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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为何总成空谈

李一陵2019-01-08 15:47

(图片来源:经济观察报)

李一陵/文 2018年年底,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向省级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又称“减负三十条”。在新的一年里,减负仍将是教育改革的重点任务。

“减负三十条”甫一出台便被冠上了“史上最严减负令”的帽子,但是检索历年的新闻报道,从教育部到各地方,几乎每年均有所谓的“史上最严减负令”。从“减负三十条”的具体内容来看,不过是对过去政策的重申,一些地方出台过的相关政策甚至比之更严厉。

梳理中国教育减负史,并对照现实生活里中小学生越来越重的学业负担会发现,对“减负三十条”效果的预期并不令人乐观。归根结底,教育问题不仅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还是社会问题的缩影。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看上去很美好教育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会变样,甚至走向政策初衷的反面。早前,减负的重点是校内,所以有了诸如三点半放学这类政策,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三点半问题”,孩子放学早,可是家长还在上班,便只好把孩子送去培训班。随后又出现了“每当教育部门要求学校减负,最高兴的就是社会培训机构”的现象,形成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圈。

过去的一年,教育部门将减负重心放在了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上:年初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启动了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行动;年中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这些举措,都指向通过禁止超前超纲培训,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以打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圈,打破校外培训机构绑架家长、绑架学校教育的“剧场效应”。

但是排查、整改之后,校外培训热是否就此降温,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笔者从家长和从业者中了解的情况是,面对整改,一些培训机构不过是换了个马甲,或者索性就玩起了“躲猫猫”游戏。

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经验显示,如果无法纾解校外培训的需求,市场会出现供需紧张的问题。为了满足安全、师资等要求,从业者经营成本上升,家长的校外培训投入也将水涨船高。一些从业者或许将转入地下提供服务,而这将提高参与校外培训的安全成本。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否定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行动,而是要说明,对培训机构的治理同样需要标本兼治,关键仍在于纾解校外培训的需求。“减负三十条”中,诸如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严禁以各种名义组织考试选拔学生,严禁将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作为招生入学依据,民办中小学校招生纳入学校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中小学同步招生等内容,目的均在于纾解不合理的教育需求。不过,这些措施能否纾解家长的校外培训需求,关键仍在于能否得到落实。

诸多“史上最严减负令”之所以最后效果不佳,原因就在于落实不到位,或者政策本身就难以得到落实。比如,对作业总量的规定,不同的学生由于个人禀赋、学习能力不一,同样数量的作业需要的时间可能相差很大。而且,学校不布置作业,不能保证家长不给孩子布置其他的学习任务。某一学校、某一地区给学生减负,不能保证其他学校、其他地区同步给孩子减负。减负实际上处于这种“囚徒困境”当中。“囚徒困境”背后,是社会各阶层都希望子女向上流动,至少是要能够在未来成年之后取得与父辈相当的财富和地位,不至于阶层滑落。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孩子承受着更大的压力,父母也对孩子抱有更高的期望。不管是学校还是地方政府,也都有出好成绩的教育政绩要求。减负行动不能无视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现实。减负的同时必须回应好社会各阶层向上流动的愿望。否则美好的教育理念、教育政策,便会在实际操作中受阻。家长总有办法给孩子增负,去提高孩子的竞争力。对当下教育政绩观的纠正,必定无法通过一纸禁令实现,高喊依法治教的口号,改变不了什么。

教育生态是社会生态的一部分,教育生态的演变与社会生态密切相关。减负是一场生态治理行动,减负能否成功,绝不能只靠教育生态改善的单兵突进,没有社会生态的改善,比如改变用人单位的学历取向,教育生态也很难有彻底改变。从这角度来看,不要幻想减负能够毕其功于一役。

(作者系教育领域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