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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雨霏/文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通常集中于一些能够突出反映“日本性”的思想家、学派和出版物。社会科学这一源自欧洲的学问在近代日本的成立，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话题。社会科学在日本的移植与应用，集中反映了在“西学东渐”背景下，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理论与话语体系时的选择与取舍、接受与变容、协调与内在化的复杂过程。在这一领域的拓荒，不仅有助中国读者了解近代日本思想“非日本的”另一个侧面，同时也能提供一个比较的视点，反思20世纪中日两个国家思想近代化过程的不同轨迹。

以下围绕西方社会思想，尤其是德国社会思想在日本的早期传播，根据笔者个人研究重点，简要介绍2018年以及近几年日本学界推出的相关书籍。

日本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接受中，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在日本，马克思的名字首次被提及是在1881年《六合杂志》4月号上刊登的小崎弘道《论近世社会党的原因》一文。明治前期，马克思主义连同西欧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以及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一同被移植到日本。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成为日本社会科学的指导理论。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短暂的弹压与缄默，在战后日本的哲学、经济学及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再次成为一股有力的思潮。直到今天，仍有一批以此为志的日本经济学者，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能解释后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也相信新的现实课题能丰富这一理论体系，并验证其有效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领域，日本学界成就显著。早在九十年代，大谷祯之介、大村泉等日本学者就参与了MEGA（《马克斯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工作。2018年，大村泉编著的《唯物史观与新MEGA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本书集结德国、日本、中国的相关学者，从《费尔巴哈》章的形成史、原创者问题，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历史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等几个方面组稿论述。大村本人执笔的第五章《唯物史观的第一发现者》是一篇很有意思的考证文章，旨在探讨谁是《费尔巴哈》章的原创者这一问题。围绕此问题，大村认为，单是确认基底稿为恩格斯执笔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恩格斯一定是真实作者。他推测，或许存在马克思口述、恩格斯记录这种情形。通过对比基底稿与恩格斯通常的写作习惯，考证修改痕迹并指出一系列对于母语者来说极不自然的笔误，大村确认了自己的猜想，提出了马恩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假说。

大村此书是社会评论社本年度的企划项目“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年纪念出版”的一环。众所周知，社会评论社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左翼社会科学的重要出版据点之一。除了推出日本进步知识分子撰写的前沿性理论著述外，该社还不时出版一些关于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传记和回忆录。譬如2018年出版的两卷本《向坂逸郎评传》，旨在刻画那些在“大正昭和期，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献身的人们”。正如宣传词所言，生于1897年的向坂逸郎的确代表了一代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与思想轨迹。正是这一代日本知识分子见证了日本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同时他们也是创造这一潮流的推手。这代人还包括宇野弘藏、三木清以及“讲座派”几乎所有的论客。他们通常在一战后进入帝国大学，二十年代受文部省派遣，作为年轻的“进步”学者远游欧洲，广泛接受各种社会思潮。与同时代的其他日本左翼学者的相比，向坂的特点在于他的阅读与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执著于马克思本人的作品。在战后不久，向坂便着手《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同时撰写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1959）、《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问题》（1962）与《马克思传》（1962）。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外的欧洲经济学者，向坂言及甚少，但这并不表示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之外的思潮缺乏关注。譬如，在左翼杂志《在新兴科学的旗下》1929年5月号，34岁的向坂就寄稿一篇，对批判德意志历史学派代表人物WernerSombart《普罗社会主义》（1925）特别提出了批判。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割裂的存在。它通常与无政府主义、历史主义经济学以及其他指向社会改革的欧洲社会思想在日本的接受史相互交织。这体现在早期介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日本学者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积极推介那些与第二国际保持距离的学者们提出的学说。举一个典型的事例，100年前的1918年，正逢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福田德三（1874-1930）发表《国民经济讲话》、《劳动经济讲话》以示纪念，同时还集结坂西由藏、大西猪之介、寺尾龙一、大塚金之助等商业学校教员，计划编纂《马克思全集》。福田德三今天被公认为是一位自由主义左派，他在1920年前后与河上肇上展开论战，批判后者的社会主义立场。然而福田对社会公平、社会福祉问题始终抱有热切的关心。作为日本社会政策学会的领导成员之一，福田汲取德意志历史学派与英国福利经济学（welfareeconomics）的传统，认为放任市场规律不受制约地运行，必然导致劳动者与弱势群体的困窘化。因此，市场竞争机制只有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对抗与相互协调中才能发挥积极作用。除了福田本人的著述外，这一册还收录了河上肇、小泉信三、土田杏村等同时代知识分子对福田社会政策思想的评论。因此，对于理解明治后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水乳交融的思想状况来说，此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到三十年代的国家主义，在近代日本社会科学的成型期，德国思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源泉。前述福田德三便留学德国，在德意志历史学派的左派人物 LujoBrentano的门下，以《日本经济史论》获得了博士学位。然而德国社会科学在日本的传播这一研究领域不仅在中文学术界乏人问津，即使在日本，关注度也并不算高。这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由于日本大学学科设置的传统，社会科学的历史通常由社会科学的从业者以内史的方式进行叙述。社会/经济思想史在各自学科内作为公共课的地位，导致该方面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欧洲古典思想家的内部解读，反而忽视了近代日本社会/经济思想的水脉。以日本经济评论社推出的“经济思想”丛书为例，全11卷中也仅有2006年上梓的两卷讨论日本经济思想史。这种边缘性不仅体现在相关成果的数量上，更体现为叙事方式的局限性。传统的传记叙事或个别学者思想的内部解读仍占主流，如日本经济评论社2008年起推出的系列“传记·日本的经济思想”，已出版了大久保利通、柳田国男、涩泽荣一、山田盛太郎、北一辉等人作为经济学者的传记。

近年来，经济学者团体逐渐受到注目。如牧野邦昭《经济学者与日美开战：起底秋丸机关“虚幻报告书”之谜》（新潮社、2018年）以侦探小说式的情节展开方式，用短短150页追溯了陆军省战争经济研究班的经济学者在谍报工作密集的背景下，服务于当局同时被当局怀疑、监控的真实情景。2015年明石书店推出的辛岛理人《帝国日本的亚洲研究：总力战体制、经济现实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以海军省调查课嘱托板垣兴一的思想与活动为中心，通过重现日本东南亚研究在帝国“南进”过程中的制度变革，考察知识的生成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遗憾的是，1945年以来，英语学界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霸权使得日本的年轻一代社会科学从业者对欧洲大陆的语言比较陌生，这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早期日欧思想互动被边缘化的第二个原因。作为内史的日本社会科学史无论是以代表性人物、媒体还是制度建设为中心，受到一国史框架的制约非常明显。

在这一背景下，昭和堂2018年推出的论文集《被埋没的近代日本经济学者们》在选题方面提供了一种越境思想史叙事的可能性。本书由著作等身的经济学者八木纪一郎与马尔萨斯研究者柳田芳伸编著，全书分为前后两编。上编“近代日本的知识社会与经济学者”依然延续以人为中心的内部解读方式，聚焦田尻稻次郎、武藤长藏、太田正孝等六名经济学者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下编“帝国周边与经济学者”。八木执笔的第八章《战间期在德国的访学活动：经济学者的共和国体验》从文部省的访学制度、同时期德国经济学的实态、旅德经济学者的个人经验三个方面进行了总括，得到如下结论：这一时期的旅德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以及经济理论本身的理解均带有自相矛盾的色彩。这主要是由于当时风靡德国经济学界的德意志历史学在推进社会公平的方向性上与马克思主义有类似之处。这一流派的思想可上溯至反启蒙的相对主义思潮，在普鲁士自上而下的社会经济政策改革中又逐渐获得了反自由放任主义、反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色彩，提倡国家对市场的调节和对私有经济的制约。该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在1933年后逐渐向纳粹靠拢，提出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第三条路”，对日本经济学者的战时思想转向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谈及战间期日本学者的访德经验，加藤哲郎2008年出版的《魏玛时期柏林的日本人：留洋知识分子的反帝网络》是目前业界引用率最高的著述。加藤哲郎不仅是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同时也是积极的参与者。1990年7月日共第19回党大会召开之前，加藤与清水慎三、加藤周一等著名左翼知识分子联合发表对日共的批判与谏言，汇成《给日本共产党的信》一书。结果编者有田芳生被党除名，《赤旗》更是撰文将执笔者们定性为对党进行“反共攻击”的人物。苏联解体后，加藤利用俄罗斯解密档案做了大量关于大清洗的实证性研究，其中包括专著《在莫斯科遭清洗的日本人：1930年代的共产党与国崎定洞、山本悬藏的悲剧》（青木书店、1994年）与《人间 国崎定洞》（劲草书房，1995）。与八木上述著述相比，本书的特点在于对旅德日本知识分子与日本国内以及驻莫斯科日本人之间关系网的发掘。加藤的主要研究对象是1926年政治学者蜡山政道发起的“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会”以及周边人物。除解密档案外，作者通过自己丰富的人脉，从当事人、遗族手中广泛征集未整理史料，同时听取众多关系者的证言，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除此之外，作者对在德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与德国共产党以及在柏林的中国、朝鲜革命者之间的互动给予了充分关注，其中对章文晋、廖承志、王炳南和成仿吾在德期间与日人的交往也有言及。相对同时代的中国同仁，日本学者优秀的外语能力使得他们更容易参与到当地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去。另一方面，在“魏玛式通胀”的背景下，日本学者的经济优势也让他们能够聘请知名德国教授做家庭教师。

作为一名中学生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瓦解的霍布斯鲍姆日后回忆道，“如果在1930年的柏林，你还感觉不到自己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那你永远也不会有这感觉了。”不少生于1890年左右、作为年轻学者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的日本人也颇有共鸣，也留下了一些见闻录或回忆录。譬如1930年旅欧的左翼作家胜本清一郎《赶赴红色战线》（新潮社，1931年）就是同时代的日本革命者的魏玛体验记。战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比较出名的包括经济学者有泽广己的《学问与思想与人间》（每日新闻社，1957年）与无产阶级戏剧家千田是也自传《另一部新兴戏剧史》（筑摩书房，1975年）。

以上列举出的是近年来日本学者对社会科学草创期“西学东渐”的一些实证研究。实际上欧美学者对这一现象也早有关注。2013年，京都みすず书房推出一本题为《马克斯·韦伯的日本》之译著。作者是大阪大学教授、《韦伯全集》的编者之一WolfgangSchwentker。本书将日本的韦伯接受史分为四个阶段：摇篮期（1905-1925）、韦伯业绩的“发现”（1926-1945）、“第二开国”时期日本的韦伯研究（1945-1965）、70年代之后的韦伯复兴。这一时代区分法也反映了日本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1880中期以来，日本产业革命进入新阶段，决策层对后进资本主义国家普鲁士的崛起之路格外关注。除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对俾斯麦帝国宪法的效仿，第二帝国在产业结构调整、贸易发展与社会问题的解决等方面的经验，也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明治日本提供了他山之石。这一时期积极介译韦伯学说的多是日本社会政策学会周边的学者。他们注重韦伯作为国民经济学者的一面，介译文本集中于韦伯对农业工人状况的调查与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一战前后，日本的社会学在制度上确立，与政治学、经济学彻底分家。战间期日德两国密切的学术互动使日本的社会科学从学习斯宾塞与孔德的传统转而追随德国社会科学。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社会科学界成为当仁不让的唯一真理。在左右两大阵营的对抗中，被左派斥为“资产阶级学说”同时被右派划为“需要超克的西方思想”的韦伯学说被遗忘。除了《儒教与道教》因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中有助于理解“中国为何没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这一命题而被介译，其他文本在此时期并未受到主流言论界的关注。1945年后，以大塚久雄、丸山真男、川岛宜武为代表的“近代主义者”们带动了日本的第一波“韦伯热”。韦伯对西欧社会与亚洲社会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日本学者理解日本近代化“合理性与巫术性同在、官僚支配与儒教道德伦理共存”的二重性。这一次，韦伯学说并不是从战后的联邦共和国直接舶来，而是取道美国而来。汲取韦伯的行动理论发展了结构功能主义的TalcottParsons早在1958年就被介译到日本学界，其弟子RobertN.Bellah更是以《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1957年，日译本1962年，中译本2003年）一书直接将作为方法的韦伯与作为对象的日本近代化对接，通过在前近代日本的价值系统中寻找新教伦理的等价物，将日本的特殊性纳入近代化的普遍法则中去。

RobertN.Bellah的问题意识不仅是日本的韦伯学者们所共有的课题，同时也碰触到日本言论空间中久而有之的身份认同危机：日本究竟是“亚细亚的”，还是“西方的”？日本社会的发展轨迹，究竟是特殊的，还是遵循普遍规律的？在近代主义退潮之后，日本公共圈对韦伯的关注依然经久不衰。1984年，J.C.B.Mohr刊出《韦伯全集》（MWG）的头几卷时，三分之二的销量都来自日本机构的订货。2014年，韦伯诞辰150周年之际，日本的社会学者组织召开“战后日本的社会科学与韦伯”纪念论坛，主要讨论1964年韦伯诞辰百年纪念论坛之后，日本韦伯学的发展状况。与会者论文结集为《马克斯·韦伯研究的现在》一书，2016年由创文社出版。

以上只是近代社会科学在日本现地化（localization）过程相关研究的冰山一角。虽然这一领域目前对中国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但正是这些从欧洲输入的社会、经济思想左右着日本人日常和世俗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希望通过介绍与引进该方面的著述，让中国读者了解一个去东方化（de-Orientalized）的日本，以及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对劳动、对消费、对资本主义抱有的平凡而真实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