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文 1月10日，阿里巴巴技术脱贫大会在石家庄召开。我也作为挂职所在地云南省元阳县的政府代表受邀参会，并和其他九个县一道，同阿里共同签订了“互联网+脱贫”县域合作框架协议。与其说这是阿里首次面向社会和媒体亮出“扶贫成绩单”，不如说这是他们把企业助力脱贫攻坚形成的几种特色模式的一个思考和总结。除了传统优势电商脱贫外，还有生态脱贫、教育脱贫、女性脱贫、健康脱贫四个板块。

元阳县是阿里巴巴2018年在全国选择深度合作的20多个脱贫样板县中，唯一一个同时在电商脱贫和女性脱贫两个板块都做出探索并取得成效的国家贫困县。

“两山两谷三面坡，一江一河万级田”，这是一个集民族、边疆、山区、贫困为一体的贫困地区。这里也是唯一以民族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有美丽的梯田风光，有营养价值极高、基因传承千年的梯田红米。但是，山路崎岖、道阻且长、交通不便，使得红米外销困难，商品化程度低。米香也怕巷子深，最后都成了自产自销、自种自吃的口粮，也就无法进入到波兰尼意义上的“为卖而买”的市场化进程。老百姓只能“捧着金饭碗讨饭吃”，难以摆脱贫困。

李平清是一个普通的元阳农民，他去年的最大愿望就是，能把红米卖出去，而不是自己吃，只有红米变成钱，他才能买一条新裤子过年。电商扶贫帮助他做到了这一点。

实际上，尽管改革开放始于“分”，但市场的拓展在另一个维度要求“合”，这种“合”指的是产业链的整合、市场和农民的组织。“组织起来”，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困扰着梁漱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和共产党、国民党为代表的各个政党共同的难题。

“组织”的力道和分寸必须拿捏得当，不然就会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陷阱而无法超拔。农民的自组织有其天然基础，因为农业有其特殊性——劳动过程、生产过程和销售过程之间的分割几乎超过任何产业，春种、秋收，即便勤勤恳恳，也未必能“一分辛劳、一分收获”，这中间实在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技术水平较低的程度下，千百年来的传统小农就有“守望相助”的传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互助组，其实就是这种传统互助形式。只不过当后来冒进到人民公社后，局面就已全然不可收拾，“组织”过了头。在技术水平升级、机械化基本覆盖农业生产各个环节之后，组织起来的需求并没有弱化，反而逐渐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程度更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在现代市场的汪洋大海之中，单打独斗的小农只能望洋兴叹，因此必须抱团取暖。

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内部，也绝不会是各个经营主体做着无序的布朗运动，而是有着较高的组织化程度，欧美、日本的农业市场、企业，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大数据时代的电子商务，也以其独特的信息位势，成为引导企业进而组织市场的一股无形而强大的力量。而且，电子商务不仅能够组织市场，更可溯源而上，积极地去组织农民，让自己成为真正的枢纽。阿里电商脱贫团队的“元阳红米1+1000”项目做的就是这样的探索。

我在元阳挂职半年来，也许是协助分管教育的缘故，时常与我的另一些分管其他领域的“挂友”开玩笑说：“从长远看，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劳动力输出扶贫，可能都没有太大意义，唯有教育扶贫可以根本性地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一生。”可是，当教育遭遇贫困的冲击，要想走出泥沼不容易。

我们常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就我有限的观察而言，我认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女性几乎能顶起整个家庭的一片天。我经常在下乡的路途中看到小至二十几岁、老至七八十岁的女性，背后的背篓里装满打下来的稻谷、或是从集市买来的货物，有的甚至有几十斤之重。更有一次坐在车里，看到前面一辆挖掘机里赫然端坐的驾驶员，是一位身后背着娃娃的哈尼族“女汉子”。挖掘机开进的速度甚至不输汽车。

可是这些女性虽然是家中的顶梁柱，一旦遭遇变故，也毫无还手之力。这次大会上听到另一个元阳人的故事。她是一个家中父母因病致贫的小姑娘，由于家里的财力只能支撑一个孩子上学，面临着被迫辍学的风险。《大江大河》里宋运辉姐姐那样的命运，以及姐弟之间非此即彼的艰难抉择，在今天的很多贫困地区依然存在。“蚂蚁好保险”给他们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它专门为国家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的女性成员提供教育健康保障，缓解因病因学返贫的问题。

脱贫攻坚的道路还有很多崎岖坎坷，而且脱贫也只是最低的一条线，脱贫后面还有增收、致富。现代化浪潮就是这样一个不进则退的接续奔跑过程，我们唯有逆贫困之流、溯发展之源，点滴积累，累积改善。这既是过去四十年中国发展的密钥，也将是未来岁月里中国故事的精髓。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现挂职云南省元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