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图）

宋旭景/文

要真读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书，就得先懂他所生长的世纪和世界，这样才能懂他为何选择区域研究、为何选择东南亚、为何会有“比较”的思维——而这些在一起，促成了《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诞生。

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

20世纪是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战争频发，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

在殖民地半殖民国家，民族主义运动是追求解放、将殖民者驱逐出去，实现主权独立，如亚非拉国家；在帝国统治下的民族国家，是争取成为一个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如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奥地利等；在已经独立、经济发达的德国、英国，民族主义运动还被扩大至反犹、反对其他国家——英国首相张伯伦就是一个明确的反犹主义者；二战的爆发一定程度上是民族主义的结果——认为全欧洲的德意志人都应该联合起来，不应该分散在各个国家被统治，还曾有过德意志人大会的召开，欧洲各地、说德语的人聚集在一起，要求争取统治的权利。

安德森1936年出生于中国，有着爱尔兰裔的父亲、英格兰裔的母亲、被越南保姆带大（后来的区域研究之所以选择东南亚，也与对东南亚不陌生有很大关系），在回到爱尔兰之前还在美国经停过4年，从爱尔兰考入伊顿公学，后考入剑桥。在剑桥读书期间，他开始有机会观看大量各国电影，观影的体验和阅读小说的体验一起，强化了他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形态的认识。在英国，观看电影结束后，观众都必须立正站好，向末尾必伴随着英国国歌在荧幕上出现的伊拉莎白二世女王致敬，观影的畅快淋漓与这种专制让人有很直观的感受，想要逃离。这些促成了安德森成为一个共和主义者。

1956年，埃及试图从英法两国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此举在剑桥学生中也有广泛影响，埃及学生向其他同学发表演说论证夺回苏伊士运河的合理性，而被“民族主义”“洗脑”的英国学生高唱《天佑女王》并殴打了这些瘦小的埃及学生。安德森忍不住，为埃及学生助战，也被揍了。他向来就是个“局外人”，在中国出生的外国人，在美国是有着英伦腔的爱尔兰人、在剑桥操爱尔兰口音的非英格兰学生。这次被揍，他自己在回忆中说，这也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被马克思主义和非洲反殖民民族主义吸引的原因。

在剑桥读书期间，在西班牙旅行被捕的经历，让他体会到比英国更残酷的独裁统治。他和朋友们下海去游泳，上岸时因为赤裸上身被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员抓获，尽管在辩解下免除了牢狱之灾，但还是被强迫在服装店里购买从小腿到脖子都遮得严严实实的连体泳衣。

在离开剑桥之前，对于中国、美国、爱尔兰、英国、西班牙、苏联、法国（年少时在巴黎游玩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都已经有了体察性的感悟，这些事情及差异，都让他对于民族主义有了“比较”的萌芽。

选择东南亚作为研究区域

二战之后，德国、日本受到打压，英、法、意因战争整体实力受到影响，美国成为世界代理人，建立起了各种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

二战后东南亚研究、东亚研究开始在美国崛起——因为，欧洲文化一直都是美国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很多学者及科学家都是从欧洲来的，欧洲文化的声望在美国一直很高；拉美一直是美国直接干预的地区；非洲一直是法国居于主导地位，美国人对于非洲的兴趣到最近才表现出来，而对于东亚、东南亚——除了自己的殖民地菲律宾，美国了解的还不够多。苏联的崛起，让美国开始想象“世界共产主义”的威胁，遂开始大量投入经费研究欧洲以外的区域。此时的中国和苏联关系甚好，美国为了防范苏联通过中国对南亚、东南亚的国家施加压力，也需要对东南亚多加关注。

东南亚的一切对于美国人来说，都是新鲜的。20世纪50、60年代，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及领袖，对于美国学者来说，也有极大的吸引力，越南的胡志明、印尼的苏加诺、泰国的吴努。

因为接替一个曾在伊顿公学一起拿奖学金的朋友在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助教的临时工作，安德森来到了康奈尔大学，也因为同事有关东南亚的讲座使他对东南亚产生了兴趣。

田野工作对于“民族主义”的体验

1961年12月至1964年4月，安德森开始了他在印度尼西亚的第一次田野工作，对印度尼西亚全面接触，食物、语言、杂志、环境、人际、生活、剧目、政治……他研究的主题是日据时期和革命早期。在这3年与印尼民众的近距离接触中，他既关注政治、又关注文化，“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主义’特色奠定了基础”。

彼时的印尼首府雅加达，街区还是按照种族划分的，但相对还是“民主”、“平等”的。首先，语言是一种简单的各阶层都能用的通用语，“不属于任何某个重要的种族”。其次，相互之间的称呼流行用“兄弟”。再次，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能够在闲暇时间一起对弈。而安德森就读伊顿和剑桥时的英国，是用口音来分辨阶层、各阶层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比较直观而直接。

1957-1963年的印尼，处在军事管制之下，政治分野严重，有“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左右两翼的民族主义者、不同类型的穆斯林、华人、警察、士兵、当地的皇族和年长的官僚”。也正是因为众多不同的群体，安德森得以进行大量的访谈……这次的田野调查，促成了他的论文《年轻人的革命》，他不再把日据时期和革命早期处理成是“荷兰殖民主义、日据、革命、宪政民主、指导式民主”这样的“线性”序列，而是主张“革命背后的引潮力既不是民族主义的政治精英，也不是某个社会阶级，而是一代人，他们是由自身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复杂经历形塑的”。在今天的学术史看来，这对于“线性”史观，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与此同时，泰国1958年以来的军事独裁政权垮台，安德森将研究地点转向泰国。此时的越南，美国战败的征兆似乎已经出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让印度、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看到希望，美国越发不安，派兵驻扎在数十个军事基地，支持老挝、越南、柬埔寨的右翼势力，种种因素最终使得泰国总理选择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赶走了美军。到了1976年，泰国也又再次发生政变，右翼势力得逞。安德森依然是支持左翼势力的，庆幸的是，他这次没有被泰国驱逐和禁止入境。在此期间，他有了观察泰国的机会。

同样为东南亚国家，安德森注意到，泰国和印尼各有各的特点，“泰国从未被殖民过，政治文化受佛教和君主制影响”；“印度尼西亚是旧殖民地，主要是穆斯林和共和派，直到1965年，大体上是偏左。它有一个自豪的、流行的民族主义传统，而这种传统在泰国几乎是完全不存在的。”些差异性都在不断地强化他的“比较”意识。

正是印尼和泰国的这两次田野工作经验，使安德森在1983年出版了《想象的共同体》，并一举奠定了其民族主义研究权威的学术地位。

《想象的共同体》的

学术“靶子”及“大火”

在出版《想象的共同体》之前，安德森曾写就一篇《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念》的长文。对于“权力”的关注，使他认识到，对于爪哇或印尼人的思考的理解的重要性，如果理解了他们思考的基本假设，“他们就完全可以被视为和西方人及其他人一样‘理性的’”。但他自己认为，这篇文章和10年后出版的著作相去甚远。而这10年，三大因素促成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卓越。

事实上，安德森的这本书“针对的是那个广泛但非常‘英国’的圈子”。“‘二战’之后关于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著作几乎全是在英国写作和出版的”。这些理论著作，有主张“现代民族主义诞生于由来已久的族群”的，有主张“民族主义严格来说是工业化和现代性的产物”，有持极左立场的。

《想象的共同体》想要解决的是：“民族主义始于何时何地？”“为什么它有这样的情感力量？”“什么‘机制’能够解释其快速的、世界范围的传播？”“为什么民族主义史学总是如此不真实甚至可笑？”……它的攻击目标第一个是假设民族主义诞生于欧洲的假设，“然后在被模仿中播散到了世界其他各地”；第二个是“马克思主义回避了民族主义，而且从来不能解释其巨大的世界历史力量”；第三个是将“民族主义”视为是一个与其他主义并肩的“主义”，“这种看待民族主义的方式无法解释其巨大的情感力量，以及它让人心甘情愿为它牺牲的能力”。它聚焦于相似性，如早期美国与西班牙美洲的新式民族主义、沙俄与英属印度、匈牙利与泰国和日本、印度尼西亚与瑞士、越南与法属西非，不同于《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念》聚焦差异性，它“不仅旨在打击和震动民族主义历史研究，而且旨在使之全球化”。

但在二十多年后，本尼迪克特也意识到自己当时理论模式和框架的缺陷。首先，民族主义是和经济、技术、宗教有着密切联系的。其次，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什么都反对，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东国家反对美国，但不排斥可口可乐、T恤牛仔裤。这也正是目前世界有民族问题的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民族主义”的幽灵依然在飘荡

今天，“民族主义”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简单的美式英语得以泛滥，拉丁文不再被视为必须掌握的技能，欧洲自古典希腊、罗马时代以来的智识优势不再。对于反对美国霸权的国家，可以选择只使用本民族或本国文字，一些人可能是真的是基于民族主义，很多人应该是为了便利，为了偷懒不再学习别的文字，这样的后果可能是更加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也和各种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被压制性和保守力量利用，它们与之前反王朝的民族主义不一样，对跨民族的团结几乎没有兴趣”，也就造就了“一种未经审视的、高度敏感的偏狭和目光短浅。其标志通常是禁忌的存在，以及强制实行的审查制度”。“跳出椰壳碗，开始留意自己头上的巨大天空”，这是一句印尼名言。这不仅是要求跳出学科，也是跳出国别的限制，跳出各种“民族主义”的限制，视角更加开阔、更加客观、更加国际化的看待问题。这是在《想象的共同体》诞生25年之后，安德森的体悟和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