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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杜涛 经历半年多减税降费的吹风，减税降费已经成为共识，但是怎么减税，减哪些税，是普惠性减税还是结构性减税，又或其他，对此经济观察网记者专访了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主管合伙人王冬生。王冬生曾经供职于财政部税政司和毕马威北京税务部，从事涉税相关工作多年。

经济观察网：减税已经是社会共识，您认为减税有一些误区，主要是哪些？

王冬生：误区主要是九个方面。

一、误区之一：与以前的税额比

曾经看一经济学者关于减税的视频，认为税收收入一年比一年多，假定去年收了9万亿，今年收了10万亿，怎么能说是减税了？

这种认识，将减税理解成税收收入的绝对减少，认为收入绝对减少，才是减税。

减税，主要是指财税主管部门出台了新的税收法规，采取了新的减税措施，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比如扶持小微企业的各种措施。因此，分析减税的效果，不是今年和去年比，应该是基于同一年，按照减税前后的税法，分别计算税额，然后进行比较。今年收了10万亿，如果不采取减税措施，按照减税措施出台之前的税法，可能收12万亿，那就可以认为减税2万亿。因为实施了减税政策，导致有关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比按照以前税法计算的应纳税额相对减少，就是减税了。

将今年的税收收入与去年的税收收入比，比较的对象错了。

二、误区之二：与GDP增幅相比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比较方法。记得2018年上半年的GDP增幅和税收收入增幅公布后，某经济学家认为，不但没有减税，反而多收了几千亿，因为税收收入的增幅远超过GDP的增幅。

这种误区，实际是误认为GDP的增幅与税收收入的增幅，应该是同比例的线性关系。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但是，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增长，不是同比例的线性关系。税收收入的增幅或者快于GDP的增幅，或者低于GDP的增幅，两者同步，才是不正常的。因为GDP的构成与税收计税依据不一样。

仅以GDP的构成与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比较，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根据收入法GDP的计算方法，GDP的构成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也就是工资、折旧、利润、计入成本费用的税金。构成GDP的四项因素中，只有利润一项，最接近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应纳税所得，其他几项，都是计算应纳税所得的扣除项目。

假定2018年，某企业创造的GDP是100元，其中工资30元、折旧40元、税金20元、利润10元。为了说明方便，不做纳税调整，利润就作为应纳税所得，该企业应缴纳所得税2.5元。

假定2019年，该企业创造GDP110元，工资32、折旧42，税金22元，利润14元，缴纳企业所得税3.5元。

2019年的GDP增幅是10%，所得税的增幅是40%。

当然，所得得税的增幅，也可能低于GDP的增幅。但是，这个时候，一般没有人说，多减了多少税。

所以，不能因为税收收入增幅高于GDP增幅，就否认政策减税的效果。

三、误区之三：不到时间就比

这种误区在营改增之后比较常见。

比较营改增减税效果的方法之一，是逐月比较。将当月的增值税应纳税额占当月不含税收入的比例，作为增值税的税负率，与改革前营业税的5%或3%税率比较，如果增值税的税负高，就认为不但没有减税，反而增税了。有些纳税人，因为在营改增之前已经购置了运输工具、大型设备、房屋等固定资产，营改增后可以抵扣的进项税不多，导致所谓的增值税税负高于营业税的税负，就认为营改增不但没有减税，反而增税了。

这种比较方法的错误在于，不到时间就比较，在减税效果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比较，并否认营改增的减税效果。

营改增减税效果的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好比吃感冒药，也不是立刻见效。目前不购置固定资产，无法享受增值税抵扣的减税效果，等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到了，购置固定资产时，就可以享受减税效果。

所以，减税政策出台后，不能因减税效果还没有显现，就认为减税措施没有效果。不是没有效果，而是还没到时候。

四、误区之四：与税收总额比

在评价某项减税措施的效果时，经常与税收总额比较，如果税收总额变化不大，就否认具体减税政策的效果。这种误区实际是比较对象出了问题。

减税的政策，是通过不同税种的不同措施，逐渐出台的，即使不考虑减税效果对时间的要求，某些减税措施对有关的纳税人，可能影响很大，但税收总额更大，影响税收总额的因素又很多，因此，一项减税措施，对税收总额的影响，也许可以忽略。

即使对税收总额影响不大，也不能否认减税政策的效果，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以全概偏，用宏观否定微观。如果要比较减税政策的效果，应该是比较这项减税措施，对有关纳税人的影响，比较这项措施实施前后，对有关纳税人有关税种的影响。

五、误区之五：比税额不比利润

比较减税效果，不就是比税额吗？评价减税效果，还真不能仅比较税额，应该比较利润，纳税人的终极关心，不是税额，是收入、成本、利润。

税收是政府参与分配的一种方式，政府拿的多了，纳税人留的就少了。因此，无论是哪种税收，无论如何计算税额，无论采取何种减税措施，无论是影响纳税人的收入、成本，还是税率、税额，对纳税人最终的影响，是纳税人的利润。

因此，分析减税效果，最终是要比较纳税人的利润。在同一年份，如果按照新的税法计算，纳税人的利润，比按照老税法计算，更多，就是减税了。具体是比较毛利还是比较税后利润，看分析哪个税种的哪项措施，不同税种的不同措施，比较的方法也不完全一样。

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营改增的纳税人，即使税负增加，但是税后利润也增加，看似没有减税，实际是减税的。

假定A公司2018年可以抵扣的进项税是8元，有关的支出是50元，销售收入是1000元，销项税是60元，应纳税额是52元，增值税的税负是5.2%，营业税的税率是5%，按照常用的比较方法，税负增加了。但是如果比较毛利，结论不一样。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按照征收营业税计算的毛利是：1060-1060*5%-58=949

按照征收增值税计算的毛利是：1000-50=950

看似税负增加了，但是毛利也增加了，实际也享受改革的红利了。所以，比较减税的效果，最有效的指标，是比较利润。

六、误区之六：用征管否定政策

政策的减税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征管加强抵消。所以，经常听到的一种声音是，哪减税了？征管更严了！

影响纳税人实际税负的，除了政策外，还有征管。过去的这些年，财税部门在政策性减税的同时，在提高纳税服务水平的同时，税务局征管能力也在不断加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征管手段的先进。伴随着营改增上线的金税三期的运行，有效地堵塞了虚开发票的漏洞。看似虚开发票的案件屡见不鲜，但不是问题更严重了，恰恰是金税三期发现了问题。

二是征管流程的改革。税务局内部管理方式的改革，尤其是处理重大案件的流程，更加规范，极大压缩了人为影响的空间。

加强征管，堵塞漏洞，尽管可能抵消政策减税的部分效果，但大方向是对的，应继续大力推进。不能因为税务局加强征管，可能抵消政策减税的部分效果，就否认政策性减税的作用，更不能通过放松征管减税。当然，在研究政策性减税的力度时，应考虑征管加强腾出的减税空间。

七、误区之七：税率加总等于税负

曾经有国外的某组织，评价各国的税负，采用的方法是，把某个国家各个税种的税率加在一起，就等于税负，以此比较各国税负的轻重。国内也有学者把增值税的税率16%，企业所得税的税率25%，加在一起，就认为纳税人的税负至少是41%，好像纳税人41%的收入，都被征税了。

上述方法，实际是认为增值税的税额，就是收入与16%的乘积，所得税的税额，就是收入与25%的乘积。这种认识，不符合税法的规定。

任何一个税种应税税额的计算，都是计税依据与税率的乘积。增值税应纳税额尽管是销项税减去进项税，但实际也是计税依据与税率的乘积，把计算公式变换一下，就可以看出。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增值额，在收入100的情况下，增值额可能是30或20。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是所得额，收入扣除成本、费用等后才是所得额，所得额一般远低于收入，甚至有收入，没有所得。

把税率加总等于税负的做法，是错误的。

八、误区之八：减税越多越好

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大幅度减税的背景下，进一步减税是必要的，但不是减税越多越好。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财富在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一种分配，也是社会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是政府多拿点，还是纳税人多留点，需要综合考虑有关因素：如减税的需要和财政支出的需要；征管加强为政策性减税提供的空间；我国面临的国际税收竞争环境等。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税收又是财政的基础和支柱。如果减税幅度太大，导致财政收入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顾此失彼，出现财政危机，也值得高度警惕，历史上就有前车之鉴。自1994年开始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就有当时财政危机的大背景，当时热门的提法是“提高两个比重”：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过去这些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与1994年的税制改革与分税制改革，保证了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有直接的关系。

九、误区之九：减税就不能增税

在减税的大背景下，很少有人谈增税，一谈增税，就不合时宜，甚至招来骂声一片。其实，不能把减税与增税绝对地对立起来。减税与增税，是辩证的统一，把该增的税，增上去，有助于把该减的税，减下来。增税为减税创造空间，二者是辩证的统一。

经济决定税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经济结构、就业机构、收入结构、分配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税源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税制结构的变化相对滞后，新出现的税源，也许没有被及时纳入征税范围。因此，根据税源结构的变化，适当增加某些高盈利企业、高收入人群、奢侈性消费活动的税负，符合税收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的要求。

经济观察网：基于对减税的认识，就如何认识减税，如何进一步减税，您有哪些建议？

王冬生：税收事关许多方面的利益关系，事关经济长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减税也可以说是个系统工程，还是应统筹兼顾，尽量实现矛盾双方的有机统一。

1、减税的力度

实现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统一。在考虑纳税人减税需求的同时，还是要兼顾财政的承受能力，在需要与可能之间，找个平衡点，既满足减税的要求，又不影响必要的财政支出需要。

2、减税的对象

实现主体税种与非主体税种的统一。减税的重点还是聚焦主体税种，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应该都有进一步减税的空间。但是在税收收入中占比不高的一些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资源税等，对物流企业、资源开采企业关系重大，也值得重视。减税的对象，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其他。

3、减税的方法

实现减税与改革的有机统一。将减税与改革结合在一起，在完善税制的过程中，实现减税的目标，比如增值税可以通过允许利息抵扣进项税的方式，既完善增值税制度，又实现减税目标。企业所得税的基本制度设计，重组优惠等都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4、减税的基础

实现减税与增税的有机统一。减税是需要基础的，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发展，是减税最坚实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造成的减税空间，需要一定的时间。减税现时的基础之一，就是把该增的税，增上来，为减税拓展空间，夯实减税的收入基础，实现增税与减税的统一。

增税，首先是征管增税，通过严格征管，堵塞漏洞，增加收入。其次是制度增税，研究新的税源结构，调整、完善税收制度，提高某些负担能力强的纳税人税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