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

对于有心俯瞰历史，却又没有多少精力的读者来讲，《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是一本非常好的作品，作者弗兰克·巴约尔在这本百多页的小书里，极为细致地描绘出一幅纳粹德国上从高官，下至平民集体道德崩溃的浮世绘，虽说谈不上身临其境，却足以让门外人对第三帝国的政治生活管窥一二。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纳粹极权主义国家的腐败完全由制度结构决定，不可能铲除它们也不乐意铲除，因为纳粹上层不仅利用腐败为自己谋利，同时也借此收买下属忠诚，将其牢牢绑在政权的战车上，腐败在纳粹高层中司空见惯，在体制的底层大部分案件被压了下来，纳粹党的总财务官平均每天依旧要提起五项刑事诉讼，就算是体制外的平民，也有大量加入腐败的机会。

纳粹的腐败早在其夺权之初就已泛滥，讽刺的是，纳粹在上台之前，最热衷的便是攻击魏玛德国的政治腐败，以及自我标榜己身道德上的清廉。尽管魏玛政府丑闻频出，使纳粹成功将“民主即腐败”的信念植入德国民众的集体意识，但与纳粹的腐败相比，魏玛时期的那些小小污点着实不值一提。

然而随着魏玛最后三年宪政的死亡，尤其是纳粹在上台后推行《授权法案》，形成对德国国家和社会的全面管制，从此腐败在第三帝国是个禁忌话题，谁要是触犯了这个禁忌，谁就是恶意造谣和抹黑污蔑，德国的腐败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哈耶克在谈及极权主义的危害时谈到，极权国家会消灭所有中间组织，将所有人打散成原子个人，以做到利出一孔。在被管控所有的生产资料与社会关系以后，无法串联反抗的人们一旦被逐出体制内，就不会有任何立足之地，用希特勒的副官弗里茨·魏德曼写给希姆莱的信形容：“要是哪个人和某个领导人闹翻，就连狗都不敢吃他的面包了。这样的失意者在纳粹党内和国家机关里找不到工作，私企自然也不敢雇佣他们，因为他们害怕雇佣了不可靠的人，所以还不如直接给这样的人判死刑，或者让他吃一辈子福利。”

一体两面的是，纳粹党内存在极其猛烈的任人唯亲现象，上台以后，纳粹首先提上议程的便是政治分肥，纳粹方法是对1933年前加入纳粹党的老成员进行补偿。

像柏林省部书记兼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便将纳粹夺权的过程比作“牺牲的苦路”，老成员付出了公众所不了解的贡献牺牲，因此有必要加以补偿。希特勒则将纳粹建党十多年来受到的苦厄理解为政治牺牲，仿佛纳粹党成员的困顿、失业、破产都是出于魏玛体制的打击。

然而由于魏玛时期活跃的纳粹党人在社会等级上往往向下流动，属于社会中的边缘人，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生活在不同阶层的夹缝中，往往对体制怀有刻骨仇恨，缺乏安全感，顾影自怜，因此极为赞同元首的观念，认为自己曾在完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始终遭到迫害和追踪。

在斗争年代，这种描述神圣化了纳粹党人的磨难，而夺权以后，更使得纳粹毫不客气地照顾自己人，大包大揽地将自己人塞进油水充足的岗位中，不管其是否符合资格，大量的老成员就此飞黄腾达，鸡犬升天，相当多的公共事业单位、国营企业因为承载过重，濒临破产。

在职员升迁，政府招标，发放福利等事项上纳粹也是优先考虑自己人，千方百计地用公权力为自己谋利，毫无节制可言，即便公众十分不满纳粹党人得到的优待，老成员对自己的物质特权依旧不知靥足，甚至有纳粹党干部因为没有兑现向下属做出的安排工作和提拔的诺言，而被告上党内法庭。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老成员牺牲的补偿不止是修辞，还牵扯到纳粹运动的深层结构。作者强调，由于纳粹党没有体制化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平衡机制，因此纳粹党运动就变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大杂烩，由各种派系和门阀掺杂而成，既不受到任何权力监督，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

是以，对一个纳粹党人的地位至关重要的是他与直接上级的私人交情，以及他在人际关系网中的地位。私交和派系组成的次级结构比正式的组织隶属关系和等级制更能决定成员之间的关系。

因此纳粹党内腐败由希特勒开始，元首率先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并利用特别基金建立自己广泛的私人圈子，提供馈赠、资助和赠礼。馈赠拉拢的对象五花八门，包括军事精英、国家机关的精英，文艺工作者，乃至权斗失势之人，希特勒用赠礼和资助抚慰后者，以防其做出不利政府的行为。

于是上行下效，用物质资助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私人关系网，逐渐成为纳粹体制各个层面的一项核心统治原则，纳粹的高官们，尤其是纳粹党各省部的书记——他们通常兼任该省的总督和帝国国防专员，在自己的辖地上作威作福——纷纷效仿希特勒，设立既不受国家财政监督管辖，也不接受纳粹党总财务官控制的基金会和特别基金，扶持亲信，培养自己的势力网。

这些独立于原有财政的小金库并不能瞒过纳粹高层，但高层一来也不干净，二来出于政治考虑，不愿与这些飞扬跋扈的封疆大吏发生冲突，因而默许其行为，这导致了国家财政的瓦解，尽管国家财政已在相当大的程度被用来供养纳粹党员。

财政体系的一团乱麻与支离破碎，也方便了纳粹党的众多基层干部上下其手。由于大量不受控制的小金库存在，很难监督每一笔款项的去向，国家财政的丰厚拨款、捐款、募资以及党费被经手的各级干部公然占为己有，而魏玛时期的最高检查部门审计署则沦为摆设，邮政部甚至直接拒绝审计署成员跨入邮政部办公大楼。

除了国家和财政的腐败与混乱以外，第三帝国对德国占领区的统治，以及在对犹太人、“国家公敌”的处置上同样是高发区，令人一言难尽。

就德占区而言，作者认为腐败的产生归于三点：灭绝性的种族政策，目的是消灭劣等民族，使巨额财产被掠夺和聚集起来，而德国官员可以轻易及不受监管地控制这些外国财产，进而中饱私囊；占领当局对腐败鼓励和纵容，因为其首要任务便是要冷酷无情地执行种族政策，同时对占领区进行经济剥削；被统治者没有任何权力，在自我标榜为“主宰种族”，不受限制和监管的统治集团面前任人宰割。用作者的话说，腐败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少有的几种互动途径之一，因为除了被剥削以外，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几乎完全没有用处。

由是，占领区成为冒险家和投机商的乐园，来到占领区的德国人争相参与腐败，不分男女，不分官职高低。在腐败的问题上，女性的行为方式与男性没有本质区别，两性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活动空间的差异，女性接触到相应资源的机会比较少而已。

德国占领当局无节制的剥削迫使被统治者去黑市获取生存物资，或者在黑市出售物资以有利可图，由于非常规的统治关系和暧昧不清的局势给他们提供了大捞一笔的机会，占领当局不但容忍，甚至大力推动黑市经济。与德国官场的混乱和纳粹体制的山头林立类似，数量众多的不同机构在黑市上努力保障自己独占的收入来源，甚至互相竞价，把物价抬高。

对敌产的侵吞也被制度化，这样财产一方面流入数量众多的小金库和特别基金，另一方面则被交给各种托管机构进行管理经营。形形色色的特别专员、特别代表、物资采集经理人拿着童话般的高工资，和托管公司组成了一张非常复杂的利益网，帝国财政部的报告显示：“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哪些机构是政府机关，哪些从属于政府机关，或者隶属于类似机关的事业单位，或者还是在战场上游弋的大群自私自利的鬣狗。”

总之，德占区的腐败当时人尽皆知，最腐败的加利西亚区被留在德国本土的“帝国德国人”私下讥讽为“丑闻西亚”，管辖加利西亚的波兰总督区（Generalgouvernement）因为缩写GG，被调侃为土匪省（Ganster-Gau），宣传部长戈培尔则在日记中径称总督弗兰克为波兰国王。但这些嘲讽很难说都是出于公愤，有很多倒像是吃不着葡萄反说葡萄酸。

发生在迫害犹太人、国家公敌上的腐败，与德占区腐败的缘由也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劳改集中营系统，几乎是整个腐败体制的缩影。作者指出，集中营，特别是党卫军的集中营既不受普通行政机关管辖，也不听从传统政府当局的领导，因此集中营的财务完全不受国家财政监管体制的影响，同时又与公众隔绝，也不受司法部门的控制。

犯人则毫无权益可言，在享有过大权力的管理员面前没有申诉程序，只能靠断断续续的贿赂勉强应付，导致了普遍的营养不良和死亡。党卫军集中营的干部系统性地贪污犯人的金钱，侵吞食品，享用犯人的劳动成果，如果被撤换或者被调查，基本上不是因为腐败，而是由于这些指挥官过于张扬，有将集中营的秘密暴露给公众的危险。

可以说，这一蛀虫缠身的体系本身就是在挑战良久以来，对集中营大屠杀的一个信条：人们将犹太人的灾难看作精确运转的官僚机器不带个人感情，精确执行的国家罪行。

这里并不是否认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在屠杀效率上的重要性，如果纳粹操纵的是中世纪的行政机器，可能连将犹太人投入集中营都做不了。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命令执行者对物质利益的强烈渴求在其中的推波助澜：由于重要的国家机构的运作不再受到正常原则的约束和监督，受害者被剥夺人性，受害者的财产被意识形态污蔑为赃物，腐败找到了理想的温床。因此除了意识形态的狂热和道德败坏的官僚常规外，低级的动机也对大屠杀起到了强烈的推动作用。

查看纳粹的记录，不难看到那些机械化，纯粹出于意识形态的迫害始终是少数，对大多数刽子手而言，物质上的动机反而一以贯之，可以尽情上溯到将犹太人投入集中营之前，从剥夺犹太人权力，消灭其经济基础、强迫其移民，最终驱逐和谋杀，所有过程都伴随着五花八门的腐败行为，纳粹放纵人们的欲望，反犹分子暴力袭击犹太人，在收贿受贿，滥用职权的政府官员协助下将其财产“雅利安化”，这些被劫掠的财产大部分被中饱私囊，而不是上交帝国，之前提到的由各地诸侯控制的小金库特别基金也基本建立在犹太人的累累尸骨上。

即使没有直接参与迫害，德国的普通民众同样从对被害犹太人财产的有组织分配里获益，整个战争期间，从全欧洲抢来的犹太人财产都会被运往帝国本土，拍卖给公众，人们连原本社区的邻居和熟人的产业都能没心没肺地购买，对这些难以追溯的财产更不会有道德上的顾虑。纳粹日后反腐的失败，除了常见的官官相护以外，普通民众从纳粹罪恶的体制中获得大量好处，因而在纳粹穷途末路之前热情不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缘由。

由此可见，纳粹的腐败绝非孤立的边缘现象，而是体制固有结果。这一统治秩序由于腐败严重而漏洞百出，拖累了行政效率，但另一方面，纳粹开启的血肉磨盘用腐败做润滑液，将全民族绑架在自己的战车上，为了理想而狂热的死忠在任何人群中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却难逃物质的诱惑。

换句话说，参与纳粹政权的那一代人几乎没有一个是无辜的，所谓平庸的恶的概念纯属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因为没有孤岛和例外，默认纳粹极权的统治的人，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与其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