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竞逐盛衰:从来没有什么板上钉钉

尹敏志2019-03-25 17:22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尹敏志/文

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对中国史学痛下批判。梁犀利地指出,传统史书存在四点弊端。首先是有朝廷而无国家,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家谱,或“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纪事本末、编年、笔记体史书,也没有一部是为国民而作。其次是有个人而无群体,历史不过是人物画像,时代不过是英雄的附庸。在受明治维新影响的梁启超看来,今后中国要富强,史学非得彻底改革一番不可。

梁启超的批评固然不错,但不只是中国,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罗多德到十八世纪的爱德华·吉本,欧洲传统史学又何尝不是帝王谱、相斫书?地球上大部分文明的历史最早都是被帝王将相垄断的,直到近代历史记录变得丰富,才会有学者提倡自下而上的眼光,使更多底层人物进入历史学视野。令人遗憾的是,在最强调“历史是由人民群众书写”的中国,学界主流仍然是政治史、制度史或军事史研究。

脱离政治、军事史范畴的世界史该如何书写,1997年美国学者戴蒙德(Jared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做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尝试。戴蒙德是具备人类学、生物学、遗传学知识,更关注地理、生物和科技因素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对于美洲印第安人的灭亡,他就认为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才是根本的原因。在写作方式上,澳大利亚学者布莱内(GeoffreyBlainey)的《世界简史:从非洲到月球》明显受到戴蒙德影响。不过布莱内面临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二十八万字篇幅,将从猿人直立到互联网时代四百万年的历史讲清楚,且不加一个脚注。

今天历史学家能够重写史前人类史,基本要归功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科学研究却表明,公元前两万年时全球气候寒冷,海平面比今天低得多,大部分海水以冰川形式保存在南北极。所以当时地球上只有两块大陆:非洲、亚洲和美洲连成一大块,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组成了另一块。世界人口几乎全部生存在热带和温带,寒带地区人烟稀少,不要说芬兰、瑞典、爱尔兰是无人区,北美大部分土地都掩埋在冰层之下。

在这种极端气候条件下,非洲才是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人类文明也起源于这里。任何见过撒哈拉沙漠的人,恐怕都不会相信几万年前这里曾是水草丰美的人类摇篮。北非尤其受人类青睐,“这里一些在当代干旱缺水的地区,其时的降水量却是现在的三倍,湖泊和沼泽遍布撒哈拉地区。人们漫步于这片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放眼望去只能看到大片的草原或公园一样的景色。”但公元前三千年之后干旱不期而至,人们像《旧约·出埃及记》所描述的那样,向四面八方踏上漫漫迁徙之路。

离开温暖湿润的非洲后,人们必须学会适应新环境。为生存下去,一场小规模的绿色革命最早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发生,布莱内毫不吝啬对这一地区的赞美:“中东地区就像一团火,一旦点着,便不断散发出越来越多的光芒。”当这里的人们抛弃游牧生活进入农耕时代后,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农耕的生活方式强调纪律和责任,为了获得好收成必须严格遵循时间,和采集狩猎时代的自由散漫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大型动物数量的减少,人们也开始自己驯养家畜。

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中国,在政治组织、金属制品、书写方式,乃至于农业和天文学方面都远远落在了两河流域的后面,唯一值得夸耀的是制陶和炼铜技术。但一千年后两河文明逐渐走向衰落,中国人成为了全球最具创造力的民族:“在冶金学方面,他们是王者;在水利灌溉技术上,他们推陈出新;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他们上下求索;他们用纺织机织出了可制作精美服饰的丝绸。”

无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还是中国,早期人类文明一般诞生在大河附近。这些地区土壤肥沃,但洪水也经常肆虐,需要集中人力治水,从而衍生出了复杂的官僚体系和等级制度。在魏特夫(KarlWittfogel)等学者看来,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治水社会”是抗拒变革的,但布莱内却以印度种姓社会的变革为例,说明“在看似毫无成功可能的情况下给老树嫁接上外来的新枝,并看着它们茁壮成长,于人类制度的建构而言,并不算什么稀罕事。”换而言之,超稳定的治水社会也并非完全不可改变。

更何况同样的地理条件,在不同时代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很难一概而论是福还是祸。《人类简史》自始至终没有用过“文化中心转移”一词,但从作者的叙述却能感受到各个文明之间相互竞逐、不进则退的紧张感。这种多元竞争,而不是“大一统”或“天下大同”,才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核心动力。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语言和文化凝聚力,虽然陆上地形复杂,但海岸线相对规整,自然环境无碍于政治统一。欧洲大陆则被大片海域、狭长半岛切得支离破碎,大海又变化无常,很多欧洲国家正是在海洋的庇护下维持长时间的独立,也因此保留了多元的社会形态。

公元一至三世纪,东汉和罗马是雄踞东西方的两大帝国,并通过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中国人和罗马人有一点是共通的:都认为自己的文明比其他文明更优越。对此,布莱内的评价是:“虽然中国在国土面积上与罗马不相上下,但中国的皇帝在语言、文化和民族方面的影响,却无法和罗马皇帝相比。”的确如此,在两大帝国之间广袤的中亚地区,罗马文明的影响显然更深入也更持久。内聚力有余而外扩力不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大问题,中国长期的科技领先也因此丧失用武之地。

外扩力不足的一个表现是,即使在汉唐帝国的强盛期,中国也是宗教信仰的进口国而非出口国。丝绸、瓷器等优质商品自东向西传播,佛教、景教和犹太教则自西向东而来。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兴起,并通过商贾不断向外传播,进入面积广大的东南亚地区,其迅速扩张被布莱内称为“一项非凡的壮举”。不过在公元十世纪,影响人数最多的宗教还是佛教,它的势力集中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朝鲜、日本和中南半岛,并抗拒伊斯兰教越过新疆、甘肃一带。

当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南亚地区激烈竞争时,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冒险和创新精神正在复苏。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和影响毋庸赘述,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新教改革对于“人”的再发现。欧洲新教徒倾向于中央集权,但也开创了民主制度的先河。加尔文宗和路德宗都认为,《圣经》而不是教会才是信仰最终的权威,每个信徒,无论男女,都应该自己阅读《圣经》并去理解上帝。十五世纪诞生于德国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机,为这一理念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欧洲的识字率开始上升,并为日后的民主改革埋下了种子。

伴随欧洲崛起的,是人类文明摇篮非洲的不断沉沦。很多历史学家强调欧洲主导的奴隶三角贸易对这块大陆的毁灭性影响,固然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地形对于非洲发展的制约。非洲只在北部有尼罗河,撒哈拉以南的广阔陆地没有类似的大河。布莱内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欧洲三分之一的陆地是半岛或岛屿,但非洲只有百分之二的地区是这样的地貌。非洲由于缺乏海湾和港口,船只无法顺畅出入内陆,湿热的热带雨林滋生传染病,也严重阻碍了文明的发展。

中国人则在这时不断地挥霍机会。布莱内指出:“中国人不走运的地方在于,他们在很多技术方面都长期领先于世界,但在那项后来被证明是打开未来之门的关键技术上,他们总是忽冷忽热,时而别出心裁,时而又懒于钻研。”中国发明了指南针,绘制了当时最精确的地图,却缺乏发现新世界的热情,遂将海洋霸权拱手相让欧洲人。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明多是孤立的,源于一两个人的聪明才智,后继乏人,如同黑暗夜空里一两颗孤独的明星。欧洲更擅长团队合作,天才往往成群而来,发明往往呈井喷之势:“发明既是个人之间的竞争,也是团队合作的结果。制造和改进蒸汽引擎、铁路、电报、钢铁生产和纺织机器的努力,发生在许多国家成百上千个锐意进取的工作车间里。”很多重大的变革,来自现在早已被遗忘的人们的贡献。

从另一方面看,地理条件也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对外发展。至少在明代而言,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始终存在,九边防御线上的成败关系国家生死存亡,也消耗了国家精英绝大部分的精力。与之相比,海洋的确是不急之务。欧洲的地理优势此时又显现了出来,最早开始远洋航线的葡萄牙、西班牙不但在距离上离美洲最近,而且基本不用担心外来军事压力。西北欧则后来居上,完成了南欧国家没有做到的事,不但垄断海洋贸易,而且成为世界舞台的主导力量。

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从各个方面解释西北欧的成功,如最早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马克思·韦伯(MaxWeber),提出世界理论体系的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提出中西大分流理论的彭慕兰(KennethPomeranz),以及反对以欧洲发展模式衡量中国的加州学派。布莱内显然试图调和上述观点,他既肯定新教伦理的影响,也指出自然环境助推了西北欧的崛起,比如西北欧丰富的煤炭储备为蒸汽引擎和燃煤高炉的出现提供了基础,这些“是迄今为止全球化过程中最强大的推动因素。”

回顾人类历史,最重要的规律恐怕还是“几乎没有什么事会是板上钉钉的。”欧洲国家推动人类进入现代化,也招致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德国掀起的反犹主义迫使很多科学家转投美国,使之成为世界科技的领头羊,继而建立全球霸权。未来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是,国与国之间距离会继续缩短,任何一个国家激起的小涟漪,都可能酿成巨大的波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