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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社论 12月19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12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孙瑞标亦称，将研究推出新一轮更大规模、实质性、普惠性的减税降负措施，进一步促进税负公平。他没有透露正在研究中的减税降负将可能达到怎样的规模。此前市场一度传言，中国正计划推出五万亿元的减税措施。

五万亿的说法或许并不靠谱。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是否仍有更大的减税空间还有颇多争议。比如有论者认为，财政支出刚性导致中国事实上并不存在大规模的减税可能；也有观察者坚持，将增值税率调降若干百分点，以及社保税率的降低都有现实操作空间。

单就减税谈减税，难免各说各话。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大规模减税的盘子到底能有多大？或者换个角度看，大规模减税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财政收支规模大体稳定的情况下，要想减税，要么通过增加赤字的方法，要么就要坚决地将开支减下来。过去几年，中国赤字率持续提高，事实上也考虑到了减税的因素。增加的赤字部分对于减税是一个很大的支撑。最近关于中国是否仍有条件提高赤字率的讨论，或许可以看做这次减税大讨论的注脚——一些研究者主张，中国赤字率可以而且应该突破3%。赤字规模的增加可以填补减税留下的财政开支缺口，也为持续减税提供必要的腾挪空间。

提高赤字率，进而为减税创造条件，隐含的前提仍然是财政支出的刚性。所谓刚性，即是这笔开支相对固定，而且每年按照一定比例增长。中国很多地方的财政是吃饭财政。一些财政相关人士认为，明年减税效应将进一步释放，而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再强调大规模减税，很可能加剧一些地方的财政困难。更何况，一些地方显性或者隐性债务负担已经很重。综合考量，这种顾虑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我们认为，值得讨论的恰恰是这种财政支出的“刚性”。如果不提高赤字水平，中国到底能够释放出多大的减税空间，实际上是由这种“刚性”决定的。追根问底，求解减税难题要看的是，在保证财政各项基本开支的情况下，中国财政开支的伸缩空间有多大，或者说，这块“刚性”的毛巾到底能挤出多少水？

这是弄清楚减税空间或者能力大小的关键。当然，这笔账不好算。因为没有哪个部门会认为自己的开支是有弹性的，或是可以缩减的——在他们眼中，这种开支的增长反而是一种刚性。实际上，我们也很难拿出确定的答案。不过仅仅从历年国家审计署和地方审计部门的审计报告来看，各种跑冒滴漏，各种财政资金趴在账上无人问津的情形，恐怕都足以说明，这里面有得挤、有得压。

这些年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一直在推动简政放权，削减各项行政审批事项。“简政”向来与“精兵”相对应，我们削减了那么多审批事项，为何未见人员有大的变动？历经几轮机构改革之后，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小政府”，是否可以认真理一理，哪些机构的存在并无价值？哪些冗员可以裁撤？更进一步，财政供养的人口规模是否可以缩减？

就此而论，实现更大规模的减税，要完成的绝非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往大里说，它是财税体制机制整体改革的一部分。不讨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的划分，仅仅预算编制和审查环节有所改进，也能够否决一部分原本就该减下来的支出——事实上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形。而在新的机构改革方案渐次落地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在“简政”的基础上“精兵”，对削减不合理的财政开支，压缩预算规模，有更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