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十六年（1883）6月10日，曾代表日本出使欧美各国的明治元勋岩仓具视与外务卿井上馨、京都府知事北垣国道等泛舟于京都西北郊的岚山保津川，共览号称始于平安朝宇多天皇时代（887-897）的自然风光。到场宾朋当中，井上馨曾在长州藩与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当时名为伊藤俊辅）等人并肩作战，北垣也曾是激进的尊皇派，于文久三年（1863）险被处决。根据当时作为岩仓私人秘书在场陪同的多田好问在《岩仓公实记》中记载，曾一手推动倒幕维新大业的岩仓目睹两岸的樱树与枫树多已摧折枯死，在一众前尊皇志士面前感叹，维新前曾受幕府保育照顾的自然景观，如今竟在新政府的手中彻底荒废了。

从后世的角度看，岩仓的发言或许不乏讽刺意味。但对在两天后喉癌复发、并在一个多月后的7月20日撒手人寰的岩仓具视而言，如何在明治维新的变局之后复兴“西京”诚然是一个值得为之呕心沥血的课题。在人生的最后半年里，岩仓具视首先于明治十六年一月提交了《关于京都皇宫保存的意见书》，重点关注明治天皇迁都东京之后遗留在京都的旧宫殿与皇室财产问题，接着在五月亲赴京都实地考察，直到6月28日才因病情危笃返回东京。作为把“观光”一词引入近代日语的始作俑者，岩仓在《意见书》中同样强调应在京都发展面向日本国民与外国宾客的文化旅游业，显彰京都作为日本史上时间最长之都城的文教与礼制遗产。直到二战结束后，即便近代日本宣扬国体的意识形态需求不复存在，岩仓等人为京都设计的不朽形象依旧保存到了21世纪的今天。

那么，京都到底因何而成为京都？这正是《京都：流动的历史》试图解答的问题。《京都：流动的历史》并不是一本简单讲述京都城市史的著作，事实上从体例上看它更像一份旅游指南。三位作者不是按照时间与事件本末的顺序，而是把京都分成若干区域，用一个散步者的视角展示京都的城市史如何沿着每一条街道、每一处城区不断刷新、层累，并最终沉淀成观光者如今耳濡目染的印象。京都并不是自身1200年传统的纪念碑，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正如它在漫长历史中因应环境与局势不断代谢演变一样，京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风貌，恰恰是变迁的现代世界为它染上的保护色。

千年帝都的百年建构

从表面上看，明治维新似乎是一场京都对于江户的胜利：如果说1853年黑船事件发生时，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权力中心仍然是德川将军家的居城江户，那么到庆应三年（1867）大政奉还之际，为这一重大事件提供舞台的京都已站上了日本政局的顶点。然而，随着维新政府庆应四年（1868）9月颁布《称江户为东京诏书》，宣告天皇将在江户“亲裁万机”，京都因失去了首都地位而成为“古都”，如何处理留存在京都的有形与非物质遗产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在明治十六年1月起草的《关于京都皇宫保存的意见书》中，岩仓具视陈述了自己对京都历史的基本认识。岩仓评价京都“建都历年数最久，宫阙坊里之制齐备”“神武帝奠都以后，可观帝京之遗模者，独有此平安京而已”，如能将皇室宫阙与古迹旧俗妥善保存，定当一扫幕末以来“浮薄轻佻”之民风，“复前皇之古典，申忠孝之道”。对于在延历十三年（794）下诏奠都平安京的桓武天皇，岩仓称赞其“励政治，务兴作，事戎”，并希望将他作为平安京开创之主善加祭祀，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开创日本国祚之神武天皇一起构成未来京都常规祭祀活动的中心。以这一认识为背景，岩仓援引俄罗斯帝国以圣彼得堡为政治中心、但在莫斯科举行传统典礼的模式，主张以京都为举行即位、大尝祭等皇室典礼的礼制都市，与统治机关所在的东京相辅相成。

在岩仓具视眼中，京都的历史价值除皇室及朝廷的有形遗产之外，主要在于和神道仪式以及桓武天皇的密切关系。然而，历史上的京都既非桓武天皇理想的“平安乐土”，也非明治时代国学者臆想的国教圣城。姑且不论桓武天皇的造都计划在延历二十四年（805）就因民力虚耗而中止，后世京都的城市格局与市民组织也与平安京没有任何关系。仅从建筑史上看，京都市区留存至近现代年代最早的建筑——位于城北大报恩寺的千本释迦堂上栋于安贞元年（1227），距离源赖朝叙任征夷大将军、亦即一般说法中平安时代的终点1192年已过近半个世纪。对近代的京都而言，由所谓“逆贼”室町将军足利家兴建的金阁寺、大德寺等古迹反而才是更有真实感的历史景观。

在《意见书》中被规划为未来天皇家执行重要典礼的场所——而被划归宫内省管辖的京都御所之由来，也远非基于天皇亲政理念的明治史观所能解释。由桓武天皇所奠定的平安宫集中了外朝、内廷与二官八省的办公设施，是一片占据平安京中轴线北端、功能类似唐长安城皇城部分的统治机关建筑群，从11世纪起受频发的火灾以及朝廷公务、仪式等场所流转的影响而逐渐荒废，进入13世纪中叶终于彻底成为废墟。在这一过程中天皇家逐渐适应了在平安宫外之贵族宅邸借住的现实，并形成一套脱离中式宫城礼制、更加灵活的“内里”制度，重建于1850年代并留存至今的京都御所便继承了自15世纪室町时代以来定型的土御门东洞院御所旧址。至于在明治维新前集中于京都御所附近、专供朝廷公卿家族聚居的“公家町”也是室町、德川两代幕府及其间织田、丰臣两大武家政权不断管制的产物。显然，明治时代对京都历史的建构工程的目的并非全盘考虑天皇家礼制从平安宫时代到京都御所时代不断与现实相协调的变迁过程，而是以将多歧的历史线索概括为一种“神武—桓武—（孝明—）明治”的线性系谱为目的。

有趣的是，岩仓具视在《岩仓公实记》中发出的感叹，正是这一“古都”建构与京都现实历史之间张力的体现：江户时代的岚山景观之所以能够令岩仓具视感到怀念，是幕府所司代（江户幕府在京都之行政机关）督促附近的天龙寺承包山林、加以保育维护的结果。而打破这一治理模式的恰恰是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的延伸，为建立统一财税制度而废除传统寺院神社领地的政策。正如“复古”和“维新”两大旗号之间在语义上有着不可避免的张力，将京都建构为“古都”的工程到底是限制政治意志从而维护传统，还是放任政治意志以颠覆传统？对被迫步入近代的京都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

市民，京都的染色体

明治三十二年（1899），时值京都府根据《国有土地森林原野下放法》，准备将京都鸭川河畔之高濑川运河沿岸土地返还民间以进行商业开发，曾在当地经营物流业之旧豪商角仓家为宣称地权，引用了300年前家祖角仓了以在丰臣秀吉安排下承包当地运河设施建设的先例，终于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得到日本内务省部分承认。

20年后，即便高濑川作为京都东城主要商埠的交通价值已为电气铁路所取代，市民仍然以当地曾有幕末列藩藩邸与码头等历史遗迹为由，援引大正八年（1919）发布的《历史旧址名胜自然景观保护法》否决了将高濑川填埋以拓宽道路的城区改造方案，高濑川及沿岸码头旧址最终与河畔之旅馆街道木屋町通一并得到保留。如今遍布高濑川周边的史迹碑文标记了池田屋事件、佐久间象山与大村益次郎的遇刺等曾影响幕末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但对当年实际参与规划的居民业主而言，这些维新志士的足迹同样也是本地社会的护身符。

正如这场高濑川保卫战所体现的，尽管明治时代以来出现了急于将京都建构为官方史学纪念碑的政治动向，但在这一想象历史的过程中，权力的运作并非总是自上而下：一方面，即便在失去了天皇与首都地位之后，京都的市民社会仍能动用城市的历史记忆与决策者相博弈；另一方面，即便在能够与政治意志或风向达成一致的历史诠释上，对官方历史叙事的体现也离不开市民社会的积极参与。

以始于1895年、每年10月下旬举行的时代祭为例，尽管这一祭典以仿照平安宫朝堂院（外朝）样貌、主祭桓武天皇的平安神宫和京都御所为主舞台，体现了以桓武、孝明（明治天皇生父）两代帝王为主轴的官方叙事，但穿着不同时代之服装、表现京都历史的游行队伍完全由京都市民组织“平安讲社”以学区为单位主持承办，与同样由社区承办、但源于平安时代国家祭祀活动的祇园祭、葵祭一道构成了当代京都代表性的三大祭典。即便桃山时代以来分布于京都东部的传统民居街景已被近代城市化的进程所侵蚀，寄寓于传统街道的市民组织仍然保存着京都风俗文化的染色体。

与此同时，交通手段与城市设施的近代化却以一种相反的方式改造了京都周边郊区的景观，源自王朝文学的“古都”印象反而得到了增强。位于岚山以北嵯峨野地方的祇王寺在《平家物语》中原本是被平清盛始乱终弃的白拍子祇王、祇女姐妹结庐隐居的旧迹，但在明治时代却因一则“祇王指导嵯峨村民兴修水利”的当地传闻得到当时正在京都东郊兴修琵琶湖水道的京都府知事北垣国道关注，因而得到振兴。在江户时代主要作为通往爱宕山之朝圣道路起点而为人所知的嵯峨岚山，也因为20世纪初通往京阪神的铁路开通，得以重新开发为以《平家物语》《源氏物语》《百人一首》等王朝文学与《太平记》所载之南北朝战记故事为卖点的文化旅游区，即便当地在江户时代以前的古构与风光已荡然无存，近代以来熟悉日本古典文学的游客仍能对祇王祇女隐居、藤原定家编纂《百人一首》、泷口武者时赖与横笛死别的典故有身临其境之感。只不过嵯峨岚山从普通郊县村镇向“历史街道”转变的过程，已为大多数人所遗忘。

无论是在旧式民居不断萎缩衰败的同时坚持举办祭典，还是在并无当时遗迹存留的乡间根据经典文本重新开发带有历史韵味的景观，京都连绵不绝的“古都”面貌无不是在缺乏有形遗产支撑的前提下，完全依靠记忆乃至联想建立起来的。尽管佛寺、寝殿等有形遗产如今多以消亡，但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无形遗产依旧为京都居民（除庶民外，也有从15世纪开始逐渐失去优越地位的公家贵族）所吸纳，或以“风俗”的形式成为祭典，或以“风雅”的形式或成为特定家族的家学传承、或成为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伺机融近代化的潮流——即便这一潮流有时可能来得过于迅猛。

毁灭与重生：什么是真正的古都

根据京都府观光局数据，2017年人口不到400万的京都总共接待了超过360万人次海外观光，其中逾四成来自华语世界。即便如今的京都对越来越多中国人而言已不再遥远，但国人对京都的认识往往还是从那则以梁思成为主角的野史故事开始的：在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的1945年，是梁思成建议美军不要将奈良和京都纳入战略轰炸的目标之内，因而保存了这两座古都的文化遗产。这则传说固然以二战后中国对自身作为战后世界秩序下新兴战胜国地位的认识为背景，但在此同时也未尝没有折射出一种来自域外的“古都”想象：京都已经不再只是一座代表日本天皇制国家传统的帝都，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保存了中古以来东亚文明（亦即唐宋中国）的时间胶囊。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真正属于平安京的建筑遗迹如今已几乎不存在于京都市内，这种想象当然是严重失准的。相比之下，这个故事反而是美国一方的版本更接近京都历史的实态：从1945年春天开始，美军已将京都与广岛并列，选为最适合测试原子弹对大量人口聚居区杀伤效果的AA级目标，B-29轰炸机群之所以绕开京都正是为了保证这一试验场的完整。如果不是曾在20年代作为游客多次访问京都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出面阻止，京都恐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座被原子弹毁灭的城市——在京都人与观光客之间关系日趋剑拔弩张的今天，这也许是一桩最容易被人遗忘的恩情。

在京都历史上，即便未曾有常见于大陆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之虞，政治暴力或自然灾害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也远不止一次。仅在150余年前的元治元年（1864），京都民家便因禁门之变时幕府方的会津、萨摩诸藩与长州藩尊王派间的战火延烧损失过半，而在四个半世纪前的应仁之乱中，京都甚至一度为延宕十年的内战所腰斩。京都市区内现存建造年代最早的建筑千本释迦堂内，立柱上时至今日仍留存有应仁之乱时冷兵器穿刺的痕迹。

虽然京都并非如传说中所说的那样对太平洋战争毫无记忆、反而将应仁之乱当成“上次战争”，但近代以前的毁灭与灾难确实已经作为历史的一角留在了京都的地平线上。与业已沉入地层之下的亚洲大多数古都相比，京都的命运在坎坷程度上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在这里历史并没有用河流冲积的泥沙或政治斗争的战火掩埋自身，而是层累在了今人肉眼可见的地方。

在创作于1961年的小说《古都》开头，川端康成借女主角千重子的视角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在千重子家的庭院里，一棵古老的枫树总是能吸引客人的目光，但只有千重子和父亲知道，其实树下那座不起眼的石灯笼是从前被迫害的天主教徒留下的遗迹，那才是历史的幽微所在。尽管被迫害的天主教徒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6世纪末丰臣秀吉统治下的桃山时代，但那正是京都从应仁之乱的废墟上崛起成为新的近世文化都市、并奠定今日格局面貌的转折点，也是无论对京都居民、还是对外来观光客而言都最为熟悉的那个京都的开端。也许这就是对京都、也是对任何一座扛过了历史挑战的城市最佳的隐喻：它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因未经灭亡所以维持了原初的样子，而在于通过一次次漫步于历史上最黑暗的那些角落却依旧存续下来，证明了灭亡本身是可以被人类有机的聚居生活所征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