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与乡人

周泽雄2019-04-09 12:43

【银幕笔记】

阿根廷影片《杰出公民》(Elciu-dadanoilustre,2016年),将镜头推向底层民众的自私和蒙昧,复活了早期文学家审视国民性的批判立场——正如我们讨论过的丹麦电影《狩猎》(Jagten,2012年)。具有这种现实锋芒的影片,如今往往在好莱坞之外才能看到。两部电影构思上的巧合是,男主角最后都挨到了黑枪,且都幸免于难。

《杰出公民》的主角丹尼尔·曼脱瓦尼(奥斯卡·马丁内兹饰)是一名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根廷小说家。关于这项角色设定,添一段旁白也许不算多余:阿根廷人说到诺贝尔文学奖,常有一股特殊的讥嘲,类似中国人将国足戏称为世界杯冠军。诚然,两者嘲讽对象有别,我们提到屡败屡战的国足,主要出于自黑自嘲,极少有人归咎于国际社会的刁难。阿根廷人的嘲讽则一致对外,理由也同样充分。与其他从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国家不同,阿根廷存在一位殿堂级的文学大师豪尔赫·博尔赫斯。当博尔赫斯健在时,每年诺贝尔颁奖季过后,都会在全球文艺圈引发一场抱怨和叹息,人们普遍认为,落选只是说明了瑞典皇家文学院的审美缺陷和观念落伍,无损博尔赫斯的文学光辉。阿根廷人失望之余,自然郁积了不少愤懑,并很可能在精英阶层形成如下共识:决不应该对诺贝尔文学奖过度尊敬;相反,伺机对瑞典文学院奚落几句,属于必要的礼仪,是一项“文学公民”的基础修养。文学的功能虽然不包括复仇,但当复仇有助于彰显文学正义,则可网开一面。

结合上述旁白,我在看待主人公获奖前后的言行时,不时会心一笑。正如电影所展现的,主人公前往瑞典领奖时,以一种介于得体和莽撞之间的傲慢,拒绝了主办方关于燕尾服的着装要求,还以“反对君主制”的夸张借口,拒绝向瑞典国王、王后鞠躬。他在获奖感言里发表了一通冒犯的话,略谓“得到包括国王在内的评审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可,意味着作品不再具有创新和冲击力。作家应该用作品进行质问,应该令人不快,所以,获奖几乎证明了获奖者的堕落”。孤立地看,这倒不失为一个斗志昂扬的见解,结合说话者的身份场合,曼脱瓦尼就显得情商不足了。好在他是阿根廷人,阿根廷作家显然有权在瑞典文学院拍拍桌子;而阿根廷观众多半以为,领奖者正在替博尔赫斯讨回失落的文学公道。

同样出于对博尔赫斯的尊敬,曼脱瓦尼必须用无所谓的态度对待奖项,他不应流露丝毫得色。当机长通过广播向这位荣誉乘客表达祝贺,乘客纷纷鼓掌时,小说家冷漠地戴上眼罩,连起码的微笑答谢也没有。当女秘书向他逐个介绍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和演讲邀请,他显得极度不耐烦,好像别人要求他打扫厕所。他只在女秘书提到一份家乡的邀请时,表情才显出异样——当然,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鄙夷,也捎带展示了这位作家倨傲刚直的性格,离开这份狷介,后面的故事难以成立。

曼脱瓦尼就像著名文学前辈托马斯·哈代、威廉·福克纳或中国的诺奖获得者莫言先生那样,致力于描写某个邮票大小的故乡。作家20来岁离开故乡,在欧洲一呆40年,期间一次也没有回过老家,而他小说的背景和人物,又始终扎根家乡,他从未写过欧洲。他表示:“我笔下的人物永远不能离开,而我永远不能回去。我一生所为都是在逃避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家乡萨莱斯给了曼脱瓦尼无穷的灵感和激情,他对家乡的情感却满是鄙夷和憎恨。作家的文学声望使萨莱斯遐迩闻名,然而,那是南辕北辙的两种名声,属于作家的名望越伟大,属于家乡的名声就越丑陋:借助作家的多部作品,萨莱斯已然成为一个集中展示人性卑劣的文学地标,一个类似《圣经》中淫邪之城索多姆那样的黑暗名胜。这便构成一个悖论般的危险场景,家乡人意欲分享作家的荣耀,就必须同时承受作家对自己的诋毁和伤害,而萨莱斯人若能做到,又等于宣判了作家的失败。只有明智豁达、自信开朗的民众,才有雅量接受这种批评,曼脱瓦尼不应奢望被自己描写得如此不堪的老家人突然不计前嫌,给自己一个拥抱。

所以,只要作家尚存一分清醒,就不该回老家接受那枚象征“杰出公民”的荣誉勋章。然而,人是复杂的,即使这位外表高冷的作家有着卓越心智和坦荡胸怀,也难说没有受到虚荣心的炙烤——他日后也承认这一点,他说:“纸、笔、虚荣心,缺了这些,你什么都写不出来。”——毕竟,让老家人瞧瞧自己多有出息,也是一股不易打消的心理渴求,何况老家还有一位初恋情人。总之,他固然有一万个理由拒绝,但只需内心出现一声微弱召唤,就足以改变他的决定。

他回去了,从万里之遥的巴塞罗那飞回故乡,孤身一人,没有秘书和记者随行,他独自走向那个注定充满人性张力和戏剧冲突的情境之中,怀着莫名的期待、忐忑和悚惧。

在电影的角色版图中,作家也占据一块不大不小的地盘。诚然,作家的正经活计总是遭到电影人的回避,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作家,除了拥有写作天才,往往一无是处,乖戾与变态几乎构成他们的人生常态。事实上,编导若想表现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花花公子、性变态者、精神错乱的杀人犯,他们只要把角色说成作家,就不必多费口舌了;把作家刻画成一个个诗意的恶棍,总是最少非议。我这么说时,脑海里依次闪过《失去的周末》(TheLostWeek-end,1945年)、《情迷六月花》(Henry&June,1990年)、《苦月亮》(BitterMoon,1992年)和《闪灵》(TheShining,1980年)等影片。

相形之下,曼脱瓦尼是一位身心过于正常和健康的作家,他不酗酒,不抽烟,不碰毒品;他独身,私生活却相当洁净,对于扮成粉丝投怀送抱的姑娘,居然一度拒绝,还郑重提醒对方“我的年龄可以做你父亲”。个别乍看颇像怪癖的生活习性,其实无可厚非,比如要求宾馆提供乳胶床垫,不接受弹簧床:他毕竟年事已高,或许还饱受失眠之苦,因此,即便整个萨莱斯找不到一张乳胶床垫,也不等于大作家在刁难摆谱;他愿意与人握手而不是拥抱,也只是一点私人的矜持——他恐怕得算流亡作家,流亡作家难免会有些怪癖;至于要求招待方提供蒸鱼而不是阿根廷烤肉,就更谈不上怪癖了,老年人追求清淡饮食,何错之有?何况,若对方强人所难,他也并未当场拉下脸来,萨莱斯市长一见作家就给了他一个充满潘帕斯雄鹰气势的狂野拥抱,他只淡然一笑。他厌恶排场,表示自己不是足球明星,不必参加花车游行,但当老滑头的市长请求他体谅一直进行排练的消防员及小镇选美皇后的心情,他也就乖乖登上消防车,尴尬地向路人致意。那模样当然一点不像凯旋的将军,倒像游街示众者。

一名脸上布满市井狡诈气息的父亲,带着他的残疾儿子来找作家,用一种融合了滑稽与庄严的口气——他提到儿子的爱心及战士般的钢铁品质,提到儿子对足球和诗歌的热爱——要求作家出资9800美元,为他儿子买一只进口轮椅。曼脱瓦尼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断然拒绝,并当面指出对方心术不正,用乡情实施讹诈。他补充道:“假如我帮助了你,我就像神一样,像救世主,可以奇迹般地决定他人的信仰。我不想冒充救世主。总之,这是堕落的态度,与我的原则背离。不是钱的问题。”话说得铿锵有力,但也明显脱离地气,不能为那个一心算计他人钱袋的父亲所理解。奇怪的是,作家的善心竟然战胜了“原则”,临别前他悄悄订购了那把轮椅。

他入住的宾馆,看上去比今日中国的乡镇招待所还要寒碜,他不以为意,还抽闲细读了一名青年服务生递来的文学习作。退房时,他热情肯定了服务生的才华,为示诚意,他不仅允诺将作品编进一本集子,还预付小伙子一笔稿费。他给当地人做文学演讲,听众以老人居多,看不出对文学有多热爱,最后一次只来了五个人,他也不以为忤,认真回复那些幼稚提问。他那些出于自身的文学修养而顺口表达的高贵见解(比如否定“悲伤是文学创作的最佳状态”),类似空谷足音,显然不能指望得到回应。

一名误读了小说的当地人,认定某角色的原型是自己父亲,他由此认为自己有权向作家发出“来家里吃饭”的命令式邀请,好像自己是作家的债权人。曼脱瓦尼苦笑着告诉他:“我并不是一个可供你们自由支配的对象,明白吗?”

那家伙当然不会理解。由于长年生活在欧洲,再加资质卓越,见解超迈,曼脱瓦尼已经从价值观、道德观及日常生活习俗上,与故乡人全方位地拉开差距,双方的沟通常有夏虫语冰之隔。作家像一只先进的人文仪器空降萨莱斯,抵达后却发现,这台仪器找不到对应插座。双方的差异源于底层知识结构,类似采用不同的电压,执行不同的交通法规,强行接触,极易触电走火,引发心理事故。同时,双方对荣誉的认知也缺乏共识,而捍卫荣誉的决心却不相上下,导致各自亮出的理由,不管自以为如何无懈可击,听在对方耳朵里总会被释读为虚伪和卑鄙。

作家早已通过作品显示了成见,他表面上可以降尊纡贵,假装平易近人,内心却无法摆脱高高在上的感觉。他的确打心眼里瞧不起萨莱斯人,他作品的伟大性,部分地植根于对家乡人的鄙视之上。同样,家乡人对这位爆得大名的作家,也有特定的成见,假如作家曲意成全,笑脸逢迎,萨莱斯人也可以为他自豪,毕竟,作为乡人,他们也能从中“分享”若干精神利益;反之,若作家不识抬举,拒绝配合,乡人就会向他瞪出仇恨的眼睛,他们随时准备摆出受害者的身份。

作家穿着休闲卫衣在街上独自蹓跶,一些萨莱斯市民默默尾随,举起手机偷拍,似乎打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没有人主动与他握手拥抱,也没有人特地冒犯作家——至少前三天没有,毕竟,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声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诸种迹象显示,只要作家识趣,满足市长和个别市民的刁蛮要求,曼脱瓦尼先生本来有望成功熬过四天,扬长而去。

但是,他的正直构成了阻碍。

市侩气十足的萨莱斯市长,对作家当然别有所图。他期盼作家的来访能粉饰自己的政绩,但作家最好只提供自己的形象和名头,不要附带思想。他给作家立一尊雕像,送他一枚“杰出公民”的勋章,隐含的交换要求是,作家应该礼尚往来,回馈他一顶风雅政客的桂冠。他表面上请求作家给当地一次基层绘画比赛确定优胜者,私下里却要求作家不必太当真,搁置审美判断,将他内定的作品列为优秀。他对作家说的话是:“您这位大作家明天就拍拍屁股走人,我这个市长还得与本地人长期周旋,您就帮帮忙罢。”本来嘛,一个偏僻小镇的绘画竞赛,没啥大不了,作家只要将就些,给市长大人一点面子,即可两全其美,宾主尽欢。然而,市长大人有所不知,对一位有尊严的文学家来说,与审美相关的艺术判断力,是他最大的人格维系,他捍卫它的程度不亚于旧式妇女保护贞操。作家严厉地拂逆了市长的意志,还用一副豁出去的态度,当众嘲笑了市长的盘算。他掷地有声地强调:

最好的文化政策,就是没有任何政策。人们总是把文化视为一种薄弱易脆的东西,需要看管,需要保护,需要推动,需要资助,其实,文化是坚不可摧的,即使处于最糟糕的境地,它依旧可以幸存。

作家告诉到场市民,获奖作品并不代表他的判断,他本人推荐的作品已被非法排除。市长大人想必属于那种整天默诵“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基层政客,他不会当场发作。但当地一个名叫罗梅罗的刺头画家就不好对付了,他因作品落选而冲着作家咆哮,瞬间变成一个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寻衅滋事的流氓。通过他狂躁的声音,作家终于弄清了自己在乡人眼里的真实形象。罗梅罗显然仔细阅读了作家的作品,他来砸场子时高举作家的书,以示言必有据。他嘲笑作家只是靠出卖家乡来“舔欧洲人的屁股,赚点儿赏钱。除了拿我们当垃圾一样看待,再无其他”。他引用诗人但丁的话,诅咒曼脱瓦尼是“叛徒,位于地狱的最底层”。作家为了躲闪罗梅罗的暴力而被迫瑟缩在讲台背后时,罗梅罗的笨伯激情走向了高潮,他命令作家站起来,与他单独到街上,像男人那样解决问题。罗梅罗虽然早已谢顶,但年龄比作家至少年轻20岁。他的男子汉气概相当于有人争论不过轮椅上的大科学家霍金时,提议用打架来决定对错。输家的勇气,总是直通懦弱。

作家表述了心迹,即哪怕没有胜算,仍必须反对一切恐吓。他愤怒地交还“杰出公民”勋章,在胖司机的协助下偷偷溜出后门。他的霉运还没结束,他在当地唯一视为朋友的老熟人安东尼奥,突然幻化成更大的仇人,持着猎枪在外迎候。

这源于一个稍嫌戏剧化的巧合。之前那个投怀送抱的姑娘,其父亲正好是作家的少年旧友安东尼奥,后者娶的女人,恰是作家的初恋情人,并且,她仍然对作家保持着静默的感情,阅读了作家的所有作品。这关系过于纠结,安东尼奥的心理阴影面积,或许比阿根廷的国土还要辽阔。安东尼奥原是一个具有萨莱斯式狡猾的男人,他刚刚声称与妻子“夜夜抵足而眠”,转眼又向作家炫耀,自己与某夜总会的所有女招待都上过床。换句话说,他没有既定的爱情观,奉行一种深入骨髓的逢场作戏态度。他明知是自己女儿主动挑逗作家,但此时他需要拨弄出一团怒火,需要扮演一个蒙受巨大冤屈的父亲,以便积压多年的心理郁闷得到一个师出有名的发泄。我们可怜的作家被两个男人(另一个是安东尼奥的女婿)挟持到一处黑灯瞎火的地方,像猎场,更像坟场,安东尼奥对着作家的脚后跟连续射击,逼迫作家做出山羊般可笑的逃亡动作,他那女婿的恶作剧心理就没那么强烈了,他直接对着作家开了一枪。

好在作家逃过一死,并在逃离故土之后,写出了《杰出公民》的自传作品。这当然属于编导的叙事噱头。

《杰出公民》的英语版海报上写着一句话:“没有人在他的家乡是一位先知,哪怕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句话其实有一个《圣经》上的语源,“先知不为家人悦纳”作为一种苦涩的人间悲剧,一直在久远的历史时空中反复上演,中国式老话“英雄怕见老街坊”,则是类似悲情的市井回旋。

曼脱瓦尼的经历纯属虚构,编导意欲传递的国民批判精神,却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影片非常出色,叙事质朴,节奏洗练,演员的表演含有一种自然的厚重,令人肃然起敬。但我也想指出,艺术家从事国民性批判时,往往本能地强化地域特征,似乎那种可鄙的市民气,唯独大行于偏僻小镇萨莱斯。这有点偏激,也并不准确。试以日本导演黑泽明的名片《七武士》(七人の侍,1954年)为例,导演在片中除了向失落的武士道招魂,也极为犀利地展现了自私丑陋的农民意识。那当然是针对古代日本农民的,片中农民也留着一种识别度极高的奇特发型,中国观众看来却仍有一种强烈的熟悉感和认同感。若干年后,美国人两次以“豪勇七蛟龙”(TheMagnifi-centSeven)的名字加以改编,场景分别移到了美国西部和墨西哥,却继承了黑泽明对农民性格的展示和批判——尽管力度有所减弱,说明西方人并不认为那种农民性属于日本独有。至于影片中的七位英雄,无论身份是日本武士还是美国枪手,则在帮助农民击败强盗后,留下四名战友的遗体,知趣地离去,银幕上唯见不知感恩的农民在欢庆丰收。这个主题,同样属于“先知与乡人”系列,它永远不该存在,永远不会绝迹,永远值得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