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如初

2018-12-15 01:45

《天蝎》

南飞雁是80后,来自中原,公务员出身。中篇小说集《天蝎》写的是“七厅八处”的故事。他笔下的“七厅八处”,不是升官秘籍,也不是混世指南,而是世情悲喜。几乎每一个主角,都是而立之后急需上升的中下层公务员。他们早已吃够了愣头愣脑的亏,开始懂得人情世故,懂得进退分寸,懂得借力打力。职场于他们变成了轻车熟路又急需百尺竿头的比武场,而中年困境此时也向他们偶露“时不我待”的狰狞。于是,他们捕捉职场暧昧,研究领导喜好,琢磨同僚软肋。他们织网,罩住别人,也构陷自己。

其实,写小说最难写的群体是中年,不只因为难以写出真善美,也为生活在这个群体身上涂抹的色彩太斑驳复杂,但总体色调又难掩灰色,还因为欲望在这个群体身上展现的面目多姿多彩,但总体形象是惶恐卑琐。尤其是写官场中年,故事难以离奇,却最容易堕入人性的俗套;性格难以出新,却最容易降低操守格调。但南飞雁以超常的情商和描摹世情的笔力,微妙地把握了分寸,让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机智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人物之“小”的普遍意义。

《如果末日无期》

《如果末日无期》包含五个故事,故事发生的空间是元世界、子世界和O世界,除了元世界真实存在,后两个都是电脑虚拟。在这些故事中,扫地机器人具有了学习能力,脑联网排出了蜂巢思维矩阵,大主宰游戏助力网络独裁者的霸权,基因革命让富有的人、有权的人不死。三个世界中,时间变成了莫比乌斯带,人时常陷入真实和虚拟的魔幻之中。同时,AR技术、人工智能、脑联网、芯片控制和基因革命,让人变成了搭载纳米机器人的人机共同体。然而世界运转的权力秩序和等级秩序没有变,人认识世界和统治世界的野心没有变,爱的嫉妒、占有和无私没有变,人旷古的孤独也没有变。王十月的科幻做到了科学元素充分、想象力飞扬、逻辑自洽,同时,又平添了人文思考和人性含量。

中国科幻文学随着刘慈欣的影响力走向了世界。如今,因为王十月这本书的出现,或许可以让《三体》不再显得那么势单力薄。同时,中国科幻文学也会因为有王十月这种天分超常、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的加入,有能力打破“科学性有余,文学性不足”的魔咒。

《谁带回了杜伦蒂娜》

中国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熟悉“山鹰民族”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但对它最著名的作家卡达莱却未必熟悉。文学界称他为一个“分裂的人”,他的文学成就广受赞誉,近十几年来都是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但他的人品却广受诟病——他曾歌颂统治者,后来又发表政治避难声明,最终流亡法国。他写了很多著名的作品,包括《亡军的将领》《耻辱龛》《石头城纪事》《破碎的四月》等等。

《谁带回了杜伦蒂娜》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取材于巴尔干半岛的传奇故事。讲的是一个死去三年的幽灵从坟墓里出来,完成生前的许诺,把远嫁的妹妹带回母亲身边的故事。同一场战争夺去了这个母亲全部九个儿子。表面看去,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是一个超现实的故事,但卡达莱巧妙地加入了阶层等级、权力秩序、宗教冲突、战争瘟疫、政治主张等元素,让一个传说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意义,让超现实随处都埋藏现实的隐喻。尤其是,这本书出版于阿尔巴尼亚跟中国断交的同时期,卡达莱借书中幽灵阐述自己反对阿尔巴尼亚闭关锁国的政治立场。这也难怪卡达莱的作品总是被解读为政治的副本和东欧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书。当然,卡达莱的作品也具有别具一格的审美价值和超凡的文学魅力,不然他也不会被西方誉为完全可以和海明威、卡夫卡比肩的世界级作家。

《青鸟故事集》

对作者和读者来说,《青鸟故事集》都堪称一本“闲书”,是“闲看桂花落”那种“闲”,是“升平闻道无时节”的那种“闲”。在看似庞杂随意的题材、信手拈来的器物和身边随处可见的凡夫俗子中,作者从唐宋元明清的宫殿写到三里屯酒吧,从葡萄牙人在桂林看捕鱼写到李商隐,从自鸣钟写到全球化。与其说他在用闲书写逸致,不如说他在展现广博的视野,雍容的文雅,在展现或者追慕一种高而不冷的文人把握世界的方式,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这本初版于十八年前的书才不会过时。

说起来,这也是李敬泽做当代文学评论的风格。他在学院派之外另开风气,不掉书袋不设框架,知人论世很少一剑封喉的犀利,也从不晃动食指说教,更不铿锵厉色指点文学的方向。他娓娓道来、从容淡定。他以“物”的心态看待“人”的创造,褒贬都在不经意间突然闪现。

《我所缄默的事》

阿扎尔·纳菲西出生的家族在伊朗是权贵家族,以出学者闻名。她父亲曾是德黑兰最年轻的市长,后来蒙冤入狱。她本人曾先后在英国、瑞士和美国读书,曾在德黑兰大学任教,后来因拒绝戴面纱、在家里秘密开授西方文学课等原因离开伊朗到美国。到美国后,她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所缄默的事》和《想象的共和国》三本书。

《我所缄默的事》是一本回忆录,以自己家族的故事,写了祖母、母亲和“我”三代贵族女性生活其间的伊朗,写到了伊朗从君主独裁到宪法革命再到现代转型,写到了女性从不能出门到自主择偶,再到在各个领域成为职业女性、甚至成为高官的变化过程。然而,宗教的纷争又总是让历史循环往复,如今的伊朗女性依然要戴面纱,依然要走在为自身基本权益抗争的路上。除了女性,她还写到了父亲,写到了父亲置身的伊朗官场,写到父亲和母亲从相爱到猜忌,再到移情别恋,最后分道扬镳的过程。感情破裂中社会的影响、对伊朗的认知、女性自我意识的变化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母亲眼里只有伊朗,而父亲一直纠结什么是真正的伊朗人,伊朗的前途在哪里。而在纳菲西的眼里,伊朗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它具体又神秘,它“鼓励所有的美德和价值观,象征着反抗与背叛”。而她也的确用去美国的方式“反抗和背叛”了伊朗,同时她也发现,自己终生都难以与伊朗撇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