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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锋 张宸 白雪妍 余逸霖/文 中美博弈进行到今天，两国迎来了又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时点。历史再度给予中美两国一个机遇，共同寻求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使中美之间这一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发展尽可能避免脱轨，滑向恶性与无序的大国对抗。

一、“冷战”与“铁幕”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国内外舆论关于所谓两国可能进入“冷战”的议论甚嚣尘上，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也在近期某国际论坛上提及中美间“铁幕”降下的可能。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两国高层有识之士正在为中美两国关系不脱离正轨而不懈努力。我们认为，基于两国基于经济和政治的深度交融和共同利益，如能相互加深理解和包容，并采取智慧与长期战略的外交政策导向，中美将不会进入美苏冷战式的零和激烈对抗。

中国与美国、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有着紧密的经济融合度，中国为美国与周边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利润来源，亚太周边国家还可以从参与一带一路等项目当中获得来自中国和其他参与国的投资，以创造所在国的经济需求，进而增加就业。中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将进一步力所能及地为周边国家提供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支持，这是中国相对于历史上诸多崛起大国的独特优势，也是中国外交政策实践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必然导向。如果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实践的理论根源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Mearsheimer，2014），那么中国外交政策无疑体现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借鉴“仁、义、礼”三个中国古代概念，结合“平等、民主、自由”的现代政治概念，在世界上推行“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阎学通，2014）。

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中国周边亚太地区难以形成类似于美苏冷战式的零和对抗格局。美国想要发动对华冷战将面临缺少前沿阵地的现实困难，冷战式的离岸平衡无法实现。美国战略智库兰德公司及诸多安全评估机构均认为，美军已经难以在中国攻防兼备的现代化亚太防御体系面前以较小代价赢得一场中小规模的对华战争。因此，美国假若欲亲自上阵实施“离岸平衡上岸”也将无法完成。我们通过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即便是美国自身也难以对华降下经济铁幕。

二、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 经济铁幕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国际关系史上，意图与主要竞争对象国经贸脱钩是走入大国竞争游戏的国家容易想到的办法，引得无数人不断尝试。但实际上，相关实践只有美苏冷战期间经贸隔绝往来最为持久且成功。那是因为除了二战期间美国对苏联进行的必要物资援助之外，美苏之间经贸往来原本就微乎其微。二战之前与之后丘吉尔等西方政治家一直是以撒旦魔鬼来看待苏联，美国政府更是在1941年美国参战之前持续压制对苏贸易，以致于美苏经贸关系持续在低谷徘徊。这与其他尝试国与国之间断绝经贸往来的案例皆有所不同，与今日中美之间、当年一战前后英德之间、拿破仑时期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繁密的经贸关系皆不相同。

中国目前已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经贸关系，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贸易额不断攀升，从2001年的804.85亿美元到2017年的5836.97亿美元，年复合增速达到13.2%，尤其是2000-2008年期间，中美贸易额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从贸易总量结构占比来看，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美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额中占比始终超过12%，出口和进口占比也都处于稳定水平，2017年分别为18.99%和8.36%。在全球化程度极高的当今，中美之间的贸易已经密不可分。因此，从经济上孤立中国，并长期地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不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是很难做到的。

事实上，当前中美经济关系深度融合，高度互补，两国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以各自比较优势共同建构了一条以中美两国为主并辐射全球各国的完整产业价值链。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诚然使得中国收获了货物贸易的较大额度顺差，但是其中并非都转化成为了中国的国民收入，而是包含了许多美国在华企业的利润。

统计显示，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0%左右来自外资企业，而美国在华企业获得大量利润并没有反映到美方的贸易数据中，加之中国在全球生产链条中承担的中下游生产者角色，其结果就是中美贸易顺差账面上反映在中国，而美国企业获得了利润中的大头。例如，特朗普政府实施减税后，苹果公司将留存海外的三千亿美元利润汇回美国国内，此举表明美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经营，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其实创造了巨额利润，也即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国民收入。此外，与货物贸易大幅对华逆差不同，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对华形成顺差格局。从2017年的贸易情况看，依据美方统计数据，美国货物贸易对华逆差3752亿美元，服务贸易则对华盈余374亿美元，这是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的最大规模服务贸易顺差。

中美经贸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互利共赢的产物，如果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日积月累都在实实在在亏钱补贴中国，则中美经贸关系决不可能持续繁荣至今。因此，特朗普政府试图为美国跨国公司支招——把产业链都转移回美国，既能给美国创造就业又可以回避关税，似乎两全其美，但这并不现实。

我们以苹果产业链上的重要参与者富士康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2017年7月26日，特朗普与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等人在美国白宫共同宣布，富士康将投资100亿美元（当时约合人民币673亿元）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建立一座液晶面板生产工厂。特朗普宣称富士康项目是其产业政策成功、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典范。一时间，人们甚至预期苹果的整条产业链都能迁回美国，威斯康星将成为美国新的硅谷。然而美国电子制造业的产业链其实并不不完整，特别是威斯康星州少有能为富士康提供配套合作的产业链伙伴。那么为什么富士康还要大举进入该州？答案是当地政府的巨额补贴，这其实是一个非市场化行为，因而也就注定了该项目难以正常运转，美国其他地方也难以复制其“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所谓成功经验。各种税费减免加上各种零碎的小配套产生的项目成本，使富士康项目的补贴总额达到4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亿元），相当于威斯康星州每户居民平均要分担1774美元的“税赋”。

这无疑是威斯康星州历史上，也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向外国公司提供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财政补贴。这就是这个标志性“制造业回流美国”项目的真正底蕴。根据民主党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计算，州政府的财政补贴大概需要50年甚至更久才能够回本。

此举非但不值得提倡，而且显然不可持续（尤其在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较为孱弱的财力情况下）。因此，想用富士康案例说明制造业会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而迁回美国，从而使得中美之间实现产业链脱钩，可能只是美国政府高层的盲目乐观或政治宣传需要而已。目前，此前主持富士康项目“招商引资”的共和党州长沃克败选，民主党人埃弗斯将担任威斯康星州州长，新州长此前对富士康招商引资“形象工程”一直持反对态度，该项目预后如何仍在未定之天。

类似于富士康威斯康星工厂这样的传统制造业项目，为何目前在美国难以生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富士康在美国无法招到足够的员工，尤其是工程师。反观中国也许不是世界上最富有创新精神与能力的国家，但确实是工程师红利最丰厚的国家，这是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目前不具备的优势。其次，中国工业体系经过多年扎实发展，门类齐全，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其体系化的工业优势远非印度等其他国家可比，越南、印尼等国就更加难以望其项背。最后，庞大的消费市场是中国应对所谓的美中经贸脱钩最有力的武器。因此，通过与中国经贸脱钩，与中国打一场传统的冷战，只是美国少数顽固民族主义者不现实的幻想。

事实上，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有国家退出中国市场，也就意味着退出了本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意味着坐视中国与其他非美国家，尤其是亚太以及欧洲各国通过一带一路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等区域自贸合作框架加紧经济整合，这反而会强化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实力。

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人口，所具备的消费能力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略的。在世界11亿人口的中产阶层中，中国所占比例之高超乎寻常，由2000年的12.6%迅速升至2017年的35%。2018年，中国的中产阶层数量仍然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保守估计中国有超过3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伴随着中国中产阶层崛起的，是中产人口的财富总量和日益增长和升级的消费能力。随着城镇化的推进（2017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中国中产阶层人群还在不断增加，预计在未来五至十年内会再有3亿人进入中产阶层，届时中国将坐拥超过6亿人口的中产阶层，超两倍于美国全国人口。这是美国历史上所面对的任何一个新兴崛起竞争者都不曾具备的巨大市场，同时也就意味着巨大的利润来源，如果放弃，势必对其自身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认为，从各方面评估，美国目前不可能对中国降下经济铁幕，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对于美国而言是短期内无可替代的中下游配套制造业基础。中国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将是美国企业不容失去的利润来源。

三、坚定信心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寻求利益公约数，主动把握大国竞合良性方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印度—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从中国复兴，特别是中国市场与一带一路倡议中所得到的利益远甚于所谓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威胁。因此，印太国家，包括日韩、新加坡等国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需要，均很难选择与美国联手与中国断绝往来并进行冷战，即对中国降下铁幕事实上不具备可操作性。

欧盟各国则因为中国远离其国境所以与中国之间不存在当年与苏联之间事关生死存亡的利害关系。在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面前，他们也不可能与美国联手对中国降下铁幕。何况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欧洲关系持续恶化，美国与法国之间的农产品竞争关系、与德国之间钢、铝与汽车等工业制品的竞争关系、与整个欧洲之间关于伊朗问题、阿以问题、如何对待俄罗斯等问题，以及最根本的如何看待欧盟本身存续繁荣等诸多战略问题方面存在复杂矛盾，因此美欧也将难以联手对付中国。

事实上，根据我们的研究，美国自身意图断绝对华经贸关系降下铁幕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美经贸关系深度交融，中国制造业体系与中国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对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言至关重要，美国政府实际上无法无视经济利益。

因此，中国面对美国民族主义者发动的攻势试探，应坚定信心，笑看风云。不必随美国一些顽固分子起舞，不卑不亢，尽可能寻求中美之间的利益公约数，主动把握中美之间大国竞争与合作的良性方向，避免中美关系失控脱轨，进而滑向危机与战争。维护和平、避免恶性对抗将是中美两国21世纪对人类发展的莫大贡献。

首先，立足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市场化的要素分配机制是消除中美贸易摩擦的基础。本次中美贸易纠纷中，美方指出中国大量效率低下的过剩产能企业仍因为得到大量政府补贴以及金融资源支撑而存续，这扭曲了相关产业全球供需与价格。事实上，这方面的问题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近年来造成我国实体经济增速下行的真正原因是我国资源配置和管理效率的相对低下所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缓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要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这种机制正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行政干预下扭曲的要素价格所引发的要素组合效率必然低下，供求也必然失衡，收入分配格局难免进一步恶化。只有形成真正市场化的要素价格，才能避免其他一切价格的扭曲。完成要素市场的发育，并将资源配置主要留给市场决定，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平等对待所有经济成分，包括外资企业，则国际社会也不再有理由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而可以减少与世界各国潜在经济摩擦，真正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领军大国。无疑，在中国构建市场化的要素分配机制的过程中，中美两国也可以找到巨大的利益公约数。

其次，在降低贸易壁垒方面，中国应努力作出全球表率。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为了实现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扩大进口是必然的趋势。居民收入增加之后对海外高端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上升，而我国很多方面的消费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仍然不足，虽然供给侧改革在着力推进“补短板”来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增加有效供给，但这仍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因此，相应降低中高端消费品和服务的关税可以满足这种消费升级带来的需求。过去我们在关税问题上，十分关注生产者，希望用关税壁垒保护国内的汽车等“新兴”产业。但实际上通过关税进行贸易保护的负作用日渐显现：例如，技术进步缓慢（缺乏竞争）、靠政府补贴生存、效率较低的产能无法有效出清（价格扭曲）、居民消费水平低（一些产品在国外更加便宜，造成出国游客在海外大举消费购物的怪象）。

对于国内许多竞争性产业而言，进一步强化国际竞争能力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况且，当前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如何在新时代满足我国广大消费者不断增长的有效需求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中国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可以在扩大进口的过程中进一步得到满足和提升。

较高的进口关税水平以及其他税费是影响我国进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可以预计进口关税的降低会使进口有较为可观的增长。我们认为，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凡是能降低的关税都应该降，凡是能取消的贸易壁垒都应取消，这也是中国维护世贸组织规则等多边贸易体系的应有担当。

再次，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美双方应该能够取得共识。客观而言，立足引进与自主创新两手抓，对国际前沿技术吸收再创造，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革新的路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高端领域的技术获取很多都只能在遵循国际知识产权通行规则的基础上完成。目前，知识产权费用已经成为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进口的重要组成，美国是目前中国技术进口第一大来源国和知识产权费用支付对象国。此外，中国走向创新与科技大国的进程中，有效保护知识产权也是一门必修课。我们知道，正是由于革命性的创造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英国才能够在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一举超越封建时代对英国具有优势的法国、西班牙等竞争对手。

当前，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法律理论研究与立法进程方面，应该说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关键是落实到执行层面，未来政府应当进一步在法律实践过程中狠抓落实，带头守住知识产权保护的底线。只有切实落实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举措，世界各国才有信心扩大开展对于中国进一步发展必需的国际前沿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明晰与保护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需要改革有违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财产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各类产权的相关规章制度，完善不当限制企业生产经营、企业和居民不动产交易等民事主体财产权利行使的相关规定，以及取消在市场准入、生产要素使用、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等政策方面区别性、歧视性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制定和执行配套的法律法规对相关产权进行有效保护和维权，势必释放出巨大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最后，积极把握前景广阔的中美服务贸易往来。虽然我国目前服务进出口规模有望连续四年保持在全球第二位，服务贸易发展仍然强劲，出口稳步增长，占全球比例逐步提高，规模不断扩大，但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在整体服务水平还是在部门结构等方面与美国相比都存在较大的结构性、效率性和品质性差距。从绝对数值看，美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4倍左右。

美国服务贸易的强大首先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基础之上的；其次是美国拥有大量具有全球视野、卓越国际运营能力和高生产效率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再次是美国创造了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及各类协定拓展全球市场，扩大其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总体而言，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目前对中国存在较大的比较优势，中美要进行贸易平衡，不妨从服务贸易领域深挖潜力，包括在强化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基础上，深化两国技术合作。

对于美国来说，中美服务领域贸易促进了美国本土就业水平的提高。无论是旅行、教育还是医疗服务，都促进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繁荣。服务业本身是劳动和知识密集型行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远超制造业。美国是典型的消费驱动增长的经济体，服务业占其GDP的比重接近80%，而服务业的就业占比更是高达82.5%。对中国来说，进口服务贸易对国内新经济的发展有利。同时，通过国际化竞争与学习，有利于提升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和质量。中美服务贸易领域的现状充分说明，中美贸易是互利共赢和互补的关系，服务贸易领域就是中美重要的利益公约数所在。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需要与世界，需要与美国保持深入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在不断扩大中美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找到更多的中美利益公约数，规避古典范式大国世界权力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以中美两国人民的智慧，为世界和平及人民福祉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Mearsheimer,J.“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National Interests. October 25,2014.

[2] 阎学通. 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 国际问题研究,2014 (05): 0102-27

刘锋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张宸 中国银河证券宏观研究员 

白雪妍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策划助理

余逸霖 中国银河证券宏观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