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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热内卢,何日告别“上帝之城”

丁墨2018-12-03 13:38

(图片来源:全景视图)

政府打造的“上帝之城”

电影《上帝之城》里,那个肮脏、混乱而悲惨的贫民窟街区,其实是政府亲手“打造”的。

殖民时期,这片南半球热土成为咖啡与黄金的代名词,国王曾试图废除奴隶制,但又被拥护奴隶制的共和派推翻。工业革命年代,钢铁与蒸汽的热浪开始席卷这个农业国,它的城市人口逐渐增加,农民成群结队地离开土地。

在里约热内卢的历史上,对贫民的驱逐,从20世纪最初几年就开始了,一次名为“都市更新”计划的行动中,约有两万名穷人被逐出市区的廉价公寓。在非虚构作品《在上帝之城与魔鬼共舞》中,美联社记者茱莉安娜·巴巴莎描述:巴西社会的上层架构从未根本动摇过,对穷人阶层的关心,将是相当晚近的事情。

20世纪中叶以后,在一系列的高层争斗与政变后,承载着巴西底层民众生活的贫民窟,迎来了更加残酷的命运。1954年,民选总统瓦加斯在军事政变威胁下,在办公室开枪自杀,最高权力易手,新政府的右翼里约州长,拟定了史上最激烈的铲除贫民窟计划,从1960-1965年,共有42000名穷人被驱逐。

1964年,巴西再度发生军事政变后,对城市底层人口的驱逐开始加速,军事独裁政府针对贫民窟制定的计划是:彻底铲除。该计划的英文缩写名叫CHISAM,截止时间为1976年。“上帝之城”的故事,是所有那些移民计划的典型遭遇:没有公共交通,没有工作机会,基础建设付之阙如,官员弃之不顾,居民生活困苦潦倒,最终,它们落入毒品走私犯的手中,随之,暴力问题日益严重。

正如“上帝之城”的悲剧,关于里约热内卢魔鬼的故事,从来不是纯粹的民间演绎,它与这个国家的上层政治架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联系甚至显得很吊诡:几十年来成为里约梦魇的黑帮组织“红色指令”,最初却是脱胎于反对独裁专制的理想主义团体。

山丘之王,从理想主义脱胎的怪兽

将视线调离科帕卡巴纳的白色海滩,来到距离里约南边海岸160公里的格兰德岛,这里埋藏着“红色指令”最初崛起的秘密。

格兰德岛是一座山脉苍郁的原始岛屿,一座臭名昭著的监狱坐落于此。它最初修建于1903年,关押着各种最危险的犯人,也因此得名“恶魔熔炉”。一位名叫威廉·席瓦尔·利玛的银行抢劫犯,讲述了“红色指令”在这里发家的故事。

巴西军事独裁时期,“恶魔熔炉”坎迪多门德斯监狱,经历了某种吊诡的蜕变。原本,它只是一个黑暗的深渊,到后来,它竟然被某种理想主义的光环笼罩。政变后的巴西独裁政府,于1968年颁布了《国家安全法》,它导致的结果是大量政治犯的出现。这群被称为LSN的囚犯包括学生领袖、神职人员、学者以及工会干部,他们进入“恶魔熔炉”,然后彻底改变了这里。

LSN囚犯开始在监狱定时读书,集体决策,并将其他犯人组织起来,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要求改变监狱的生活条件。“红色指令”的成员,在最初写给外面世界的信件里,甚至会使用他们那种带着强烈理想色彩的座右铭:和平,正义和自由。

政治犯缔造了红色计划,但这个后来控制里约贫民窟、并屡次发动恐怖袭击的黑帮组织,在它随后的故事里,将不会与任何理想精神相关。随着独裁统治松动,政治犯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到了1979年8月28,特赦令颁布,政治犯的刑责被免除。

1981年4月3日的一次暴力事件,让崛起于监狱的“红色指令”进入巴西民众视野。几名抢劫银行的强匪躲进一栋三层的公寓,利用强大的武器与警方展开对峙,那场长达11个小时的围攻中,有3名警员丧生,6名警员受伤。在电视转播镜头里,巴西民众惊悚地看到,那位嘴巴上半部蓄着黑胡子的强匪,正在向世界展现他们的力量:他朝一个被击倒的警员嘲讽地说道,“我为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颗子弹”。

这一事件,是“红色指令”第一次公开露面,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他们将成为里约人挥之不去的梦魇。“红色指令”在贫民窟内,甚至扮演着某种亚政府的角色,一名叫皮亚尼奥的成员曾在1984年对《巴西日报》说,他们会为那里的居民提供食物、医疗、衣物、教学设备、孩子的制服,或者直接给予现金,他们甚至还为居民支付丧葬费,以及调解夫妻矛盾。这些做法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黑帮在贫民窟里的地位,增强支配力。实际上,他们还会直接教育这里的居民,对他们说:政府不会为你们着想,但我们会。事实还证明,这种思想灌输卓有成效。

为了战胜魔鬼,不能将自己也变成魔鬼

黑帮不能被扫除,除开他们自身的强大之外,当然还存在其他外部原因,腐败警察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警员收受贿赂,对非法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敲诈勒索,走得更远的警察,则直接向贩毒的黑帮贩卖枪支、提供情报。

在里约的警政体系中,有一种特别警察作战队,他们拥有最好的训练与武器,无论是镇压监狱暴动,还是挺进毒贩掌控的贫民区,都是他们冲在最前线。而这个满腔正义怒火的团体,也毫不掩饰他们的凶残,许多队员都有一种纹身,形象是一颗被匕首刺穿的骷髅头,人们也因此带着敬畏称呼他们为:骷髅人。

就是这样一群代表警方最强火力的武装人员,在毒贩面前,却不堪一击。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骷髅人杜尔特还记得,在一次攻入贫民窟清剿黑帮的行动中,面对毒贩从屋顶射下来的密集子弹,他们却只能用手枪还击,参与进攻的每支小队,只有一支半自动化武器供集体使用。

这样的状况在1994年得到改变,新上任的里约州长马塞洛·阿伦卡尔,对扫荡犯罪展现出强烈的政治意志。他改变了两项政策,其一,是为里约警察更新装备,让他们成为全球最强悍的警力;另一项是通过一条被称为“西部狂野奖金”的法律——警察合理射杀罪犯,可以领更多的钱。

于是,警察的杀人行动开始了,在警察与歹徒交火中,嫌疑犯死亡人数激增,从以前的每月平均16人,上升到32人。威慑力增加的代价是程序正义的丧失,一项调查显示,被警察击毙的嫌犯,83%没有证人,61%头部中弹,65%背部中弹——后两项数据意味着,警察在故意杀死这些嫌疑犯,或者在他们转身逃跑时,将其射杀。

随即,这项鼓励警察杀人的法律,引发了强烈的人权质疑,最终,它在1998年底被撤销。在里约与魔鬼的战斗过程中,这不是最后一次,正义被文明束缚着手脚。实际上,从后来里约与毒贩们的作战过程看来,制约他们取得成功的,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被称为文明的东西。

这个兵荒马乱的时期,距离泛美运动会开幕只剩不到七个月,这是巴西有史以来主办过的最大规模国际盛会,是它在国际上亮相的重要时机,因此,安全问题,备受瞩目。2007年新上任的里约州长,在人事任命时,终于打破长久以来的裙带关系,任命了一位非圈内人的公共安全厅长。就像三年以后获得奥运会举办权时,巴西的政治行动,终于在外部压力下展现出力量。

接下来,里约用一场“屠杀”确保了泛美运动会的安全。那一年,只是根据警方的记录,就有1330人被执勤警员杀死,其中902起发生在市区。针对运动会之前警方在阿莱芒区造成的19人死亡事件,联合国法外处决特别报告员奥斯顿直接了当地表示:“谋杀并不是一种可以接受或者有效的犯罪控制方法”。

赶走黑帮,自己成为山丘之王

经历90年代前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到90年代中期趋向稳定,还要再过十年,巴西的经济才会迎来显著增长。2007年,巴西在近海发现大量石油,一跃成为世界五大产油国之一,跻身备受世人瞩目的金砖国家。

然而,巴西百余年经济发展留下的疤痕,却一直没有被抹除,那就是对穷人和底层的忽视,大量常年存在的贫民窟即是证明。这个位于南半球的古老国度,在实现民主转型13年以后,才以一项标志性的政策扭转它忽略贫穷者的传统。

来自底层的传奇总统卢拉,在2003年开始推动一项名叫“家庭钱包”的社会福利政策,直接给巴西最贫穷的民众注入现金,到2013年,这笔经费共占政府总支出的2.7%。在作者巴巴莎看来,这项计划“在许多方面都获得惊人成效”,三分之二的受助者会工作,九成人表示将用那这笔钱购买食物,它是“协助巴西中产阶级扩大的因素之一”。

消灭贫民窟的治本之策是调整社会结构,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尽管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走出历史峡谷的巴西,正逐步展现出更强大而有效的政治行动力。

然而魔鬼不会自动消失,战争仍在继续。

2007年,为确保泛美运动会安全,警方采取“屠杀”治安手段,那之后,巴西警方曾饱受非议。而幸运的是,这样的压力可以产生实质的政治效果。泛美运动会甫一结束,那位政治圈外人公共安全厅长即着手规划未来,打造了一项名叫UPP的计划,警察现在要做的是,赶走黑帮,然后自己成为山丘之王。

第一个UPP计划,在2008年11月开始执行,这支由女性担任指挥官的“维和”部队进驻一年后,那座贫民窟的抢劫案和汽车盗窃案减少了一半,并且没有一起命案发生,有线电视业务员、收垃圾的清洁员以及电力公司的技术人员,也开始畅通无阻地进入。

2010年,里约成功取得奥运会举办权,2010年11月,警方攻下了黑帮老巢阿莱芒街区,并让一支UPP队伍留下。政府承诺,到2014年,将有40支UPP成立,“不费一颗子弹,不费一滴血。”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里约与魔鬼共舞的终曲,正如巴巴莎在书中写下的,“里约社会的长期结构出现了瓦解和改变,但是,此时将在这里创建的是什么样的城市,又是为了谁?”

她的担忧有着切实的根据。为迎接奥运会而提出的贫民窟改造计划“卡里欧卡”,到了2014年,40项工程里,只有两项开工。某种拆除安置计划也在进行,它们看上去,跟数十年前独裁时期导致“上帝之城”的行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贫民被迁往偏远地区,腾出的高价地,则落到开发商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