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给幸存了又一年的人

汪天艾2019-01-27 02:20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汪天艾/文

那些已经亲眼目睹

跨进了死亡这另一个国度时

只要记得我们——不是

丢魂失魄的野人,而只是

空心人——托·斯·艾略特

2009年11月10日,周二下午6点15分,德国国家队守门员罗伯特·恩克在开着车徘徊了八小时以后,站在铁轨边,面朝从不莱梅呼啸而来的列车,跳了下去,时年32岁。那天以后,公众才第一次知道这位征战顶级联赛的运动员曾在2003年被抑郁症击倒,花了十几个月才勉强从几乎断送他职业生涯的浓雾中走出来;第一次知道这年夏天病症重新袭来,他又在药物、咨询与恐惧中挣扎了整个秋天,最终败下阵来。

两年后,与恩克相识多年的记者罗纳德·伦出版《门将之死》,独自完成了两人曾经约定要一起写的书。2004年2月,在他即将从第一次抑郁症的袭击中走出来的时候,恩克告诉罗纳德:“我开始为我们的书零零散散做些笔记了。”2009年夏末,复发后假象好转的恩克给罗纳德发短信说:“我得说这又会是我们的书里不错的一章。”他原本想,退役以后,就可以在这本书里坦诚地谈论自己的病症,最终,只留下了两大本被他叫做“抑郁日记”的记录。

从日记的字里行间、从仅有的几个知情的亲人和朋友复原的场景里,我们读到了恐怕每个抑郁症患者都多少经历过的折磨。整夜整夜的失眠,脑子里纷乱的念头无法控制的时候,他会起身去洗手间,坐在马桶盖上发呆,无望地等待睡意,最后徒劳无功地躺回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生活变成持续的考验,一连串需要完成的事情,每一件对他而言都太费力了。他有清晰的概念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却只能像全身麻痹的旁观者一样看着自己把每一样事情弄糟。还有恐惧,深深的恐惧,害怕复发,害怕噩梦重演,害怕让自己失望,害怕让别人失望,害怕新的一天到来,害怕被曝光,害怕职业生涯因此终结,以至于每次去精神医师的诊所都要记得戴上棒球帽并压低帽檐。

2003年第一次跌入深渊的时候,恩克觉得自己是知道原因的,因此当他终于与足球、与失败和解的时候,以为一切都过去了。他甚至挺过了罹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的夭折,从第三级别联赛回到顶级联赛,并极有可能成为2010年世界杯德国队的正选门将。然而与抑郁症的较量就是这样,一次休战无法确保下一次它不会回来,一次胜利无法确保下一次不会失败。复发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一个有病史的人可以毫无问题地应对极端压力,却在某个看上去琐碎无奇的事情面前突然崩溃。

最后那个周六的联赛,他发现在球场上令人满意的表现也一点都无法产生任何改变了,他什么都感受不到了,全是麻木的。他不是懦夫,他赢过一次,可是这一次,他想,这一次,什么都救不了他了。

11月8日,周日晚上,没有早早躺下,看完了电视上播的《泰坦尼克号》才睡。

11月9日,周一下午,结束训练回家,外面下着雨。和妻女去了最常去的咖啡店。特蕾莎举起相机,他抱着莱拉露出笑容,好像并不费力。

11月10日,周二,中午12点半的时候,罗纳德·伦打来电话转达一位英国同僚的采访请求以及德国奥林匹克图书馆想请他去做讲座。“我怎么觉得我像你的秘书一样呢!”老朋友开玩笑道。“我今晚再打给你好吗?”对方匆匆挂断电话,罗纳德不记得他当时的声音是什么样了。

2011年11月27日凌晨,威尔士国家队的主教练加里·斯皮德在一个异常黑暗的地方,什么其他都不重要了。几个小时后,妻子露易丝发现他吊死在自家的车库里,时年42岁。

2018年,斯皮德的记者好友约翰·理查森在《加里·斯皮德:没说出的故事》里首次公开了当年他们共同撰写的两章自传,并收录了大量与他的妻子、父母和众多朋友的采访。时隔七年,巨大的问号依旧盘亘于每个人的脑海:“我们所有熟知他的人都花了很多很多小时想有没有什么是我们本来可能做的?有没有任何预警的信号?然后你会觉得愧疚,然后是愤怒,他为什么要离开?”

在所有人眼中,这个威尔士人安静、得体、完美主义,喜欢将每件事都妥善做好,始终保持着绝佳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他是最不让人觉得会发生这样事情的人,在朋友眼中他看上去像是一个拥有完美生活的完美的人。从队长到主教练,他是替所有人解决问题的人,这是否让他更难接受和承认自己的弱点并向他人求助?

悲剧发生的前一天,他还完成了所有人的预期中他会做的事:去看儿子在学校踢球,和学校老师聊了几句,然后去英国广播公司录制电视节目《足球聚焦》,谈论威尔士的世界杯预选赛之旅。在主持人丹·沃克的印象里,那天的斯皮德比往日要显得更快乐和满足,离开时还提醒他说:“别忘了下周一给我打电话,我们要把上次那场高尔夫打完。”他甚至一如往常地给正在电视上出镜的记者好友布莱恩·劳发去调侃其白发的短信:“看来约克郡已经下第一场雪了呀”。

在他死后,露易丝从他17岁时写给自己的信中重读出种种端倪,想到他或许从很年轻的时候就饱受折磨,只是依靠对人生完全的掌控力、依靠全身投入家庭、足球、朋友来控制内心的阴影不要致命地扩大。他没有求助过,甚至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黑暗是需要像普通伤病一样求助和接受治疗的。如他的父母在书中所说:“至少有一件事,我们希望他的死能让人们更开放地谈论心理疾病。我们唯一的猜测是他饱受抑郁症的困扰,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总是挂着笑脸。”

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魔鬼,斯皮德的魔鬼藏得太深了,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见过了它。

历史上备受抑郁症折磨最终弃世的艺术家并不少见,文学与疾病、艺术与自杀在文学研究里是可以单独成立的方向,以至于很多人仿佛觉得这件事是有内在逻辑的,好像抑郁症的打击范围是有精准对象的,好像艺术家会自杀并不奇怪,至于普通人,“好好过日子怎么会抑郁呢?”“坚强一点,乐观一点就是了”。于是有人可以轻飘飘地将“我今天抑郁了”挂在嘴边;有人可以把它“浪漫化”“艺术化”;有人能够理解甚至欣赏艺术家的抑郁、诗人的自杀,却无法正常面对和共情身边人日日夜夜凝视的深渊。

然而小说家库切在《青春》中一连串的自问与恩克在日记里记录的绝望如出一辙:“如果他继续待在这里,通不过考验、失败得很不光彩怎么办?如果他独自在房间里,开始哭了起来,而且停不下来怎么办?如果一个早上,他发现自己缺少勇气结束,觉得在床上度过这一天要容易一些——这一天、下一天、再下一天,在越来越邋遢的床单中度过——怎么办?像这样的人,这样不能够面对考验而垮掉了的人,以后会怎么样?”

同样是遭遇本质共通的人类机体与心灵的痛苦,艺术领域以外的患者往往“享受”不到人们由对艺术家的想象而生的某种程度的宽容。在几乎所有的职业领域(不仅是职业足球)公开暴露自己的精神困扰都是危险的,精神不稳定很有可能成为丢掉或无法获得职位的理由(不少单位在入职体检中加入了心理问卷环节)。在以结果为导向的“正常人”社会价值体系中,一个守门员——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一个合格的员工,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能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在足球界的预设里,一个职业球员面对任何失败与低谷都是不被允许退缩的,他们被要求(或是自我要求)必须坚信(或显得坚信)一切皆有可能。在社会的预期里,职业性也意味着每个人自动有能力控制情绪,消化掉任何指责与辱骂,继续工作。大多数人缺乏对抑郁症真正的了解,许多患者也对自己的病症难以启齿,甚至意识不到去寻求帮助。

而抑郁症其实是毫无道理亦没有偏见的病症,人无法选择抑郁与否,是抑郁症选择了人。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是艺术家或诗人的专利,也与矫情或懦弱、失败与成功没有必然关系。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超过3.5亿人在抑郁症的深渊里挣扎,每年全球自杀死亡的人数近80万人,抑郁症是最大的诱因。它不仅是心理疾病,更是生理机能的病症,每一样症状和行为都有科学上的解释,更是全无什么浪漫可言:药物副作用的折磨,试药、换药、再试药,诊疗室外做不出表情、严重缺乏睡眠的脸……抑郁症的漩涡在于疾病剥夺了一个人做大部分正常事情的能力,让人用尽力气也完不成普通的生活,而由此产生的无力和无用感(“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会把人拖入更深的病症中,一直到底部(像皮扎尼克自杀后她书房黑板上留下的最后那行诗里写的)。

恩克死后,不少德国报纸使用德文词Freitod(“自死”,字面义“自由的死”“自愿的死”,出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自由之死”)来描述这件事,罗纳德·伦认为这样的用法是错误的,因为“抑郁症患者的死亡从来不是一个自由的决定”。西川也曾说:“我一直假设海子卧轨自杀那天,他往山海关走,如果碰见个熟人,可能就去饭馆吃饭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自杀者的死愿不真实或抑郁症的痛苦没有那么巨大,恰恰相反,抑郁症患者选择死亡与否有时只在一线之间是因为对他们而言,死亡不是目的而是途径,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可以结束当时当刻、无时无刻的痛苦的办法。许多抑郁症患者尝试自杀的时候并不是冲着死亡的结果而去,只是一心想要头脑里的雾气、包裹整个生命的黑暗一次性消失结束。

抑郁症像是把人类分成了两个物种,无论是否相爱都无法听懂对方。这样的隔阂普拉斯在自传体小说《钟形罩》里写过——主人公埃斯特尔的母亲去精神病院探望自杀未遂的女儿,对她说:“没关系,就当是做了一个噩梦,我们重新开始”。埃斯特尔望着天花板无望地想:可是如果世界才是我的噩梦呢?让·埃默里在他自杀前的最后一本书《独自迈进生命的尽头》里也写过——“有个人在夜里回家的路上,在他必经的灰暗灯光笼罩下的街道上对自己说:这一切都不值得,我的努力都不值得,我所能期待的都只是在实现的过程中就被吞噬的幻觉而已。我要给这件破事一个了结。而同时,另一个人回到了家,谈的却是晚霞,是感冒和明天的天气。”可是,在那些被留下来的人的讲述里,我们读到他们一遍一遍追问“为什么?”——不仅是“为什么要死?”更是“为什么不和我聊一聊说一说?”就算每个人都是孤岛,每个人的人生终究是一个人的战役,也许,有时候,哪怕仅仅是有时候,是可以说出来的。

无论虚构或纪实,无论第一人称的讲述还是他人的追忆,这些书都是伤痛之书,不安之书,可是这些声音需要被听见。人与抑郁症的缠斗虽然开始得毫无道理,虽然漫长无边,虽然可能永远无法彻底结束,甚至有一天最终还是放弃了,及时的干预、必要的求助和可能的陪伴依旧值得坚持;这世界上,如库切所写,“他不可能是唯一受到考验的人。必定有人通过了低谷,从另一头走来;必定有人完全躲过了考验。”

新年伊始,给曾经遭遇和尚未遭遇黑暗的人,给幸存了又一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