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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朗哥时代写诗是残酷的:缺席的三十九年

汪天艾2019-01-07 15:09

(图片来源:全景视图)

汪天艾/文

12月6日是西班牙1978年第一部民主宪法的40周年纪念日,马德里索菲亚王后艺术馆开启题为“民主的诗学:过渡时期的图像与反图像”的展览,复原了1976年威尼斯双年展的西班牙展馆的部分展品,辅以当时意大利电视台拍下的影像资料。那是“后佛朗哥时代”的第一年,威尼斯成了流亡艺术家们集体发声的舞台,名为“西班牙 : 艺 术 先 锋 与 社 会 现 实(1936-1976)”的主题大展仿佛1937年首次展出《格尔尼卡》的巴黎世博会的续篇,展馆一进门就是一张杯盘碟盏、餐巾桌布齐整的宴会长桌。所有的座位都是空的。每个座位前方的葡萄酒杯旁边都摆了一个桌签:“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安东尼奥·马查多”“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保·卡萨尔”……全是在内战和战后独裁时期遇害的诗人、作家、学者和政治家。这个装置艺术叫“缺席者的餐桌”。

女囚牢里,在每天下午决定第二天早上要死的人。到了晚上,修女们的脚步从一间一间牢室外滑过告知迫近的死讯。无人入睡。所有人都在等修女的脚步声在不在自己的牢门外停下,直到听见走廊尽头牢房区的大铁门“咔啦”关上,知道至少还有一天可活。

1933年,十五岁的胡安娜·唐娜在父亲的抽屉里翻出来一本薄薄的册子,刚开始她以为那是一本诗集,翻了翻发现讲的是看不懂的共产主义,听说街区里有个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小组,便找上门去解惑。房间里贴满了海报,有十四、五个年轻人用她激烈地讨论着她听不懂的话,十七岁的欧亨尼奥·梅森是其中之一。

1939年,她从阿利坎特的“杏仁林”集中营幸存下来,带着奄奄一息的两岁小儿挤在闷罐火车里回到首都。那个饱受经年轰炸依然把床单撕成横幅写上“他们过不去”挂在街头巷尾的马德里已不复存在,街上的高音喇叭反复放送着胜利的颂歌,人群向斜上方高举右臂跟着旋律嘶吼。私底下,老百姓用谐音给“死刑”起了个女人名字叫“佩帕”,编了广为流传的歌谣“佩帕,佩帕,你带这么多男人去哪,你让马德里全空啦”。

1940年,她用伪造的证件去也塞利亚斯监狱探望丈夫。她知道他正在等待死刑执行,而他知道,如果她被抓住,等待她的也是同样的结局。他们透过两层电网看着对方,中间是一米宽的走道,警卫来来回回巡逻。得喊着说话才行。他只说了三句话:“救你自己,我爱你,不要再来了你会被发现的”。

就要处刑了,一切减刑赦免的办法都无功而返,仅剩的可能是在行刑当天去东方公路上打劫运送犯人去墓地枪决的囚车。她只身前往圣塞巴斯蒂安筹款未果,回到马德里的第二天又去了监狱。隔着两层电网和一米宽的走廊,得喊着说话才行:“我什么都没带”。他听懂了。

1941年,他被执行枪决。最后一晚,他下了整夜的象棋,给她写了一封信:“亲爱的,振作!不要哭,把心脏抓紧。我会平静地死去,因为曾经和你幸福地共度生命,因为始终忠实于你的爱。昨天你问我们要不要花。是的,带花来吧,带到我们的身体倒下的乱葬岗上来吧,他们唯一能枪决的只有我们的身体。我不想要眼泪。行动,行动,行动!吻你,我的布娃娃。愿你幸福。欧亨尼奥。”

1947年,她在家中被捕,那天是她和他的儿子9岁的生日。警察缴走了她口袋里的14个比塞塔硬币,是她打算给儿子买个足球当生日礼物的钱。

在1939年12月31日的年终讲话上,佛朗哥对德国的反犹政策大加赞赏,甚至宣称西班牙十五世纪天主教双王驱逐犹太人的先例为纳粹做出了表率。也是在那次讲话中,佛朗哥完全否决了一切和解的动议:“终结我们最近这场战争中的恨意与群情确实必须,但不是用那些自由派的办法(他们提出的那种可怕的、自杀式的大赦不是谅解更像是诈骗),而是通过满怀忏悔的服刑和劳动。我们有责任惩罚罪犯。”军事法庭的审判只是走个过场,十几、二十个被指控不同罪名的犯人同场受审是家常便饭,一个村子只要在内战中发生过佛朗哥支持者受害的村庄,几乎能确保会有死刑判罚,因为村子里任何反对佛朗哥的人都可能遭到举报,甚至无论是否有证据都可以被指控杀人罪。正如一例对一个铁路工的死刑判决中所写:“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人参与了谋杀,通过他的信仰我们合理推断出他做了。”——既然他们是共和国分子、社会主义者、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一定参与了。

1940年10月19日,纳粹德国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抵达西班牙为之后希特勒和佛朗哥在西法边境的会面打前站,途经城市无论圣塞巴斯蒂安还是布尔戈斯街道两侧都挂满卐字旗。10月20日,长枪党高级将领在马德里丽兹酒店接待希姆莱一同前往会见佛朗哥,并在此后几天带他参观了政治监狱和集中营。当他看到在正严重缺乏劳动力修复和建设道路房屋的西班牙有成百上千的壮年人在可怕的生存条件里等死,这个直接参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来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的德国人被震惊了。他告诉佛朗哥,西班牙在浪费宝贵的人力资源,他觉得佛朗哥政权应该枪决一小部分激进分子,关押一部分,让剩下的人在严密的监控下劳动,而不是将所有人都消灭。希姆莱指出意识形态的敌人和种族敌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佛朗哥并不买账。

内战结束后仅是瓦伦西亚大区的三个省份已有超过一万五千人入狱,到了1939年底仍有一半以上继续被关押,最终4700人被处决。政治难民被赶往阿利坎特市郊的一大片杏仁林里,路边有倒下的尸体,是尝试逃跑被击毙的人。“很快,我们开始羡慕那些死人”。许多附近村庄都派人来认领犯人带走处决。监狱里,犯人们每天吃完饭要在大厅列队唱一个小时的长枪党颂歌右手向斜上方举起法西斯式的敬礼,唱完歌最后要高喊“佛朗哥万岁!长枪党万岁!”以及“西班牙,团结,西班牙,伟大,西班牙,自由!”唱错词的人会遭到毒打。

四十年代,战后大规模清洗与追捕异己刚刚开始的年头,在一列开往马德里的火车上,两个警察走进车厢,要求里面的五个乘客出示证件。好几张证件要么皱皱巴巴,要么残缺不全,甚至还有一张过期了。其中一个警察举起其中唯一一张令他们满意的身份卡给其他乘客看:“先生们,看好了,这他妈才叫证件!”

这张证件是西班牙人多明戈·马拉贡在巴黎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伪造出来的。

内战爆发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正在给一个眼睛绝美的女孩画肖像。那时他是马德里最负盛名的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毕业年级的学生,在那个夏天中断学业志愿参军,参加了马德里大学城的保卫战,同时为战时刊物画插画。在1995年出版的两卷本《西班牙二十世纪艺术史》中,我们可以在关于内战时期绘画与版画的一章中读到这样的段落:“报刊中的插画是这一时期最活跃的艺术形式。大刊物上的插图都是由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完成,有些发行量较小的报刊也与以下画家合作:巴达萨诺、叶斯、帕利亚、马拉贡……”

及至1938年12月,马拉贡的部队被迫退至西法边境。战败已不可避免。1939年2月13日,他用枕头套装上所有能找到的食品(尤其是白糖)逃往法国。法南海滩上难民营里蔓延着饥饿与无望,马拉贡依靠给营友们画肖像画转移注意力,同在难民营里的一个叫何塞·马丁内斯的军官提出两人一起逃去巴黎卖肖像画为生。他们租了一个房间,马丁内斯负责招揽顾客,拿照片回来让马拉贡画肖像。马丁内斯鼓吹他是“西班牙最伟大的画家马里亚诺·本利尤尔的儿子”。马拉贡一听说就连忙让他不要这么吹了——别的不说,本利尤尔是个雕塑家。

两人没干多久就散了伙,纳粹占领法国后,一切变得更加艰难。一个同在法国的马德里人见识到马拉贡的绘画、书法和装裱艺术的功夫,介绍他开始为流亡者和在西班牙国内四处躲避迫害的人伪造法国和西班牙的合法证件。一个不同于画布、石膏像与油彩的陌生世界敞开了门。他反复用凿子、笔墨做实验,用废旧轮胎的橡胶切成小块刻印章,再用剃须刀片打磨。从旧货市场的老书上撕下的泛黄的空页成了真正被时间做旧的证件纸片。有一天,他在巴黎一个小摊子上遇见一种用来盖沙发的透明罩子,质地恰恰和西班牙当局使用的给护照卡过塑的塑料膜一模一样。于是他开始地毯式地在巴黎大大小小的古董家具市场和摊位搜索这种透明塑料。他伪造的证件让无数同胞躲过佛朗哥政府的追捕,在西班牙和欧洲乘坐交通工具,或在法国合法生活。连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1967年奔赴玻利维亚与切格瓦拉并肩作战得以成行,依靠的也是多明戈为他赶制的假护照。除了伪造证件和许可,他也用石膏做圣母和圣徒的半身像,中空的腹部用于传递《世界工人报》等地下刊物与文件。

1951年佛朗哥政权更换颁发了新的身份卡,西班牙媒体鼓吹它“不可伪造”,但是很快马拉贡就全然无误地复制成功。随后,西共总书记卡里略任命他担任“技术组”的负责人。除了西共的高层领导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工作和职业。为了保密和安全,为了不拖累亲人涉险,他们的私人生活几乎为零。工作日马拉贡必须远离家人,住在另一个小房间里。对于他在西班牙的家人而言,自1946年起他就音信杳无,直到1964年,他的两个儿子凭着父亲的描述在马德里的维多利亚女王大道上找到那间老房子,敲开门的时候,孩子们正要开口问门内的老太太是不是马拉贡的母亲,她却没等他们说完就高兴地大叫:“我儿子活着!我儿子活着!”

时之终结,佛朗哥死后,马拉贡伪造的最后一份证件是卡里略的护照。伪造者作坊完成历史使命,马拉贡回到西班牙,蓦然发现,他人生的其他使命早已也在三十八年的流亡生涯中消逝了:“对我们这些1939年不得不翻越比利牛斯山开始流亡的人而言,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空间,时间也打败了我们,我们失去了和自己所剩无几的国家共同演变的可能。当我的使命终于结束,我以为可以求得某种依靠,在六十一岁的时候,终于可以专心绘画。我以为我会有这样的机会,我想回到我真正的渴望与热爱当中。意识到已经来不及了,这恐怕是最艰难的事。”

他到底没能当成画家。

宪法四十周年意味着西班牙的民主时期终于比内战加上佛朗哥独裁的岁月更长久了。从1936年到1975年,在战争与战后压迫中缺席的远不仅是威尼斯双年展展馆入口那张餐桌上一个个写入史册的名字,更是无数普通人的生命原本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