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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总是会被误解，现在无论哪本德国通史涉及俾斯麦，都必然用到“铁血宰相”、“统一功臣”、“最伟大的德国人”这些修饰词。詹姆斯·霍斯的《德国极简史》一反常见，认为俾斯麦的功绩受夸大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东拼西凑出来的国家。

铁血宰相打造的德国经历了魏玛共和乱象与二战浩劫，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德史学界反思纳粹先驱赛巴斯提安·哈夫纳表示：不同代际的人，对德意志的记忆感受完全相反。对于子孙后代来说，一个完整统一的德国是天然存在、生来就有的，历史大趋势从分裂走向统一，他们坚信未来德国必将度过冷战，重新统一。可是，对于我们这代人（即出生在20世纪初的人）来说，所谓“德意志国”（DeutschesReich）是个新鲜事物，从诞生到灭亡还不到一个世纪。数千年漫长的历史，日耳曼人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在不同的邦国。德国的分裂是常态，统一才是不正常的异数。

詹姆斯·霍斯《德国极简史》再次肯定了哈夫纳的史观，冷战结束，两德统一并不是童话故事里幸福快乐的结局。“破柏林墙易，破心中墙难”，新纳粹主义在易北河东岸崛地而起，温文尔雅的西部中产阶级绝望地怀疑，东部人到底能不能祛除苏式政体的遗毒，融入西方文明世界？两德民众在接纳叙利亚难民、脱离欧盟等议题上，争吵不休。东德合并入联邦才过二十载，就有人要求他们滚出去。

民族主义者宣称，大一统是本国历史的主流，1848年革命的失败和1949年的两德分裂只是一小段弯路，这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被灌输的理念。

《德国极简史》揭露了另一条隐藏的线索：查理曼整合法国与德意志西部，抗击德意志东部的异教蛮族；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撕裂共识；1804年莱茵兰诸侯邀请拿破仑入驻，制衡霍亨索伦家族的普鲁士；一战结束后阿登纳谋划“西德意志联邦”计划，脱离柏林中央政府，1923年未遂的图谋在二十多年后实现，阿登纳创建联邦德国。德意志的内部缠斗，从中世纪延续到今时今日。

短命的第二帝国

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个短命王朝，只不过科技、文艺、工商业发展的辉煌成就掩盖了它本身的寿命之短，47年的国祚比中国的西晋（享国51年）还要少。第二帝国是各方妥协的产物，甚至连皇帝本人都憎恶自己的国家，王朝在诞生的第一天差点流产。

普鲁士赢得1870年对法战争的胜利，群臣请求威廉一世当“全德意志的皇帝”。但他不满意，坚持要当“德意志皇帝”，死活不肯接受俾斯麦的提议，还威胁说，再僵持下去，朕干脆退位。

两个称号看似只有一字之差，实则权力、地位有天壤之别。“全德意志的皇帝”DeutcherKaiser这个称号是从德意志第一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传下来的，意味着受各诸侯共同拥戴，颇有些周天子的意味。“德意志皇帝”KaiservonDeutchland则属于秦始皇类型的创制，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严。

登基仪式前几个小时，双方互不相让，最后解决方法也很机智。在凡尔赛镜厅里，一位诸侯突然喊道：“威廉皇帝万岁！”其他人跟着欢呼，威廉一世勉强配合大家，完成仪式，事后他说：“这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第二帝国内部诸侯林立，中央集权的程度不如英法，甚至不如联邦制的美国。新生的德国与其说是帝国，不如说是松散的邦联，里面有4个王国、6个大公国、5个公国、7个侯国、3个自治市。成员国保留了诸多主权，有自己的议会、自己的民法、自己的邮政系统，税收也由各邦分摊。1870年代议会制定保护性关税，普鲁士收取的关税控制在1.3亿马克的额度内，超出部分流入其余邦国。

后来自由主义者呼吁政治改革，推进民主化。俾斯麦如临大敌，以国家解体为要挟，玉石俱焚。根据保守主义的理论，帝国是霍亨索伦王室与其他诸侯组成的，他们不满意，有权解散这个联邦，无需征求人民的意见，如同股东对经营不满意，有权关闭公司，无需征求股民的意见。统一德国的英雄现在想亲手毁灭德国，幸而自由派妥协退让，度过危机。

各邦里自主权最大的是巴伐利亚王国，与德国其他地区设置了边界检查站，还能自己单独派驻外交使节，在柏林也设有公使馆。巴伐利亚甚至有自己的军队，士兵在和平时期由本国国王指挥，只有在战时情况下根据同盟条约支援普鲁士。威廉二世即位以后，打算前往南方阅兵，然而巴伐利亚的宫廷断然拒绝。他们宣布，如果皇帝一意孤行，要检阅军队的话，那么会引发外交纠纷。德意志没有帝国陆军部这个部门，有的只是普鲁士陆军部。

俾斯麦刻意用铁与血的形象示人，实际上军事力量分散，受到各方牵制，在欧洲的军备竞赛中占了下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虽然没有德意志富裕，但因为是单一制国家，能够做到统一征税养兵，军备开支超过对手。

英法历史上强势君主削平领主贵族，早早确定了王权独尊的地位。日耳曼人长久生活在软弱无力的神圣罗马帝国，诸侯互相攻伐。北美的建国先贤制定宪法时，就以它作为反面教材，发誓美利坚合众国不能成为第二个德意志帝国。联邦党人认为英国值得效仿，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是优秀的政治案例。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模式，并非常规的兼并战争。霍亨索伦王室与一部分友好邦国结盟，吞并另一部分有敌意的邦国，比如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整个过程类似德川家康争雄天下。江户幕府仅控制了日本四分之一的领土，其余土地由大名镇守，谱代大名对应1866年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外样大名对应1870年加入德意志的成员国。

1919年共和取代帝制，对应的则是废藩置县。魏玛民主以软弱著称，然而中央集权的力量远迈前代。共和国成立统一的国防部，原本各自为政的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陆军部整合起来。德意志原来25个邦国边境合理化调整，改编为17个省份，宪法的主笔人雨果·普罗伊斯还试图要求分割普鲁士邦，由于阻力太大而作罢。

魏玛共和的强势基于君主制的衰退，1919年革命风起云涌，退位的不仅是德意志皇帝，各邦君主也齐刷刷垮台了。邦国的权力已经由王室转移到议会和选民手中，加速封建主义的消亡。

恩格斯早在二十年前，就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

民族主义从革命党转向纳粹党

德意志统一的动力，一半来自普鲁士的铁血征伐，另一半来自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德国的民族觉醒起始于拿破仑时代，为了抵抗他的入侵，普鲁士政府号召动员民众。要是放在中世纪，两国交战是骑士贵族的事情，跟庶民不相干。一块封邑可以作为婚姻嫁妆，在几个家族之间转手，国家主权的边界线模糊，霍亨索伦王室管辖的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萨克森省份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他的东西普鲁士省份则属于波兰王国的一部分。

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游戏规则，平民获得政治权利的同时，也要负起保卫国家的义务，法兰西不再是波旁一家一姓的私产，而属于人民大众。今天欧美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话语，掌握在特朗普等右翼手里，然而起初爱国是革命派的口号。法国的革命者并不自称革命者，而是自称爱国者，意即热爱人民主权的国家，不爱专制主义的国王。他们支持解放犹太人，颁布宪法，实行言论自由。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同步的，普鲁士的改革精英上台，效仿法国，发动了群众，下放权利。专制程度更深的沙俄不敢这么做，亚历山大一世担忧，如果允许农奴拿起武器，那么枪口还不知道对准哪一边。

到了1848年革命时，德意志遍地烽火，工人游行抗议，农民烧毁地主的庄园。爱国者一方面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宪政，推行渐进有序的改良；另一方面，邀请诸侯们来法兰克福召开议会，劝进霍亨索伦的国王称帝，团结日耳曼各邦。威廉四世拒绝请求：“皇冠不能被肮脏的革命所玷污。”俾斯麦的态度比较灵活，他虽然不喜欢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但不惮于跟他们合作，利用民族主义打击古老的封建制度。

1863年石勒苏益格的领主去世，按照中世纪的撒克利法典，丹麦国王有权继承这片采邑，俾斯麦却打出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旗帜，认为石勒苏益格居民以德裔居多，应当并入德意志邦联。俾斯麦获得所有派别的支持，甚至最厌恶普鲁士的马克思也认为，普丹战争代表文明战胜野蛮，进步战胜保守。1870年俾斯麦故技重施，向拿破仑三世开战，借着对外战争统合了德意志各邦。

1880年代柏林和圣彼得堡的外交关系出现裂痕，铁血宰相试图再次动员民众，拉上奥地利共同反俄。这一次，俾斯麦的运势到了尽头，威廉一世坚持与俄国的传统友谊。霍亨索伦家族跟罗曼诺夫家族世代联姻。为了对俄示好，皇帝绕过政府，派私人特使去觐见沙皇。后来在国会的压力下，威廉签下了防御俄国的军事条约，但在签名时补充了一句话：“逼迫我到这个地步的人，将在上帝那受到审判。”

威廉一世信奉正统主义，这种原则意味着外交上的“汉贼不两立”，尽可能不承认革命者的国际地位。南美洲的巴西原本是个君主制国家，民主共和后，罗曼诺夫皇朝坚持不承认新政府，直到流亡的废帝去世，沙俄才跟巴西建交。

这种外交思维以意识形态为基准，慕虚名而处实祸，注定要跟国家的现实利益抵触。1873年罗曼诺夫、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缔结了三帝同盟，这是一个根本维持不了多久的同盟，奥匈跟沙俄在巴尔干存在利益冲突，争夺霸权，俾斯麦认定，欧洲未来的大战迟早在君主制和民主自由两股势力之间发生，为了巴尔干半岛那块穷乡僻壤打仗，简直太可笑了。事实证明，国家利益的分歧无法用意识形态来弥补，普鲁士向东欧扩张势力范围，跟俄国逐渐发生嫌隙，俾斯麦不得不优先考虑地缘政治因素。

正统主义原则适合充当多民族国家的纽带，晚清的立宪派迟迟不反对帝制，是因为宣统溥仪具有国家元首的象征意义，他在中原是汉人的皇帝，在藏地是活佛的供养人、在蒙古是大可汗，维持秋海棠的版图离不开爱新觉罗家族。基于同样的理由，俾斯麦不能彻底接纳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德国东部生活有300万波兰人，既然德国能构建民族国家，为什么其他人不行？既然石勒苏益格的德裔居民可以脱离丹麦，那么波兰也有理由脱离德意志。

波兰人依据君权神授的中世纪理念，宣誓臣属于霍亨索伦家族，勉强接受柏林中央的管辖，可一旦德皇退位，便不再承担任何忠诚义务。1918年德国输掉了一战，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即一个族裔再怎么弱小也可以建立政权，在德国战败日当天波兰共和国就宣告成立。

在山河破碎的哀叹中，希特勒应运而生。他散播雅利安高贵种族的理论，用狂热的爱国激情迷惑民众，巧取豪夺拿下政权。在波兰问题上，纳粹党逆转了思路。波兰人闹独立，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跟日耳曼人不同，假若把波兰人的族群特性抹杀干净，强行采取同化措施，那么也就不存在波兰民族。

第三帝国发起战争，不仅占领了波兰的土地，而且杀害他们的神甫和教授，封闭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禁止波兰人学习波兰语。民族主义曾经是欣欣向荣的，如今变得粗俗野蛮，法西斯分子打着它的幌子，屠戮弱小、欺侮异族，最终获得可耻的失败，德国再一次输掉世界大战。

西德的脱普入欧

历史学界里，右翼民族主义者创造了两个神话：一、1919年的魏玛共和制是战胜国强加的；二、1949年两德分裂是战胜国强加的。前者属于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后者则被公众奉为真理，其实德国的地方分离主义有着悠久传统。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巴伐利亚就意图割据自立，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脱离了奥匈帝国，摇身一变，就从战败国的一员成了英法胜利者的盟友。其他人也跃跃欲试，巴伐利亚本身工农业完备，领土庞大、经济雄厚，即使脱离柏林中央也有独立生存的能力，还可以免去德国战败赔款的责任。

代表莱茵河地区利益的阿登纳游说协约国高层，谋划组建“西德意志联邦”，加强跟法国、比利时、荷兰的经贸往来。他曾说：“世界上我最讨厌三类人：俄国人、英国人和普鲁士人。”

西德地区是天主教的大本营，东部普鲁士人则信仰路德的新教，俾斯麦说的是低地德语，南方山区农民说着另外一种方言。纳粹党最重要的纲领之一“生存空间”，直到1922年才正式提出。来自南方的希特勒，为了迎合普鲁士的需求，表示要向东欧殖民，纳粹未来培育一个2.5亿人口的日耳曼民族，其中一亿人口迁徙到欧俄大平原。

欧洲人谈及俄国的民族性，有一句民谚：“剥开一个俄罗斯人的皮,就会看见一个鞑靼人。”阿登纳则说：“一个普鲁士人就是一个忘记自己老祖宗是谁的斯拉夫人。”

古罗马在公元2世纪修建一道防线，总长550公里，穿过莱茵兰－普法尔茨、黑森、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4个州。莱姆斯防线原本是罗马帝国用来抵御蛮族入侵的，在中世纪又成为日耳曼人抵抗敌人的前线，普鲁士人长期跟斯拉夫人杂居，既有碰撞又有交融，他们的名字还留有斯拉夫的痕迹，例如写《战争论》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他的姓氏即带有典型的斯拉夫风格。莱姆斯防线之于德国地理文化的意义，就如同秦岭淮河一线之于中国。

普鲁士数百年的扩张方向是往东，直到拿破仑战争才转化方向。19世纪的第一年，日耳曼民族有三分之二的人，既不住在普鲁士，也不住在奥地利，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计划组建“第三德意志（ThirdGermany）”。1806年在法国的扶植下，计划落实，一个拥有1600多万人的大国莱茵联邦成立。

拿破仑折戟沉沙后，梅特涅为了遏制法国，把包括鲁尔区和萨尔区在内的莱茵地区交给普鲁士国王，没有人知道那里的地下埋藏了欧洲最大的煤田。奥地利犯下的错误，相当于项羽把刘邦分封到汉中。从此普鲁士军国主义者，汲取西部丰富的财税，立足于列强争霸的不败之地。

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说，德意志是罗马教廷的奶牛。工业革命时期，莱茵河地区是容克贵族的奶牛，俾斯麦总是把普鲁士的利益置于全德国的利益之上，英国公使亚历山大·马利特评论道：“俾斯麦首先是普鲁士人，其次是不折不扣的普鲁士人，第三是德意志的普鲁士人。”

资产阶级希望用民族主义来驯服好战的普鲁士，却遭到反噬。二战的失败，给了他们一次绝处逢生的机会，阿登纳极力主张抛弃东部地区，单独建国。西德脱普（鲁士）入欧，跟英法融为一体，永远不再建立统一的德意志。1949年阿登纳定都波恩，并且当选为首任总理，他的西化热情甚至吓坏了西方人，英国驻波恩的高级专员伊冯·科克帕特里说，如果总理阁下的私密想法公开，肯定会造成政治灾难。

由于一边倒的亲美政策，社会民主党称呼阿登纳为“盟国的总理”，意义相当于庚子国变后，革命党称呼清政府为“洋人的朝廷”。在公开场合，西化派把两德分裂的责任推诿给苏联，假装自己寻求统一，只是对方顽固阻挠才无法成功。德国民众需要替罪羊，斯大林是再好不过的人选。

俄国人本意在非武装化的前提下，保留一个中立的、完整的德意志。模式一如芬兰，这个国家内政自主，实行议会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外交上以克里姆林宫马首是瞻，向苏联提供军事基地，跟东欧国家开展贸易合作。冷战期间，芬兰禁止报纸电视丑化苏联领导人，在布拉格之春等事件保持缄默。

高傲的阿登纳拒绝了斯大林，投入欧洲大家庭的怀抱，1948年波恩政府加入马歇尔计划，1955年参加北约，1957年加入欧共体。有趣的是，法国、意大利与西德的版图合起来，跟公元814年查理曼帝国的疆域高度重合。

《德国极简史》把1949-1991年称为日耳曼民族获得自由解放的黄金时代，重新统一（DeutscheWiedervereini－gung）只是让发达的西部地区重新向易北河东岸输血。在统一的第一年，国家补贴东部地区1430亿马克，用以改善基建，稳固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到1999年补贴金额飙升到1.63万亿马克。

然而前东德地区依旧经济疲软，工商业缺乏竞争力，《2014年德国统一状况年度报告》显示，超过1/5的东部地区人口有陷入贫困的危险，一名电工在西部每小时能赚9.9欧元，但到了东部只有8.8欧元。德国100家最大企业中，没有一家总部在东部。

更令人忧心忡忡的是，政治上的极端派别的兴起，德共的继承者德国左翼党在东部获得最高的支持率，极右翼的主力也大多来自东部失业青年，在2016年德累斯顿的国庆节活动中，新纳粹分子扔燃烧弹破坏。东德人五十年里没有思想自由、没有结社自由、缺乏市民的公共意识，要想融入西方文明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