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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不输武功:蒙元帝国的文化事业

尹敏志2019-01-07 16:00

(图片来源:全景视图) 

尹敏志/文

钱穆的《国史大纲》中,留给元代的篇幅仅一章,内容还不到全书三十分之一。在肯定了蒙古大军横扫欧亚的战功后,钱氏笔锋一转:“故其来中国,特惊羡其民物财富之殷阜,而并不重视文治。故元之诸帝,多不习汉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行省之大而无人通文墨者”,他们对待士人“也是一种仿佛的工匠”,与尊崇士大夫的南宋迥异。蒙元统治者只懂杀伐掳掠,治国理政方面一无是处,所幸其存在不及百年,很快“在汉人的蜂起反抗下,退让出他们的统治。”

民国时期,钱穆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受辛亥反满民族主义的影响,元代被认为只有退步与黑暗,其文化不太有价值。鲁迅甚至认为,蒙元统治将奴性注入中国的国民精神中,至今无法摆脱,在给尤炳轩的信中他写道:“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此观点今天仍有不小影响力,对此最不以为然的,恰好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界。

二战以前,日本学者在满洲、蒙古、西域民族史领域上多有建树,其特点是从少数民族语言史料入手,对以汉人王朝为中心传统中国史学发起痛烈批判。战后日本失去海外殖民地,东洋史研究也后退内卷,不少研究者自海外引扬,集中于东京、京都、名古屋等几个城市。规模虽远不如以往,受益于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与民主开放,学者尚能安心治学,整体继续维持较高水准。田村实造的中国征服王朝研究、吉川幸次郎的元杂剧研究,都是这时期重要的研究成果。

而持续时间最久、成果最丰硕的,还要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读书班。据岩井忍回忆,五十年代他刚转到人文研工作,就与第一任所长安部健夫谋划共同研读《元典章》,最后竟然坚持了十四年,举办五百多次会读,其间安部仙逝,宫崎市定、佐伯富、田中谦二、藤枝晃等先后加入,日后各自卓然成家,会读成果《校订本元典章刑部》也在1964年、1972年出版。中国读者熟悉的杉山正明,继承的正是这批学者的衣钵,而杉山最满意的高足,则是现供职于人文研、近几年风头正劲的宫纪子。

宫纪子的《蒙古时代的出版文化》日文版2006年问世,由于语言问题,一直未在中国学界引发太多关注。此书从元代直译体、印刷业、世界地图三个大方向入手,指出蒙古帝国时代非但不是中国历史的黑暗中世,而是中国“再生古典学的时代”。作者对元代出土文物、美术作品、多语种文献做了综合考察,涉及面极广,志在纠正以往作为“文化破坏者”出现的蒙古帝国像。书中颠覆常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颇多,但也有硬扭史料,令人心生不安之处。

尾崎康在《正史宋元版研究》中已指出,今天很多所谓“宋版书”其实是元刻本:“以往藏书家视为宋版之《晋书》《五代史记》实皆元版。”这类错误之出现,除了书商哄抬书价、藏书家自矜收藏的因素外,也是出于人们对元代文化低劣的刻板映像。精美的元刻本多被鉴定为宋刻本,或明初刻本,宫纪子因而指出:“大元时代出版业的数量和质量都被大大低估了。尽管元刊本的存世量比宋刊本多得多,人们还是反复地说,大元时代出版业衰退、直到明嘉靖年间才恢复到宋代的隆盛。”

很多版本学家先预设元刻本低劣的立场,再取精美的宋代刻本与元代福建书肆的低劣坊刻本作比较,陷入某种循环论证。实际上,只要平心静气地将宋代官刻本与元代官刻本、寺庙刻本与寺庙刻本、坊刻本与坊刻本逐一对比,就会发现元刻本毫不逊色。如元代刻本《四书集义精要》《长春大宗师玄风庆会图说文》等刻本“线条锐利,跃动感强,是不容否认的。”

元末天下大乱,明朝建立之初仍处于社会凋敝期,文化萎靡不振。由于书籍缺乏,明初人遂直接盗用元版翻刻,为掩人耳目改换书名、削去原刊本牌记,“无知且无耻的剽窃行径横行。”此时元代的文学、阴阳学、数学、医学作品,都遭到明代人的系统性剽窃,洪武帝之子宁献王朱权也将元人朱绎曾的《文筌》改名《文章欧治》,堂而皇之地以自己的名字刊行,在这种轻薄学风之下“全不见学术之进步,毋宁是在反复的仿冒之中不断退化”,宫纪子因此将明初称为“剽窃的时代”。

元代出现了多种全新的书籍形式,比如“全相本”,即一块书版上半部刻图画,下半部刻文字,图文并茂,便于理解,类似于今天的连环画。较有代表性的是贯云石的《孝经直解》,以及同时期出版的《列女传》《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等。全相本的插图出于赵孟頫等名家之手,不但深刻影响了明清版画,也影响了日本、朝鲜的出版业。

很多人“对蒙古时代的文化毫无理解,即认为其为黑暗时代,全无根据,实际的情况恰好相反。”元代不但积极纂修《宋史》《金史》,在全国各地兴办儒学的数量更是超过了明代,就连钱穆在《国史大纲》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元代官员热心子女教育,一大批将中国古典普及化、通俗化的作品应运而生。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篇幅巨大普通人难以购置,元代就出现了曾先之《十八史略》、吴亮《历代地方世系》等各类简短易读的的历史著作。

1307年元成宗颁布《加封孔子制诰》,加号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尊孔的同时也保证全真教等宗教的信仰自由。六年过后,考虑到宋、金时代科举制的弊害,元政府宣布废除“诗赋科”,提倡以程朱之学为基础的“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在官方的大力提倡下,朱子学先向全国范围普及,再渗透到海外,成为一种“朝鲜半岛、日本共有的文化。”换句话说,东亚文明秩序是在元代成熟定型的。

宫纪子认为,元代流行的是从冠婚葬祭到社会事业无所不包的朱子学,与明清有所不同。从程端礼的《分年日程》、王应麟的《玉海》等著作来看,元儒读书广博,全不似明清士子仅知科场程文。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借马二先生之口讽刺道:“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元儒就很少有这种粗俗鄙陋之风。

但必须指出的是,宫纪子对元代的描述多少有些理想化。科举考试并非元代主要的取士途径,中央政府的主要官职由蒙古人牢牢把持,像明中后期非进士不能任六部尚书那样的唯功名论,在元代是见不到的。职是之故,与其说科举科目的调整导致相关书籍“发行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不如说因晋身之阶狭窄,儒生很早就“吾少也贱,故能多弊事”。《新编事文类要启劄青钱》《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事林广记》等元代日用类书所体现的,一方面是知识的庶民化,另一方面也是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底层化。

自觉仕途无望的元代儒生,多赖出版业为生,当时销量最旺的除了经学读物外,就是各类白话小说。高丽时代的朝鲜的汉语教科书《老乞大》中,曾出现一位去元大都做买卖的高丽商人,他预备买的书单中除了四书五经注本、韩愈、柳宗元、苏轼的文集外,还有《三国志评话》,足以证明这类书籍远销海外。宫纪子指出在《三国演义》登场的前夜,元代已经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白话小说,如郝经《续后汉书》、赵居信《蜀汉本末》、胡琦《关王事迹》等。

这些小说使用的白话文,早已不是纯粹的汉语,而是渗入了很多元代直译体的因素,亦邻真等中国学者称之为“元代硬译公牍文体”。简单来说,元代直译体是以蒙古语法书写的汉文,较典型的一段公文如下:“管军官每,新附人的房舍事产,不得买要呵,买要呵,回与他主人者么道。圣旨行了来。”这类公文佶屈聱牙,从汉人的眼光看来简直鄙俗不堪。半个世纪前人文研《元典章》读书班所做的工作,就是试图读懂这类文字,并弄清其语法结构。

杉山正明指出,元代直译体还可细可分为“前期直译体”和“后期直译体”,前者存世不多,见于满汉合璧碑中,尚有尊重汉语语法的倾向;但在忽必烈时代以后,蒙古帝国就开始强行用蒙古文的语法结构去改造汉语。文体的变迁背后,体现的是内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增强,待明太祖朱元璋廓清宇内后,这类文体按理应该被立即弃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明初的很多对外文书,读上去仍像出自蒙古人之手。洪武八年朱元璋致乌斯藏僧人公文:“我想修行是好的勾当,教他稳便在那里住坐。诸色人等休教骚扰,说与那地面里官人每,知道者。”同时期与朝鲜、渤泥国等国交往的文书,使用的也是这类有元代直译体色彩的文字,甚至宋濂等御用文人也会用直译体写作。宫纪子推测明代初年,华北还居住着很多蒙古等内亚民族群体,导致较长时间里元代直译体是东亚各民族交往的通行语言。这一推测在靖难之役中能得到印证:很多史料显示南下进攻南京燕王朱棣的军队中,就有不少骁勇善战的蒙古将领。

所以对于元代文化的过低评价,也会导致我们忽略明王朝内部丰富的内亚性,虽然从各个方面来说,明代都是一个内缩版的中华。宫纪子从地图学研究的新角度阐释了这一点,她发现元代的庆元路,即今天浙江省宁波市为中心的区域盛产世界地图,如清濬《广轮疆域图》、朱思本《舆地图》等,这类地理知识从庆元出发,借助海外贸易向日本和朝鲜辐射。1910年小川琢治在日本西本愿寺发现元代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值得商榷的是,清濬其实是台州黄岩人,虽曾在宁波逗留多年,但将他说成四明人未免牵强。宫纪子还称,《玉海》的作者王应麟和“《资治通鉴》的注释者胡三省,都是四明出身的学者”,王应麟出身鄞县固然没错,然而只要找到市面上最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每卷卷首司马光的名字后面,都赫然写着“后学天台胡三省音注”。以上都是因为作者削足适履,为证明庆元路是元代东亚“知识之港”。笔者认为,此处将“庆元”改为“浙东”更合乎史实。

若将明代嘉靖年间的《广舆图》与元代地图比较,可发现大明的地图绘制水平不进反退,尤其是对东南亚各朝贡国具体地理方位的描绘错误甚多。宫纪子认为,由于受到北方持续的军事压力,疆域不断萎缩之下,明代人华夷思想高涨,对外开放度降低的倾向在地图上的反映。《蒙古时代的出版文化》虽然不无可议之处,但那种“汉人虽然打不过游牧民族,但游牧民族来到中国后,最后都会因为仰慕汉文明而被同化”的汉族中心史观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