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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韩静 对于德国制药企业拜耳集团来说，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并不好过。

近日，网上流出一张某部队医院发布给原医学保障部药学部的《关于调整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生产药品供应情况的通知》，文中指出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存在违规推介药品行为，医院决定对拜耳生产的部分药品供应予以调整。

“除门诊军人药房外，暂停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生产药品在第一医学中心各药房供应；暂停供应期间，如军队住院伤病员确因病情需要使用、且院内无替代药品的，住院期间正在使用暂停药品的地方患者，需经审核备案。”

业内人士推断，该医院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而对于此次涉及违规的原因和品种尚不得知。

这不是拜耳第一次受到“违规推介”问题的质疑。2012年5 月 19 日，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在新浪微博上公开质疑拜耳的新药拜瑞妥的超适应症推广，并连掷三问：1、拜瑞妥（利伐沙班）在欧美仅限于房颤或关节置换术的血栓预防，为何近来中国出现大量拜瑞妥用于静脉血栓的治疗？2、增加病人百倍价格的拜瑞妥能替代华发林用于静脉血栓吗？3、为何此药在欧洲零售2欧元／片，在中国可以卖到每片近百元？

所谓超适应症推介指的是制药公司出于商业目的，有意诱导超出药物说明书适应症范围的用药行为。有业内人士认为，药厂为药品做超适应症推广，基本属于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但铤而走险触碰“红线”必然要付出巨大代价。

2010年罗氏“安维汀”致盲事件首次将“超适应症”用药问题摆在中国公众面前。国际上，罗氏、辉瑞、礼来等制药巨头都曾因超适应症用药被开出过巨额罚单。2009年，辉瑞擅自推广伐地考昔等四款药品的非适应症“疗效”，被罚23亿美元；同年，礼来也因为非法推广精神药物“再普乐”的超适应症，被罚14.2亿美元。

拜耳的二次触碰“红线”将带来何种影响，记者还将继续关注。而对于拜耳CEO维尔纳·鲍曼来说，他需要关注的事情还远不止眼前。

12月5日，一场“黄背心运动”出现在德国西部小城伍珀塔尔（Wuppertal）。身着黄背心的，是1000名即将面临失业窘境的拜耳员工。

引起这场运动的是月初的裁员公告。维尔纳鲍曼宣布拜耳将在全球裁员1.2万人，占员工总数的10%。

目前，医药、消费品医疗与作物科学（医药事业部也被称为处方药事业部）成为拜耳三大主要板块。拜耳集团2016年以来利润年年递减，2018年前三季度的利润较同期下降1%。自2017年6月起，拜耳的股价已从每股约120欧元下跌至目前的62欧元。

有媒体此前报道称：“重磅处方药的专利即将到期，打击了投资者对于医药事业部未来盈利能力的信心；草率收购美国默克公司保健消费品业务，导致消费品医疗事业部的业绩远不如预期；而收购孟山都所带来的负面形象，以及围绕草甘膦（Glyphosate）的巨额诉讼，不仅使得作物科学事业部面临巨大现金压力，拖累拜耳的股价一路下行。”

目前，拜耳医药事业部营收主要来自于拜利妥（Xarelto）和艾力雅（Eylea），但这两款药品的专利保护期都将在2023年到期。届时，来自仿制药的价格压力预计会让拜耳损失60亿欧元的营收。

如果除去拜利妥和艾力雅，拜耳目前几乎没有拿得出手、并且仍在专利保护期内的药物。在2018年前三个季度，曾被拜耳寄予厚望的新药Stivarga和Xofigo都出现了销售额下滑。

拜耳的经营情况令股东们感到忧虑。鲍曼打算重整旗鼓的第一步就是缩减成本以及剥离非核心业务，而这就直接引发了员工的愤怒。

拜耳在中国的处境也并没有比德国更好。截至2018年1月，拜耳在大中华区拥有9781名员工，这场裁员风暴将对大中华区产生的影响还是未知。

与此同时，中国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正推动国产仿制药替代原研药进程加速。在国产仿制药的冲击以及全国大联动的情况下，降价已成为药品在医院终端的大趋势，药企们不得不调整经营思路，面临降价或放弃市场的选择。根据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的发布《关于企业申请降价的公示》，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生产的利伐沙班片(10mg*5片/盒)采购限价由406.796降至138元，降幅达到62%。

拜耳和一众跨国药企的产品均将在中国市场面对更加严酷的考验。这些已经不仅是拜耳2018年最后一个月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