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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芝/文

汤姆·戈·帕尔默与其他人合著的《福利国家之后》旨在反驳如下观点：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一观点在如今耳熟能详，令人惊奇的反而是为何会有人反对。

然而不管是西欧还是世界，这都是晚近才有的发明，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都没有这个概念。在人类的绝大多数历史上，穷人的困窘会带来道德上的责难，但这并不会自然等价为政府有义务接手，“损有余以奉不足”，给与民众福利和补贴。毕竟在近代以前，政府对资源的整合以及行动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这导致政府在完成政权的自我延续这个目标以后就心有余力不足了。

是以，在近代以前，认为政府有义务救济穷人，置诸西欧还是一个少有人赞同的观点，在老派的绅士眼里这跟开征空气税一样荒诞不经。这并不是说他们天性缺乏仁慈，像后世三流文学作品里描写的一样冷酷无情；相反，持反对意见的绅士们往往急公好义，身兼社区领袖，承担着扶危济困的重任，只是习惯上来说，对穷人的救助从罗马帝国起，就是由教会与私人负责，从来不是国家的

中世纪人君自食其邑，能否从采邑取得租赋是领主与其封臣的私人契约关系，与其他人无关，各阶级老死不相往来。文明草创，政体简陋，更是没有不同于人君私人事务的公共事业，遑论公共财政。直到社会进步，大量不属于任何阶级传统范围的新鲜事务涌现，并超出旧制度能负荷的程度，才有了公共事务这一概念。

随着召集频繁，聚会成为定制，这就是国会，或者说各等级代表会议的起源，最初最主要的公共事务就是筹款。纳税人在当时还是一个专有名词，并不像今天这样包罗万象。在这里，纳税人仅指为公共事业筹款者，而税也仅指直接税，因为间接税不好监督其征集与使用，也不容易培养公民的政治自觉。

所谓“无代表不纳税”，反过来也成立，不纳税无代表，只有为公共事业出钱的人才有资格推举代表。西欧各国直到二十世纪才相继取消选民的财产资格，必须从这里理解。而被马克思后来命名为无产阶级的人群，在中世纪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或者说称不上阶级。在中世纪的政治概念里，不能为公共事业筹款，反而仰人鼻息需要教区救济的人无法纳进各阶级的代表会议当中，自然谈不上什么阶级。

只有在民族国家兴起以后，这种事情才成为可能。所谓民族主义，追根溯源其实是西欧几个较大的君主国在政治军事对抗中制造的符号政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动员全君主国的人力物力以取得军事胜利。而发动各阶级又不可避免地使不同等级的民众关心和积极参与王国政治，进而产生自己的政治诉求，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但在传统政治结构没有位置、态度消极的普罗大众。可以说，民族主义与大众民主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尽管民族主义最早的制造者鲜有不敌视大众民主的。

于是我们看到，中世纪之后，世俗国家政府机器的分量越来越大，与各地方教区争夺利源；同时文艺复兴人士与启蒙知识分子在舆论中不断攻击教会，贬之为迷信、黑暗，教会力量逐渐萎缩，到产业革命时，无力为社会大发展带来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提供保障。

西欧国家力量最强大的地方，教会退出程度最高，自然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也最为猛烈。也就不必奇怪为何是俾斯麦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及社会保险。社会主义运动、选举权扩大化与国家福利体系，是三位一体的关系。社会的无产阶级化，或者说民主化是势不可挡的大趋势，即使再心存不满的政治家也必须迎合现实。是以十九世纪的保守派在西欧最如日中天的时刻，纷纷哀叹与恐惧社会扁平化，文明即将没落。

世界大战彻底地实现了他们的自我预言。在放任自由主义的重镇英国，建立了更加激进的社会保障制度。战后政治势力重组，工党抬头取代自由党生态位，推行福利制度，不仅是因为代表自由主义的贵族势力被战争重创无力反对，同时也是因为总体战动员全国上下，不分男女老幼。选举权放宽到无产者与女性，以及全民福利制度，都是对战士与遗孤的抚慰和补偿。

美国由于孤悬海外，自建国以来参与的历次战争都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两个罗斯福以前政府在民间存在感也不高，因此福利主义势力始终不是主流。尽管大环境向左漂移，但美国大部分左派放到欧洲依旧会被认为右的过分，这是美国社会尚未扁平化的表现。也正因为此，在美国还有人出来论辩福利国家是否可欲，如果放在欧洲，结果是压倒性的一目了然。

本书几位可敬的作者，尤其是几位非美裔的学者，做的就是这番努力，他们继承的是安·兰德的事业。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通常依赖外国知识分子来阐述与解释，一如罗马皇帝仰仗蛮族客将保护自己。

在他们看来，福利国家是一种寅吃卯粮的制度，要子孙为祖先的行为买单，是不可持续的。尤其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因为现代欧洲人生育意愿的不足，将导致日后数量有限的年轻人不得不供养庞大的老年群体，如果不进行改革，这样的欧洲在未来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年轻人肯定会被压垮。

而从历史来看，今日发达国家推行的福利国家体制，可能只是人类史的一个偶然。如前所述，如果不是晚近国家机器的壮大排挤了私人事业的空间，以及对两次世界大战全民兵役制的补偿，我们今天见到的福利国家制度可能没有一统欧洲的机会。

毕竟人类文明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交由私人和互助组织救济的。从两河到罗马共和国，从穆罕默德到十九世纪前的英格兰，我们今日交由政府负责的社会保障事业在当时都是由私人运营。其中包括像养老金与社会保险这样的业务，都是有利可图的，否则人们不会去做这方面的生意。经济学家们振振有辞的所谓必须由政府才能做到的公共事业，其实都有大量的先例，只是既得利益集团视而不见罢了。

于是人们只能落入政府企业与官办事业令人心痛的低效与资源浪费之中，享受着日以继夜的预约排队和等待。与市场机制相比，官僚机构缺乏激励和反馈机制，因此缺乏动力增进其服务。倘若你十万火急，则只能选择价格高昂的私人业务，而如果将公营事业的资源交给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打理，其实是能让所有人获得廉价和及时的服务的。

另外一个则是政治认同，民族国家基本上与大众民主同构。在选票政治的前提下其共同体内部必须是高度同质的，否则政府运行必然停摆，社会资源虚耗于强烈的内斗当中。所谓的左右派在同一个共同体当中才有划分的意义。换句话说，构成共同体的族群先有了稳定的政治共识，然后才区分出在次要领域上利益不同的左右派。

冷战时期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掩盖了共同体内部认同分裂的矛盾，但在冷战结束的今天，这些对移民转入国缺乏认同。无法归化的群体成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将会动摇现代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根基，尤其他们也被纳入到福利国家制度中来。

一方面，他们往往处于社会的底层，依靠福利度日，消耗着本国纳税人的公款，并且生育率极高；另一方面，欧陆福利国家体系本意是对公民血役的补偿，其合法性源泉之一便是战争期间推行全民兵役制，由于所有人为保卫国家出过力，所以政府有义务推行全方面的社保。在设计制度之初，并没有考虑到移民问题，因此不加拣选，使得他们钻了空子，获得了本不应当拥有的权利，也招致移入国居民日渐增长的敌意。

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当年几乎一手包揽了所有底层救济事业，以至于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很多从没收教产中得益的新兴商人，为自己辩护时纷纷攻击天主教会将大量的社会资源花在供养穷人身上，达到怪癖的地步。即便如此，中世纪的教会可不像现代福利国家一样，以抑制精英为荣，而一手缔造福利国家的党派团体，素来热衷攻击中世纪，认定历史不断进步，现在永远好于过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内部冲击，极右翼势力在欧盟的抬头可以作为一个征兆，而在冷战以前这是所有观察家都不敢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