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骨头”的改革怎样破题?聚焦2019春季莫干山会议三大关键词

欧阳晓红2019-04-17 11:13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网 欧阳晓红 胡艳明 看!这一次的“争锋论剑”聚焦“国企注资、财政货币政策边界、赤字率”等三大关键词。

35年后,堪称历史棱镜、由莫干山研究院主办的“2019春季莫干山会议”4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西山卧佛山庄召开,主题为“财政与金融:趋势、挑战和选择”。新添12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年轻面孔的春季会议亦传递出改革强音。

“今年1月23日,中央深改委第六次会议提出‘对标2020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多抓根本性、全局性、制度性的改革’。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信号和提法的调整,反映了我们对于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导向的改革,要放到更高位置上来考虑和设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在致辞中表示。

彭森说,这也涉及到我们过去长期改革的思路,是按照问题难易程度来考虑改革的顺序,把“硬骨头”放到后面。今天我们讨论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很多是我们面临的“硬骨头”的改革、深层次的改革、制度性的改革。

莫干山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曹文炼则总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也是密不可分的兄弟,其作用领域和资金关系的界限既要分清楚,有时为了支持实体经济,也没有必要分的太清楚。

那么,以改革的名义,透过这场春天的莫干山会议,洞悉挑战与选择、把脉趋势,期翼找到那把破题“硬骨头”改革的钥匙!

“国企注资与去杠杆”

何谓“硬骨头”的改革?会议似乎指向——国企注资与去杠杆的因与果。

国有企业如何去杠杆?国企央企是否需要去杠杆?2018年“降杠杆、减负债”是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要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使企业流动资产周转率进一步提高,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抗风险能力。

“大家普遍觉得央企杠杆高,今年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重点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降杠杆无非几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增加投资,第二种方法不要扩张,第三种当然最好是增加积累,多创利润。”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在谈话中表示。

如果对国企央企降杠杆,应该适用哪一种方法?“现在在国企和央企里面,大家也希望能够多分一些利益给政府,我觉得这也是对的。但是大家知道央企和国企这些年很少资本金注入,其实没有资本金注入,基本上靠自己滚雪球。”宋志平表示,在目前经济环境中的利率、税收水平下,央企的利润也不是很厚。同时,还要增加投资,拉动经济,还要保证充分就业,等等多项的目标。所以对央企、对国企压力也很大。

至于利润与投资的问题,宋志平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需要上交的利润也要上交,对于应该增加投资的企业国家适当增加投资,“不然的话企业的杠杆会越来越高,因为没有投资,如果靠我们现在搞混合所有制,我们搞增发股票,现在股市也不好,就是好的话,你不停地去增发,国有股会越来越少,将来分红的能力就越来越低。”

就此,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局长许善达在提到重视金融和制造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时,也提到资本金的问题。

许善达表示,制造业、金融业的平衡问题非常值得关注,中国现在感觉尚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清晰完整的战略,国有资本的投入机制还有欠缺。“不投入资本金还要发展只好借债,价值都支付给金融机构了。”

他解释,国有企业应该是股东投钱发展,但是目前股东投钱的机制是不完善的,国有企业要发展没有足够资本金注入,只好靠借债,就形成负债率高。企业发展起来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但这个价值都支付给金融机构。许善达称,“有一个企业的息前利润可以有十几个亿,但是利息交完就剩了几百万了。原因是这个企业资产负债率非常高。”

会上,国际金融论坛常务副理事长、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则提及,很多国有企业从成立到现在没注资,靠自我积累,全部负债经营,去杠杆会加重国有企业负担。

李若谷提及国有企业改革的迫切性,对于国企资本金注入的问题,他建议,“财政部发债,央行购买,资金注入国有企业,建立长效注入机制,如果上市,增发机制也要建立等,(多种机制共同作用下)国有企业改革才能到位。”

对此,中国国债协会会长,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孙晓霞回应称,要财政用纳税人的钱去补充企业资本金,是不可能的,应该靠市场、靠机制。

孙晓霞解释,国有金融机构从2003年改革以来,一直徘徊在资产不断扩张,资本金不断需要补充这种“水多了和面、面多了和水”的死循环里。我们曾提出来过,能不能发特别国债买企业发的优先股(可以做一级资本)。特别国债有优先股的相应资产对应,优先股的收益解决利息问题,就不是财政赤字了。

如,财政发的1.55万亿特别国债,购买了2千亿美金给中投做资本金,中投有收益,弥补了财政利息支出,不是赤字,但进国债余额。

财政货币边界

“近年来,财政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以及结构调整中,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但财政的文化是只做不说,比较低调。我觉得今年财政部有一些变化,把积极财政政策做了重大的推进。”孙晓霞说。

诸如,财政部减税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了。今年的减税降费是2万亿,比去年增加了50%以上。在2万亿减税降费里面,有70%是减税;70%里的80%左右是增值税,因为这次税收减免的重点是深化增值税改革。

其次,社保降费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了。尽管当前部分省份社保基金支付压力较大,但是仍然下调了社保费率。过去从2015年到2019年4月30日间,5次降低费率,共减了5000多亿。而今年降费总额就有3000多亿。缓解了企业的负担。降费会减少基金收入,但不会影响养老金的发放。

再者,财政支出“加力提效”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了。“加力”上,今年的赤字率增加了0.2%,为2.8%,赤字额增加了3800亿。

“未来,财政改革的路还是任重道远,挑战诸多。一个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问题,这是一个既要-又要的、复杂的、长期的任务。一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这是宏观调控必须配合好的。比如,国债是很重要的金融工具,没有央行的配合,就没有换手率,我们现在的换手率跟美国比,差了15倍。”孙晓霞说。

在莫干山研究院副院长、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看来,中国现在的重点问题是,要反思改革开放,正如彭森提及的宏观政策短期有很多艰巨性。去年的打好“三大攻坚战”,年初以为经济不错——可以开始解决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下半年,就不再提“去杠杆”了;年底预期也变得非常悲观。有观点认为——去杠杆操之过急了。

“今年年初的经济,货币财政政策一转, PMI马上大幅反弹,3月份回暖。的确,政策有效性还是很强。目前反弹,但又担心是否反弹过头?这也是现在面临的财政货币政策讨论核心。”沈建光说。

沈建光解释,财政的红线是财政支出,财政和支出相比,财政支出大大超过产业收入。这是不是财政赤字?赤字率应该是多少?财政是不是刺激过头,造成新的一轮债务危机?

在沈建光看来,包括减费减税等,财政放松的力度非常大,超过预期。但如此转向的财政可持续性怎样?我们的财政赤字率为什么不能国际通用?我们的赤字率2.8%,而专项债务等都不在财政预算赤字当中…这种统计口径是否有必要调整?IMF做过研究,按照国际上IMF的标准,财政赤字可能达5-6%左右,如果把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包括城投债都算进去就是5-6%。

货币政策而言,沈建光说,决策层提出防止大水漫灌。尽管放松货币政策,但通胀没有起来——如此,货币政策宽松其实风险不大。不过,目前猪肉的替代品包括像鸡肉都出现大幅上升。11号公布的通胀已到2.3%,四五月份有可能接近3%。那么,下半年通胀是否会成为比较明显制约货币政策的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三月天量货币和信贷数据昭示决策层重振经济的决心。市场评价,3月金融数据“全面向好”——总量好,结构也好;表内好,表外也好。4月12日,央行发布的3月金融信贷数据显示,3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86万亿元;3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69万亿元。似乎宽信用政策效果凸显,金融向实体“输血”力度再度增强。

而央行4月15日公布的“货币政策委员会2019年第一季度例会”似乎透露出——央行意欲对天量货币增长速再平衡的信号。如例会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同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

不管是“收”还是“放”,央行相机决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目标不会变,诸如,例会称,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稳妥推进利率等关键领域改革,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而央行的“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亦是此次莫干山春季会议的题中之义。

诚如,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朱嘉明所言,为什么今年将关注财政形势和金融形势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因为,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财政形势和金融形势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趋于强烈,与宏观经济下行有着明显的相关性;需要正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

就此,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提出了三个观点:中国财政金融发生系性

转变、中国财政与金融的搭配模式也在发生转变、财政货币政策的互动模式正变得更加复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需要一场聚焦于减速增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未来到底在哪里?“中国经济减速是必然的,实现长期增质则才是行稳致远的保障。以经济增质为目标,财政货币搭配破题的关键,并非宏观政策简单的松与紧,而是结构性细节的设计,是聚焦于减速增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程实说。

事实上,朱嘉明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不仅中国,世界主要国家都面对一个急剧改变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大环境:从历史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比较清晰边界和功能差别,急剧走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边界模糊化,功能相互渗透。

“这种情况在中国相对明显,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混合模式趋向。这种新现象,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深刻和长远影响。” 朱嘉明称。

曹文炼则认为,本此会议上的很多争论,或者去年下半年以来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的这一轮主要争论,与其过去亲身经历过的几次争论很相似,不过是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一些旧问题的新表现,实际上面临的还是财政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问题,如何较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或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还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

“扩大外汇储备的运用是财政与金融结合的一个——只能算是一半成功的案例,不成功那一半是没有支持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中投所发挥的作用不如当年设立政策性银行那么有效。” 曹文炼说,“我始终认为如何通过市场化途径运用部分外汇储备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提高产业升级和核心技术竞争力,仍然是值得研究至今尚未破题的重大实践问题。”

而财政货币政策边界的融合到底影响如何?怎样“迷惑”了我们?也许可以从“三个故事”中看出些许端倪。

“中国经济的三个故事”

“中国当前面临的真正约束是思想上的约束:思维受限,划地为牢……”

光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在会议发言中说。

他就此抛出了三个故事:“盲人摸象”、“小马过河”、“骑自行车”。

“盲人摸象”的故事:一头大象,有人摸起来像柱子,有人摸起来像墙,有人摸起来像蛇,都很片面。在中国经济中,我们经常也能看到这种片面的分析,并尤其表现在对中国地方债的看法上。

加总了2175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据,徐高发现这些融资平台在2017年的平均总资产回报率(ROA)只有2%,而同期它们发债的票息率平均起来有5.8%。看上去,融资平台的投资回报率远远覆盖不了它们的融资成本,所以被一些人认为是庞氏骗局,认为要爆发债务危机。但这是相当片面的看法。

实际上,徐高说,融资平台所做的投资项目主要是公益项目,很大一部分回报体现在社会层面,是项目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尤其表现在土地的增值上。对这种公益项目不能用私营项目的评价标准去评价,而要站在社会层面算大账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短板仍然很多,从社会层面来看,补短板的基建投资项目的总体回报率是很高的,绝对不像微观层面的项目总资产回报率显示的那么低。

因此,“要全面看待地方政府债务,既不能妖魔化地方政府债务,也不能妖魔化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要认识地方政府融资的合理性,肯定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融资确实需要规范,但是不能对其做全盘否定。”徐高称。

再看“小马过河”的故事。徐高说,同样一条河,能淹死小松鼠,但也只能淹没牛蹄,你说这河是深还是浅?你得有参照物才能说是深还是浅。

徐高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算,中国总债务占GDP比重接近260%——这算高还是低?在国际清算银行所估计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债务占GDP比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我们还必须要看到,中国的储蓄率虽然在近些年有所下降,也有大概40%,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的两倍。此外,根据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中国目前扣除外债后的对外净资产超过1.5万亿美元。认为中国这么一个高储蓄、少外债的国家债务太多了,要发生债务危机了,就是在犯小马过河的错误。

此外,债务能否持续——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债务对应的资产的回报率,进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经济的增速。经济增速下来了,不是问题的债务也是债务;经济增速上去了,有问题的债务也能变得没问题。这就引向了第三个故事。

即“自行车的故事”。徐高说,许多人都说不清楚为什么自行车不会倒。但不能讲不清自行车平衡的物理学道理,就一定认为骑自行车存在很大的失稳风险。

他解释,一个路人看见一个骑手骑着自行车,觉得骑手失稳的风险很大,因而把骑手给叫停下来,试图解决失稳的风险,结果会怎么样?那自行车肯定倒了,因为速度慢了就平衡不住。这个路人肯定又会说:“我一开始就说要倒吧。”但问题是,一个本来骑得好好的自行车被叫停后倒地了,究竟是骑手的问题呢,还是这个路人的问题呢?

“这个道理对中国经济也是成立的。有人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能持续,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因而要降速,要市场出清,好像把增长速度降下来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其实却因为经济的减速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徐高说。

是这样吗?缘何经济减速,“麻烦”就会出现?或者说潮水退却,方知谁在裸泳?

也许,不管经济增长模式怎样变,货币政策都是一个度的问题——这正如“货币政策委员会2019年第一季度例会”隐约透露出的信贷增速再平衡信号;那么,为达到各方面内外均衡的同步优化,财政政策也需与之搭配好——宏观政策方可更好地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激发新动能的增长来源。

而国企注资也好,财政货币模式生变也罢,包括赤字率的界定;其核心还在于“减速增质”,毕竟,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已步入高质量发展期,高质量也意味着高难度——这需要打破各种边界,啃改革的“硬骨头”;春季莫干山会议呼吁财政金融政策与制度的不断创新,助力改革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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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
长期关注宏观经济、金融货币市场、保险资管、财富管理等领域。十多年财经媒体从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