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 李微敖/摄）

经济观察报 首席记者 李微敖 “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无论是设立自贸区，还是自贸港，从开放的角度来说，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这远远不够，今天的中国，需要新版本的开放政策——我把它称为中国改革的4.0版。”

2019年3月23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上，做上述表示。

郑永年说，在他看来，中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到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的1.0版本，是将外资企业“请进来”；2001年，加入WTO前后，中国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改变自己来符合世界规范，是改革开放的2.0版本；在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开始小规模地“走出去”，这是改革开放的3.0版本。

他认为，这几年，无论是上海的自贸区，还是海南的自由贸易港，从经验层面来看，效果并不怎么显著。他们的研究计算表明，这些自贸区或自贸港，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起的作用也并不是很大。

郑永年提到他与海南省的党政领导进行交流时表示，海南的开放政策以前失败过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的洋浦开发，不了了之；第二次就是“国际旅游岛”建设，结果搞出一个“大陆旅游岛”，海外游客没来多少，主要是大陆游客，也包括“东北人拼命去海南买房子”。

对于国内外非常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问题，郑永年认为，我们对其严重程度远远估计不足。

“我们现在面对美国的不是一个战场，是‘三个战场’。第一个战场就是我们跟特朗普政府的种种贸易摩擦；第二个战场，就是我们跟美国国会的争论；第三个战场，就是战略意义上的‘冷战’，美国的安全、军工系统，他们是要跟中国打‘冷战’。后面这两个战场，有没有特朗普政府都会进行，而且长期来讲，对中国的影响，比第一个战场更深刻。第一个战场最好解决，无非就是（平衡）一些贸易数据，但是后面两个是非常麻烦。”

他以华为公司为例，称华为即使作为中国最好的IT企业，也有40%左右的支撑是完全依赖于西方。“对美国来说，有没有中国市场，就是多一个市场，少一个市场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但对中国来说，没有西方的一些技术，则是关乎很多企业的生死问题。”

所以，基于以上种种因素，中国需要一个更进一步的新的开放政策，需要改革开放的4.0版，这就包括继续向西方学习，并且是真正的“深度学习”、“深入学习”。

“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中国）真的是在（向西方）学，但是后来07、08年以后，西方出了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很多人就骄傲起来了，就不学了，或者是假学，虚情假意。中国新的开放政策要怎么做？用一个AI(人工智能)的词汇，叫我们要（向西方）‘深度学习’，要‘深入学习’，真的要学习，我们现在还不能骄傲。”

这位学者最后讲到：“中国要有信心，一定要开放，只要中国是开放的，没有一个国家能把中国包围起来、封闭起来。美国好像现在民主、共和两党以及各个利益集团，在中国问题上建立了统一战线，集体对中国施压。但施压的目的还是不一样的：华尔街向中国施压，资本向中国施压就是为了中国更加开放。我想，因为中国巨大的市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包括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在比例上不大，但绝对数量已经赶上美国，甚至超过美国了。面对这样的市场，每个玩家都不会放弃，日本不会放弃，欧盟不会放弃……今天我们要改变美国很难，我们只能通过改变自己，改变世界，才能再来改变美国。”

（本报记者吴小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