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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脱欧”浪潮之外的英国

吕品2019-01-27 02:44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吕品/文

2018年的英国社会,一切似乎都被笼罩在“脱欧”的阴影之下,无心顾及其他问题。好在读书是件个人的事,还可以选择比“脱欧”更有意思的主题。在我的2018年书单里,只选了一本与“脱欧”相关的书籍,因为这本书能帮助人更好地了解脱欧的“病因”。图书的选择完全出于个人的喜好,并不代表哪些书最为出色或最受重视,也不一定是最新出版,五本图书中有一本9年前就已出版,但是书中讨论的话题,却依然有现实意义。

《英勇的失败》

最近《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份不同寻常的读者来信,信的大意是写信人作为英国的“德国朋友”,尊重英国人选择“脱欧”,但同时表示世界上没有什么决定是不可逆转的,欧洲的大门永远向英国敞开。信中还对英国人说,我们会想念你们的黑色幽默、下班之后去酒吧喝一杯的习惯、茶里要加奶、汽车要沿着左边开等等,我们其实真心想你们别走。署名的“德国朋友”包括德国左中右各大政党的党魁、大公司CEO和其他知名人物等。

不过在德国人的这封信里,没有提到英国文化中的一个特点:对所谓“英勇的失败”的崇尚。在爱尔兰作者芬泰·奥图尔看来,这正是“脱欧”的心理病理学根源,他的新书就是以此作为书名。

有关“脱欧”的书已经出了不少,但是关于造成“脱欧”的心理原因却不多。奥图尔从一个“关切的邻居”角度进行观察并提供解读,这大概是最适宜的距离。

奥图尔认为,“脱欧”其实是英格兰民族主义爆发的一个表现,在这里他把苏格兰和威尔士排除了出去,认为“脱欧”基本上是发生在英格兰的一个特有现象。民族主义者需要一个可以与之抗争的欺压者,英格兰民族主义者眼中的欺压者就是欧盟。奥图尔不无嘲讽地说,在脱欧者内心深处,想象欧盟与英国之间是一种命令与服从、施虐与受虐的关系,甚至都带上了爱恨交织的情色意味,令人联想起前几年在英国疯狂热销的情色小说《五十度灰》。

英国文化惯于把“英勇的失败”浪漫化,从1912年罗伯特·斯哥特远征南极失败身亡,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明知送死也要冒着炮火前进的“轻骑兵冲锋”,再到“二战”期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都是英国人津津乐道的在失败中表现勇气的事迹。

最近一段时间,面临“无协议脱欧”可能带来的经济滑坡和社会动荡,一些“脱欧”者又祭起“英勇的失败”大旗,声称英国公众会鼓起勇气迎接苦难云云。奥图尔指出,“英勇的失败”在大英帝国时期还有点意义,因为能软化一下全球霸主的欺凌者形象,但如今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再这么干就是闹剧了。“英勇的失败”的前提是你对自己的实力其实充满信心,但脱欧者的心理,完全是一种歇斯底里式的自怨自艾。

奥图尔说自己写这本书的态度是“当你的邻居发疯时,你想要知道哪儿出了问题”。他说爱尔兰自己长期被零和的民族主义困扰,希望同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在这位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邻居身上。

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奥图尔表示,他相信会举行第二次全民公投,这本来不大可能,但是当其他选项都被否决之后,也就只剩下这一种可能了。我希望他的这一预测和他对“脱欧”心理病理学的分析一样可靠。

《托马斯·克伦威尔传》

近几十年来,读者们对都铎王朝的兴趣似乎有增无减,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层出不穷,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也大受欢迎。但是对托马斯·克伦威尔,这位都铎王朝的重要历史人物,却一直缺少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权威传记,他可曾是亨利八世的执行官,一度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生巅峰。反而是英国小说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Mantel)两部获得布克奖的小说《狼厅》和《提堂》诠释了克伦威尔的内心世界。但那毕竟是小说家的虚构和演绎,真实的克伦威尔,还需要历史学家来还原。

2018年出版的《托马斯·克伦威尔传》可称得上是这样一部权威的传记。作者迪尔梅德·麦卡洛克是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基督教历史专家,著作甚丰,有关都铎历史的作品就出过不少,2013年就为BBC拍过一部纪录片《亨利八世的执行者: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起落》,所以由他来写克伦威尔传记是理想的人选。

麦卡洛克的《克伦威尔传》被人称道的地方是资料丰富但文笔生动,一部严谨的传记,读起来却如小说般富有戏剧感。为克伦威尔写传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克伦威尔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因此其他人给他的信件,都会认真地归档。根据麦卡洛克的说法,当时较为重要的人物,在给别人写信时都会先写一份草稿,定稿之后再重新誊写一遍发出,原稿就会存起来。但是,在克伦威尔身后,别人写给他的信件都还在,而他写给别人的信件却都被销毁了,据说这是他失宠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销毁信件是为了避免被敌人拿到把柄。因此搜集资料是写作本书的重要部分,而解读则更需要功力。难得的是麦卡洛克并没有把这本书变成枯燥的材料堆积,而是充分展现了材料背后曲折的故事。

对于克伦威尔这个人,麦卡洛克对他还颇为同情。克伦威尔出身微寒,但是凭借在欧洲学会的一口熟练的意大利语,投靠红衣主教沃尔西(CardinalWolsey),为他监督意大利工匠建造墓室。当主教被革职之后,克伦威尔虽然已投靠亨利八世,但是对主教依然很好,即使这么做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任何好处。

在大众文化中,克伦威尔似乎只是一个在宫廷争斗中胜出而后又失败的人,但是麦卡洛克指出,克伦威尔的故事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在他职业顶峰的9年间,在他的推动下,英格兰完成了宗教改革,成为一个新教国家,同时议会的权力急剧扩张,对后世的影响巨大。

《金钱极乐园》

本书书名“金钱极乐园”指的是一个跨越全球却又没有国界、没有实体却又无处不在的地方,只有那些最富有的人才能进入。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转移钱财、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国家地区的法律,目的是尽量少给政府交税,最大程度隐藏自己的财富。

作者奥利弗·布洛是一名英国记者,曾在俄罗斯呆了7年,担任路透社记者,负责车臣和高加索地区的新闻,回到英国后开始根据自己在俄罗斯的经历写书。《金钱极乐园》的灵感与俄罗斯和东欧有关,开篇讲述的就是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腐败情况。他后来在示威浪潮中下台,在逃往俄罗斯之前,慌乱中把许多机密文件抛入海港中,被示威者捞起,成为研究地下黑钱走向的绝好材料。

书中布洛带领读者在全球穿梭,从金钱的来源地,例如俄罗斯、中东、拉美、阿富汗等地,到被“操作”的地方,如英属海峡群岛的杰西岛(Jersey),再到保存和变成其他资产的地方,如纽约、伦敦、摩纳哥、日内瓦等。目前仅在英国就有10万套住房是由离岸账号拥有。布洛还发现,在伦敦豪宅区伊顿广场(EatonSquare)一处,就有86套住房是通过“匿名机构”拥有的,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是“金钱极乐园”的一部分。

进行复杂的财务操作,当然少不了金融和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伦敦金融城里有大把公司在提供这样的服务,布洛甚至把伦敦金融城称为“金钱极乐园”的发源地。“金钱极乐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愿意提供离岸天堂的国家,有些小国甚至愿意出售外交护照,只要价格合适。即使政府有意加强监管,但是制定法律缓慢、投入资源不足,远远跟不上”金钱极乐园“的快速演变。而且光靠一两个国家的努力无济于事,“金钱可以自由越界,但是法律不能”。

但是放弃对“金钱极乐园“的监管,承担后果的将是所有的普通人。布洛以二十世纪初为例指出,正是当时混乱无序且仅令小部分人获益的世界经济格局导致了大萧条的发生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今天,在政府对监管无能为力或犹豫不决之际,只有依靠调查记者来揭发“金钱极乐园”,引起人们警惕,逼迫政府动手,但是“金钱极乐园”知道该怎么对付记者。他以自己为例,说他曾经花了两年时间调查一个俄罗斯大亨是如何通过欺骗其他股东获得大批资产并转移到离岸账户的。就在准备发表前,他所在的刊物收到律师信威胁起诉,尽管他的调查结果有充分证据支持,但是出版社还是抽下了文章。布洛指出,这是出版社出于经济考虑而做的自我审查,因为俄罗斯大亨手里有钱,出版社打官司耗不起。

因此尽管本书副题中有“如何从盗贼和骗子手中夺回我们的世界”的字样,布洛却并没能提出什么解决办法。他相信建立一个制度透明、贫富分化不严重的社会非常重要,因此迫切需要全民参与讨论,对国家未来的走向形成共识。

《月球直播》

去年电影《登月第一人》(FirstMan)公映,讲述美国登月的故事。这让我想起一本9年前的作品:《月球直播》。有关登月的历史、个人经历方面的书籍、纪录片出了不少,《月球直播》独辟蹊径,把登月与电视媒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把美苏太空竞赛放在冷战意识形态之争的框架下论述,书名反映了登月本身是电视事件这一事实。

美苏两国的太空竞赛,一般认为是从1950年代开始,到1970年代中期结束,整个过程对美苏两国及其盟国来说,对内对外都有重要的宣传意义。太空竞赛从运载火箭、卫星、载人飞船、地球轨道飞行,到月球轨道飞行,直到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达到高潮。但其实在前10年中,苏联多次走在前面,美国常常扮演追赶者的角色。1966年苏联太空计划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去世,第二年美国阿波罗1号地面测试时着火,两国的太空计划同时遭遇重挫,但是苏联的太空计划从此再没能恢复过来,美国却仅隔一年多时间就成功发射了阿波罗7号。当阿波罗8号上的宇航员在1968年圣诞节前夜的电视直播中从月球轨道向电视观众诵读《创世纪》时,美国在太空竞赛中获胜已成定局。

这场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电视直播,反映了电视媒体在太空竞赛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负责太空项目的NASA和美国宇航员,从刚开始时抗拒电视直播,到后期专门为电视直播而改进登月舱,说明共识已经形成:仅仅去征服太空是不够的,必须让地球上的电视观众“亲眼目睹”征服太空的过程。

美国阿波罗计划的10年中,电视转播技术飞速发展,电视机广泛普及。美国的三大电视网为转播登月实况投入巨资,都采用全球多点同时转播的方式,从演播室到休斯敦宇航中心、从宇航员家属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反映,影像即时切换,成为之后重大事件新闻报道的蓝本。

阿波罗计划在大众记忆中留下的最深印象是3个画面:阿波罗8号发回的一张蓝色地球在月球的地平线上升起的照片,宇航员阿姆斯特朗(NeilArmstrong)踏上月球上的第一句话:“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以及阿波罗13号的“休斯敦,我们出了问题。”

《月球直播》已经出版了9年,但是书中所描述的现象在今天仍然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只不过社交媒体取代了电视网络,“自拍”的手机取代了电视镜头,似乎只有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事情才算是真正发生过,这与登月必须有直播才算成功没什么两样。

《雄激素为王》

《雄激素为王》是澳大利亚心理学家科迪莉亚·法恩有关男女行为差异决定因素的第二部作品。她的上一部作品《性别误识》(简体中文版名为《是高跟鞋还是高尔夫修改了我的大脑?》)的主题是反驳“男女的大脑结构决定行为差异”观点,在《雄激素为王》中,她继续这一话题,这次反驳的是“男女体内雄激素水平差异决定行为不同”的观点。

这两本书的中心论点,都是不能因为男女在身体上存在差异,就说男女在行为上一定不同,这里的行为是指社会上对男女不同的固有认知,例如男性擅长理性思考、逻辑推理强、有领导力、敢于冒险、有攻击性等,而女性则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多任务能力好、感性、服从、安稳等。法恩并不否认现实中男女行为存在以上这些不同,但是指出这些行为上的差异其实是构建出来的,是因为社会对男女的不同期待,从婴儿期、甚至是胚胎期就开始培养的。

法恩在新书中着重批判了被她称为“雄激素为王”的世界观,即认为男女间的一切行为差异都可以用雄激素水平解释。法恩指出,社会对男女行为期待的不同从来都存在,每当女性试图挑战性别歧视时,都会遇到“这是自然的差异”这样的回答。每当一种偏见被证明没有科学依据时,例如男女智力水平有差别的观点被驳倒之后,总会有人提出新的“证据”说明男强女弱是有科学根据的,近几年的“证据”就是诸如男女大脑结构不同、体内雄激素水平差异等等,但是提供这些“证据”的研究,如果仔细推敲其研究方法,就会发现大都存在确认偏差(confirmationbias)。

法恩并不否认雄激素会对大脑产生影响、进而改变行为,但她认为雄激素并非男女行为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只是有一定作用,此外还有更为复杂的生物与文化原因。

《雄激素为王》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2018年科学图书奖,并得到奥威尔奖的提名。奥威尔奖以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命名,奖励内容和风格同样出色的政治话题图书。确实,《雄激素为王》不仅是一本科普书籍,更带有鲜明的政治观点。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评委在评价此书时有这么一句话:“本书适合和《使女的故事》(TheHandmaid’sTale)放在一起看“,这么说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使女的故事》的焦点也是女性的位置,同样带有强烈的政治观点。不过也有人认为此书同样存在作者一再批评的确认偏差问题,对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数据所花篇幅较少,有避重就轻之嫌。但是总的来说,《雄激素为王》是一本资料丰富、论证严密但读起来酣畅淋漓,毫无晦涩之感。

旅英华人,曾是科学工作者,现在的工作主要在媒体和网络,曾任《卫报》Guardian编辑,现为独立撰稿人,《经济观察网》特约记者,英国华人社区英华园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