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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敏志/文

钱穆的《国史大纲》中，留给元代的篇幅仅一章，内容还不到全书三十分之一。在肯定了蒙古大军横扫欧亚的战功后，钱氏笔锋一转：“故其来中国，特惊羡其民物财富之殷阜，而并不重视文治。故元之诸帝，多不习汉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行省之大而无人通文墨者”，他们对待士人“也是一种仿佛的工匠”，与尊崇士大夫的南宋迥异。蒙元统治者只懂杀伐掳掠，治国理政方面一无是处，所幸其存在不及百年，很快“在汉人的蜂起反抗下，退让出他们的统治。”

民国时期，钱穆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受辛亥反满民族主义的影响，元代被认为只有退步与黑暗，其文化不太有价值。鲁迅甚至认为，蒙元统治将奴性注入中国的国民精神中，至今无法摆脱，在给尤炳轩的信中他写道：“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此观点今天仍有不小影响力，对此最不以为然的，恰好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界。

二战以前，日本学者在满洲、蒙古、西域民族史领域上多有建树，其特点是从少数民族语言史料入手，对以汉人王朝为中心传统中国史学发起痛烈批判。战后日本失去海外殖民地，东洋史研究也后退内卷，不少研究者自海外引扬，集中于东京、京都、名古屋等几个城市。规模虽远不如以往，受益于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与民主开放，学者尚能安心治学，整体继续维持较高水准。田村实造的中国征服王朝研究、吉川幸次郎的元杂剧研究，都是这时期重要的研究成果。

而持续时间最久、成果最丰硕的，还要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读书班。据岩井忍回忆，五十年代他刚转到人文研工作，就与第一任所长安部健夫谋划共同研读《元典章》，最后竟然坚持了十四年，举办五百多次会读，其间安部仙逝，宫崎市定、佐伯富、田中谦二、藤枝晃等先后加入，日后各自卓然成家，会读成果《校订本元典章刑部》也在1964年、1972年出版。中国读者熟悉的杉山正明，继承的正是这批学者的衣钵，而杉山最满意的高足，则是现供职于人文研、近几年风头正劲的宫纪子。

宫纪子的《蒙古时代的出版文化》日文版2006年问世，由于语言问题，一直未在中国学界引发太多关注。此书从元代直译体、印刷业、世界地图三个大方向入手，指出蒙古帝国时代非但不是中国历史的黑暗中世，而是中国“再生古典学的时代”。作者对元代出土文物、美术作品、多语种文献做了综合考察，涉及面极广，志在纠正以往作为“文化破坏者”出现的蒙古帝国像。书中颠覆常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颇多，但也有硬扭史料，令人心生不安之处。

尾崎康在《正史宋元版研究》中已指出，今天很多所谓“宋版书”其实是元刻本：“以往藏书家视为宋版之《晋书》《五代史记》实皆元版。”这类错误之出现，除了书商哄抬书价、藏书家自矜收藏的因素外，也是出于人们对元代文化低劣的刻板映像。精美的元刻本多被鉴定为宋刻本，或明初刻本，宫纪子因而指出：“大元时代出版业的数量和质量都被大大低估了。尽管元刊本的存世量比宋刊本多得多，人们还是反复地说，大元时代出版业衰退、直到明嘉靖年间才恢复到宋代的隆盛。”

很多版本学家先预设元刻本低劣的立场，再取精美的宋代刻本与元代福建书肆的低劣坊刻本作比较，陷入某种循环论证。实际上，只要平心静气地将宋代官刻本与元代官刻本、寺庙刻本与寺庙刻本、坊刻本与坊刻本逐一对比，就会发现元刻本毫不逊色。如元代刻本《四书集义精要》《长春大宗师玄风庆会图说文》等刻本“线条锐利，跃动感强，是不容否认的。”

元末天下大乱，明朝建立之初仍处于社会凋敝期，文化萎靡不振。由于书籍缺乏，明初人遂直接盗用元版翻刻，为掩人耳目改换书名、削去原刊本牌记，“无知且无耻的剽窃行径横行。”此时元代的文学、阴阳学、数学、医学作品，都遭到明代人的系统性剽窃，洪武帝之子宁献王朱权也将元人朱绎曾的《文筌》改名《文章欧治》，堂而皇之地以自己的名字刊行，在这种轻薄学风之下“全不见学术之进步，毋宁是在反复的仿冒之中不断退化”，宫纪子因此将明初称为“剽窃的时代”。

元代出现了多种全新的书籍形式，比如“全相本”，即一块书版上半部刻图画，下半部刻文字，图文并茂，便于理解，类似于今天的连环画。较有代表性的是贯云石的《孝经直解》，以及同时期出版的《列女传》《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等。全相本的插图出于赵孟頫等名家之手，不但深刻影响了明清版画，也影响了日本、朝鲜的出版业。

很多人“对蒙古时代的文化毫无理解，即认为其为黑暗时代，全无根据，实际的情况恰好相反。”元代不但积极纂修《宋史》《金史》，在全国各地兴办儒学的数量更是超过了明代，就连钱穆在《国史大纲》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元代官员热心子女教育，一大批将中国古典普及化、通俗化的作品应运而生。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篇幅巨大普通人难以购置，元代就出现了曾先之《十八史略》、吴亮《历代地方世系》等各类简短易读的的历史著作。

1307年元成宗颁布《加封孔子制诰》，加号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尊孔的同时也保证全真教等宗教的信仰自由。六年过后，考虑到宋、金时代科举制的弊害，元政府宣布废除“诗赋科”，提倡以程朱之学为基础的“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在官方的大力提倡下，朱子学先向全国范围普及，再渗透到海外，成为一种“朝鲜半岛、日本共有的文化。”换句话说，东亚文明秩序是在元代成熟定型的。

宫纪子认为，元代流行的是从冠婚葬祭到社会事业无所不包的朱子学，与明清有所不同。从程端礼的《分年日程》、王应麟的《玉海》等著作来看，元儒读书广博，全不似明清士子仅知科场程文。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借马二先生之口讽刺道：“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元儒就很少有这种粗俗鄙陋之风。

但必须指出的是，宫纪子对元代的描述多少有些理想化。科举考试并非元代主要的取士途径，中央政府的主要官职由蒙古人牢牢把持，像明中后期非进士不能任六部尚书那样的唯功名论，在元代是见不到的。职是之故，与其说科举科目的调整导致相关书籍“发行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不如说因晋身之阶狭窄，儒生很早就“吾少也贱，故能多弊事”。《新编事文类要启劄青钱》《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事林广记》等元代日用类书所体现的，一方面是知识的庶民化，另一方面也是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底层化。

自觉仕途无望的元代儒生，多赖出版业为生，当时销量最旺的除了经学读物外，就是各类白话小说。高丽时代的朝鲜的汉语教科书《老乞大》中，曾出现一位去元大都做买卖的高丽商人，他预备买的书单中除了四书五经注本、韩愈、柳宗元、苏轼的文集外，还有《三国志评话》，足以证明这类书籍远销海外。宫纪子指出在《三国演义》登场的前夜，元代已经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白话小说，如郝经《续后汉书》、赵居信《蜀汉本末》、胡琦《关王事迹》等。

这些小说使用的白话文，早已不是纯粹的汉语，而是渗入了很多元代直译体的因素，亦邻真等中国学者称之为“元代硬译公牍文体”。简单来说，元代直译体是以蒙古语法书写的汉文，较典型的一段公文如下：“管军官每，新附人的房舍事产，不得买要呵，买要呵，回与他主人者么道。圣旨行了来。”这类公文佶屈聱牙，从汉人的眼光看来简直鄙俗不堪。半个世纪前人文研《元典章》读书班所做的工作，就是试图读懂这类文字，并弄清其语法结构。

杉山正明指出，元代直译体还可细可分为“前期直译体”和“后期直译体”，前者存世不多，见于满汉合璧碑中，尚有尊重汉语语法的倾向；但在忽必烈时代以后，蒙古帝国就开始强行用蒙古文的语法结构去改造汉语。文体的变迁背后，体现的是内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增强，待明太祖朱元璋廓清宇内后，这类文体按理应该被立即弃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明初的很多对外文书，读上去仍像出自蒙古人之手。洪武八年朱元璋致乌斯藏僧人公文：“我想修行是好的勾当，教他稳便在那里住坐。诸色人等休教骚扰，说与那地面里官人每，知道者。”同时期与朝鲜、渤泥国等国交往的文书，使用的也是这类有元代直译体色彩的文字，甚至宋濂等御用文人也会用直译体写作。宫纪子推测明代初年，华北还居住着很多蒙古等内亚民族群体，导致较长时间里元代直译体是东亚各民族交往的通行语言。这一推测在靖难之役中能得到印证：很多史料显示南下进攻南京燕王朱棣的军队中，就有不少骁勇善战的蒙古将领。

所以对于元代文化的过低评价，也会导致我们忽略明王朝内部丰富的内亚性，虽然从各个方面来说，明代都是一个内缩版的中华。宫纪子从地图学研究的新角度阐释了这一点，她发现元代的庆元路，即今天浙江省宁波市为中心的区域盛产世界地图，如清濬《广轮疆域图》、朱思本《舆地图》等，这类地理知识从庆元出发，借助海外贸易向日本和朝鲜辐射。1910年小川琢治在日本西本愿寺发现元代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值得商榷的是，清濬其实是台州黄岩人，虽曾在宁波逗留多年，但将他说成四明人未免牵强。宫纪子还称，《玉海》的作者王应麟和“《资治通鉴》的注释者胡三省，都是四明出身的学者”，王应麟出身鄞县固然没错，然而只要找到市面上最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每卷卷首司马光的名字后面，都赫然写着“后学天台胡三省音注”。以上都是因为作者削足适履，为证明庆元路是元代东亚“知识之港”。笔者认为，此处将“庆元”改为“浙东”更合乎史实。

若将明代嘉靖年间的《广舆图》与元代地图比较，可发现大明的地图绘制水平不进反退，尤其是对东南亚各朝贡国具体地理方位的描绘错误甚多。宫纪子认为，由于受到北方持续的军事压力，疆域不断萎缩之下，明代人华夷思想高涨，对外开放度降低的倾向在地图上的反映。《蒙古时代的出版文化》虽然不无可议之处，但那种“汉人虽然打不过游牧民族，但游牧民族来到中国后，最后都会因为仰慕汉文明而被同化”的汉族中心史观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