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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陈伊凡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由商业模式创新向技术创新转变的转轨时代。从政策上不断出台的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规定，到被视为“中国版纳斯达克”的科创板设立；从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多次提及创新，到越来越多海归学者回国创业；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逐渐浮现了几家头部的创业公司，大企业也纷纷在科技创新上进行投资布局，这无疑是创新最好的时代。

那么，中国未来能够如何发现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公司？技术创新的中国机会在哪里？技术成果转化的主角应该是谁？

4月22日，在敦煌会展中心举行的2019中国绿公司年会的焦点分论坛——“科技创新的机会与挑战：企业视角”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此次绿公司年会的主题是“赢在商业本质”，科技创新，是当下企业不可忽视的话题，该分论坛主持是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邓锋，美的集团副总裁兼CTO胡自强、药明康德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张炜、北京智米科技创始人兼CEO苏峻、奇点汽车创始人兼CEO沈海寅参加了论坛讨论。

民营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角

创新的过程有三个步骤，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产生、将知识转化为产品、让产品回应并影响市场需求。在这几个步骤中，高校和企业该如何分工？

与模式创新的企业不同，对于科技企业来说，技术从产品再到推向市场，每一步都是惊险一跃。

“大学是象牙塔，适合做一些可以长期研发沉淀，而对短期利益没有迫切需求的东西，真正做技术成果转化，我认为民营企业作为主角更为合适一些。”

在被问到科技创新的主体时，北京智米科技CEO苏峻说。5年前，苏峻开始创业，成立智米科技，是小米生态链上的一家创业公司，其最核心的产品是小米的空气净化器。在此之前，他当了14年大学老师，深知在大学做科研，往往容易和产业之间形成鸿沟，在技术商业化领域中称之为“死亡之谷”，故而研究成果的转化率极低。

“技术成熟度有1-9级，大学更适合做一些成熟度不高的原始机理研究，1-3适合大学做，4-6适合企业的研究部门来做”对于这一点，胡自强说起了自己当时参加美国NASA一个项目的例子。90年代初，美国启动了NASA的一个技术项目，启动了十年，这个技术从研究到应用是20年时间，有大企业参与，也有初创公司的参与，还有高校的参与。高校作出基础理论创新，5年研发理论、5年实验，后面的10年进行产业化。“这种模式我觉得能够从应用端起头，拉动整个社会资源推动技术进步。”

集成式创新的力量

“创新，我个人理解，第一种是集成式创新，另一种是颠覆式创新。”沈海寅说，例如苹果公司，它能够把原有的技术点更好地集合起来，满足用户自己都没有挖掘到的需求，然后产生新的产品和市场，“这就是很大的创新。”

集成式创新的概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劲已有提及，“中国走的是整合式集成创新，把所有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他在一次会议上表示，而中国的高铁，以及C919大飞机，都是集成式创新的代表。

在实践层面，沈海寅认为，集成式创新，对于企业来说是能够在短期内推出让用户接受程度更高甚至是目前市面上还没有的产品，而其核心，在于如何能够把原有的技术集成起来。举个例子，例如车上疲劳驾驶功能，其技术是通过一个摄像头对你的眼睛进行监控，这个技术本身过去已经有了，但是它还能够通过疲劳驾驶返回到的信号，来进行进一步的操作，形成一个闭环，不光是告诉驾驶员现在处于疲劳驾驶状态，还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这样的集成也是一种创新，其背后需要将整车的电级都打通。

苏峻举了麦当劳的例子，麦当劳用流水线做汉堡，它把流水线汉堡加地产模式，所谓特许经营模式，在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组合下，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就是组合创新的力量。” 

创新应更多让市场做决定

“希望国家不要有太多的科技项目，不要太多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更多地市场化，从制度、环境的层面鼓励创新。”当被问到对于目前的中国大环境下，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创新，胡自强说。

将企业更多地交给市场判断，是此次论坛发言者的共识。“好的企业创新，靠自己的资源和投资人的支持，是可以形成循环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希望看到由于政府的干预，而在某些领域形成过度产能。”张炜说。

那么中国究竟距离创新的国度有多远？

“国家创新能力，取决于四点：第一，有没有非常大的本土市场；第二，有没有足够多的人才；第三有没有足够多的风险投资；第四有没有足够多的原生性技术能够不断提供创新源泉。”沈海寅说，现在很多大学本身教育体系也是一个非常不适合创新的这样一种教育体系，大家都是鼓励不断学习知识，但是如何能够真正在大学当中创造一种更好的环境培养更多创新者，在这点上，中国能做的还有很多。斯坦福大学，通过校企联合，把创新孵化出来，形成更多的企业，企业不断成长以后，反过来带动了大学整个研发进展，这是非常好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