚持宏观审慎的框架和环境下，做好减债、减税、盘活资源、保障民生等工作，化被动为主动，不断优化金融环境、激活经济活力和长期经济动力，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警惕经济动能不足的风险

从国内国际形势发展来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从国内来看，虽然我国总体保持稳中向好的局势，GDP、CPI、PPI、PMI、城镇调查失业率等等一些经济指标都处于合理区间，一些新动能在逐渐成长。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发展中的矛盾尚未解决，并且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没有得到良好解决，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占据了大量的国有经济资源，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低效使用；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恶化，出现了融资成本抬升等问题；征管的强化冲销了减税降费的部分效果，削弱了企业的获得感；“成本抑制”现象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企业发展能力和竞争力受到制约；房价上升、股指下跌等因素，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等。

上述问题和矛盾相互叠加，给企业发展和居民生活带来很大压力。相当一部分实体经济，特别是是中小民营企业利润下降、经营困难、发展无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具有经济增长先行指标意义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5.4%。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4%，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疲软和萎缩的趋势。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2%，虽然仍处于扩张区间，但回落趋势较为明显。此外，社保征管变革、房地产税的推行等因素，都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从全球经济来看，贸易摩擦、全球税收竞争、全球金融风险等因素，给我国的制造业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可能削弱我国发展动力。贸易摩擦实际上是大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一个反映。能否在这场“赛跑”中胜出，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制度变革，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国内的问题。对于我国而言，就是要解决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赛跑”立于不败之地。

二、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

经济动能面临不足的风险，我国的宏观政策“闪转腾挪”的空间受到压制，货币政策难以解决动能不足的深层问题。一旦采取货币“放水”、基建拉动的形式应对当前的局面，就可能进一步扭曲当前的经济结构，将经济逼上“死角”，减少了回旋余地和从容。我国经济仍具有保持健康发展和中高速增长的诸多优势。今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以调整资源和利益分配格局为重心，激活中国经济全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此，需要做好三件事、解决三方面问题：

削减地方债——解决金融环境和地方压力问题。地方债是当前财政金融问题的“集中症结点”。地方债存量仍成为压制地方发展的一座“大山”。财政部公布的16.47万亿元显性债务，按年利率3.5%计算，地方政府一年承担的显性债务利息约0.57万亿元。但如果算上隐性债务，地方政府的负担和压力就会剧增。综合各方判断，以地方融资平台企业为主的隐性债务保守估计不低于30万亿元，如果按年利率5%—10%计算，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企业一年需要承担的隐性债务利息成本就高达1.5万亿元—3万亿元。有的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连债务利息都承担不了。地方债，不仅挤压了其他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的金融资源，制约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而且造成了财政资源的扭曲，挤压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一旦地方债存量得以实质性削减，不仅可以在不给企业造成资金紧张的局面下，实现降杠杆的目的，而且可以释放出大量的金融资源，减轻金融环节和地方政府的压力，解决了金融环境问题。

系统综合性减税降费——解决经济活力和动能问题。虽然削减地方债解决了金融环境和地方压力，但是解决不了经济动能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是要减税降费。当前，实体经济不赚钱，资金就有可能流向房地产领域，这也是当前我国经济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怎么办？需要落到改善营商环境、运行成本以及企业的利润上，解决资金收益率的问题。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确实降低了一些企业的税费负担，但零敲碎打式减税降费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一方面，减负的力度不够，降低的数量不足以激活经济；另一方面，受征管强化、传导机制不畅等原因，降低了企业的获得感，特别是多数中小企业难以享受减税红利。此外，零敲碎打式的减税方式，不利于引导市场预期，甚至导致“出力不讨好”的状况。防范经济动能的衰减，必须以综合、系统性的方式，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只有中小企业真正感受到减费降税的获得感，带动实体企业收益率好转，才能引导资金流到实体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推动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

盘活、优化国有经济资源配置——解决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问题。使资源向效率高的部门流动、配置，是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的根本途径。一些国有企业非主业务扩展过度，“僵尸企业”、特困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占据了大量的国有经济资源，降低了国有资源使用效率，削弱了中长期经济增长动能。同时，不利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国有企业的主导力、控制力和全球竞争力，要靠提升核心竞争力来实现。靠“铺摊子”、“扩非主业务”等实现的“大”，实际上是一种“虚胖”，不利于国有企业发展主业、聚焦于提升核心竞争力。

只要资源和利益分配格局得到有效调整、优化，企业和居民都得利，经济也就活了，再辅之“保障民生”这张牌，逐渐消除社会焦虑情绪，增强经济韧性和社会稳定性，这样我们在贸易摩擦和竞争中就有了更大的底气和资本。

三、激发经济发展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激活经济发展活力必然面临利益调整、盘活资源等难点和障碍，但制约发展的深层矛盾不会自动消除，高质量发展也不会自动实现。因此，我们亟须破除发展桎梏，通过减债、减税、盘活资源、保障民生，化解经济动能衰减的风险，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依据债务产生的性质，分类治理地方债。由于各地资源状况差异很大，各地债务形成的资产也并不相同，所以处理地方债存量必须坚持一地一策，灵活选择资产出售、资产置换、股权转换、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消化存量债务。一是按照债务形成资产的性质，对于有现金流的、市场属性较强的项目，按照市场化原则，正常地削减资产和债务。二是对于投向交通运输设施和市政建设形成的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可根据情况，或者将这些资产与负债“装进”各省公共事业类上市公司，或者盘活城市资产、配置土地等方式化解。三是对于无现金流的公益项目以及“纯吃饭”形成的消耗，则盘活资源、出售资产、财政偿还的形式处理。同时，加快整合、改革融资平台企业，降低市场对其融资及相应债券的疑虑，在提高其融资能力的基础上，逐步消化整合前的债务存量。

实施综合、系统性减税降费。统筹税费关系，完善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消除抑制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税收因素。采取降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相结合，以便照顾不同企业状况，提升减税的普惠性。一是下调增值税税率，将16%的税率降至14%左右，取消10%的税率档次，形成14%和6%两档税率结构；二是将企业所得税降至20%左右；三是降低社保费率，将基本养老保险费企业缴纳的费率分别下调至13%—11%左右，并下调基本医疗保险费率。

加快政府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调整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如果不消减支出、不统筹资源，很难实施较大规模的减费降费。减税降费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减税——缩减支出——调整职能和事权——退出部分竞争性领域、强化市场监管”这一逻辑，形成倒逼机制，优化政府介入市场的方式和界限。为此，一是加快政府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削减行政运行的一般性公共支出；二是坚持有为有不为，优化并适当减少经济建设支出；三是打造完整、统一的“大预算”，优化善土地出让收入等资金的使用，提高资金的整体配置效益和财政保障能力；四是完善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快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加快实施部分国有产权划归社保，充实社保实力，减轻财政压力；六是优化专项转移支付，减少财政补贴，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优化国有经济资源配置。采取资产处置、产业间整合等方式，削减、收缩国有企业的非主业，使其聚焦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对于产能过剩、发展潜力不大的非主业，可通过市场化的资产处置方式予以解决；对于具有一定的优势或发展潜力的非主业，则通过产业间整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产品品牌价值和企业竞争力。对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而又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则应通过破产重组、资产处置等方式，将其占据的财政、信贷等资源释放出来，为新兴产业或具有创新潜力的企业提供资源支持，进而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