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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笑微/文

一个笑话和三个修士

天主教会有历史悠久的修士团传统，如本笃会、熙笃会、道明会、圣方济会，古老的修士团体各有特点，而近现代最有影响和最富于争议的，要算大名鼎鼎的耶稣会了。

一个天主教笑话描绘了修道团之间的有趣区别：圣方济会神父，道明会神父、耶稣会神父共祭弥撒时，突然电灯灭了。圣方济会修士说：感谢天主，我们可以更简单地生活，继续摸黑祷告。道明会神父即兴发表了光明来自于天主的讲道。而耶稣会神父默然离开，去地下室更换保险丝。

这个笑话看似有溢美耶稣会之嫌，其实却显示了宗教作为一个完备的自组织体系，对外来冲击所具有的一套反应体系：接受、解释和行动。

信仰属于人与神，而宗教属于人与人。宗教组织甚至很大程度上符合“社会企业”的定义，一样受到市场供求、产品维护、厂商竞争和内部激励的压力。

用经济学研究宗教，亦非鲜见，从一般效用函数出发，把宗教徒对死后世界福利的“理性预期”纳入微观分析框架，也曾得到理论和实证上的有趣结果（比如宗教捐款呈现出与年龄的正相关趋势，而普通公益捐款没有，显示出距离死亡时间越近，宗教福利的“折现”净现值越高），然而更令人感兴趣的，却是宗教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互动：宗教是否有益于或者有害于经济增长？如果是，什么样的宗教符合组织演化的最优法则？宗教自身的组织变迁和分化多大程度上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

“三个修道士”的故事，无意中隐喻了一个宗教系统的存续秘密：充分的弹性与合理的分工。毕竟，在人类文明竞争历史中，宗教的胜绩令人震撼——以至于神本身，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最神奇复杂和成功的精神产品。

如何提高主神的竞争力？

台湾学者赖建成在《教堂经济学》中总结了社会心理学家诺伦萨扬涉及“神”的八个成功原则：

1、神明的监视强度；2、宗教情境比真神更重要；3、地狱比天堂更有说服力；4、（只）信任信神的人；5、宗教行动胜过宗教语言；6、敬拜出真神；7、团体越大神越大；8、对内合作，对外残酷斗争。

这八个有趣的原则，揭示了宗教市场类似于手机市场，将最终均衡于几位神瓜分市场的寡头垄断，而不是山头林立的完全竞争市场。

第一、第二条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一神教在竞争中优越于多神教体系。就像一个真正成功的手机品牌实际上只能有一款延续的旗舰产品，早期拥趸对生存至关重要，所有资源必须最快凝聚在一位最可能成功的神明身上。他（她）拥有最强的权威性，以无所不在的终极凝视，内化在信众灵魂中，达到超道德的宗教情境。多神教失败的症结常常在于过于容易被消解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场景中，从而失去了监视的简单性、超越性和强度。比如各司其职的希腊—罗马系列神祉，就是沉没在祭祀世俗化和娱乐化中的典型。

第三、第四条勾勒出了成功宗教的另一个特点：设计正确的“预期效用管理”去优化道德期货产品。地狱比天堂更可信，因为现实中大多数人的风险偏好趋于保守，行为经济学中称为“损失规避”——白捡的100元所带来的快乐，难以抵消丢失100元所带来的痛苦。“免于地狱”是几乎所有的宗教的旗舰精神产品，“发现罪愆与救赎”的过程则是一个巧妙的“价格歧视”的定价机制——在不知道你真正的自我感觉是罪孽深重还是理直气壮的情况下，鼓励内省和忏悔、鼓励信徒强化对“罪”的感受（注意这是“sin”罪愆，而不是“crime”犯罪），将本来无法定价的个人信息尽量以最高价格拍卖，同时形成沉没成本和路径依赖，使信徒的粘性增加——“信神”则是“赎完罪”的信号，所以只能信任信神的人。

道德产品的定价容易陷入两难，过于严厉的教规容易让所有人“买不起”而放弃，过于宽容，定价太低，则会产生大量心理“消费者剩余”损失和“搭便车”行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充分有效的价格歧视，达到人尽其能——寡妇的两个小钱和国王的大教堂在神的眼中平等。宗教改革的著名导火索“赎罪券”最后泛滥，某种程度上就是贪婪驱动下，对核心产品定价失败（企图以折扣促销取代拍卖机制），导致产品本身被质疑和崩盘。

后四条则是宗教的组织原则，核心在于行动力——仪轨、敬拜、发展信众和展示力量，简而言之，把核心竞争力转化为市场份额。几乎没有任何宗教没有涉及过战争与分裂，逻辑内核是，精神产品的功能必须公开展示发布——不能打的宗教、不能赢的神毫无价值。

扩张版图：加盟制与直销制

根据“八大原则”的设计，主神已经欣欣向荣，甚至独霸一方，现在开始考虑出击，在短时间内最快扩大影响。

一部分人认为应该采取“会员直销制”，以最快速度向外派出使徒，在当地开放广泛吸纳会员。这种传教方式灵活机动，业绩容易反馈和激励，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变形走样，以直属上线神职人员的水平为天花板，形成疙疙瘩瘩的宗教内小团体。

基督教被视为这种体制成功的经典案例。在宗教竞争异常激烈的中东地区，基督教是所有教派中最平民化、要求最简化，和最倚重其他宗教经常排除在外的、平民和中间阶层女性的宗教。成立之初，基督教的传道甚至依赖于城市市民主妇挨门挨户吸收信徒？这种动员力量，令人想起六七十年代日本，同样是由家庭主妇担纲销售主力，风靡一时的乳酸菌饮料“养乐多”营销神话。

另一种是“加盟店”体制，使徒中一些年资最深的对此很青睐，也就是总部严格控制宗教产品的规格与品质，以不菲的加盟费对加盟申请者进行筛选，把“品牌资本”——神——出租来分享。这样做的好处是，从一开始就剔除了实力不足、或是存心搭便车不安好心的投机分子，能保证品牌资本的稳定增值。

犹太教可称为最早的加盟连锁组织。大卫王时代，耶和华信仰已经成为犹太的国家宗教，大卫王派出当时最大的犹太教派别利未支派修士，去各地要求信众缴纳十一税和动物牺牲礼。围绕着宗教活动和财政义务，形成了所谓的“利未支城市“，有政教合一的雏型结构，各地寺庙有一般经营活动的权力，大卫王则拥有财政的最终决定权和宗教教义的最终解释权。

这个宗教的加盟系统，有鲜明的排他性，对竞争对手立场清楚；有严格的品控和无形资产管理，只能由教会许可的教士，按认可的流程提供宗教服务；价格统一、公道、简明，十一税，各种宗教服务收费标准化；教规严格、禁忌明确，杜绝以价格手段占领市场，取而代之以稳定、透明和清晰的祸福诉求，因此并不热衷降低门槛。“加盟店”和“直销商”各有千秋，一些非凡的成功例子甚至集中了两者长处，比如伊斯兰教。

宗教与资本主义

马克思·韦伯的洞见在于颠覆了宗教一直以来的惯性情境——古典社会，在物质匮乏为常态的情况下，宗教产品为社会解决的是“睡得好”的问题，抚慰的是匮乏带来的恐惧。然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前夜，殖民地与全球化带来的物价革命和技术扩散需求，让“吃得好”也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宗教的属灵问题，韦伯称其为“新教伦理”，认为新教的理性精神刺激和鼓励了对世俗利益的追求，工业革命的地区与信仰新教的地区高度重合，而相对而言天主教的宗教观念不利于产生积极的工作伦理。“韦伯命题”超越了宗教社会学，成为长久以来人文历史科学的热门课题，经济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对它多有批判，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也曾以“经济地理变迁”来反驳韦伯命题。但实际上韦伯命题隐含的是一个可检验的假设：信仰新教，与经济进步，有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或者退一步，显著的相关关系？

长周期的统计结果是令人头脑冷静的。德拉克洛瓦和尼尔森（2001）的实证研究表明，信仰新教的人口比例，与十九世纪的人均财富水平、婴儿死亡率、工业男性劳动力、农业男性劳动力、铁路网密度、证券交易所成立的时间，都没有显著的统计关系。大卫坎尼托以272个神圣罗马帝国城市600年的资料，分析宗教与经济发展、城市规模、生育率和识字率的关系，也得出了否定韦伯命题的结论。

实际上，更有可能的解释是“韦伯命题”因果倒置。资本主义的产生，肇始于新大陆发现后的物价革命、金银流入与民间金融业的兴盛。有了现金实力的工商业富庶地区，比资金匮乏的领主和地主，有更强的抗命天主教会的能力和宗教选择的自主性。

抗拒消解：围观新神的诞生

2005年，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毕业生亨德森为了抗议将神创论列入学校学分课程，创立了一个反讽式宗教，立其主神为“飞天拉面怪”，声称“宇宙是由一个会飞行的意大利面条怪物在一次严重的酗酒后创造的”。“飞天面条教”本为反讽目的一种亚文化恶搞，所有的“经典”和“仪轨”都是模仿和讽刺基督教的相应部分，但始料未及的是它发展出奇迅速，通过网路与极客文化在全球迅速扩散，新西兰、荷兰、丹麦都认可了该宗教的身份，甚至在新西兰获得了监理婚姻的权利。换句话说，它逐步变成了无神论在宗教行列中的代理人，因此嬉笑怒骂之下，也变得越来越认真。

更加反讽的是，从“飞面大神”这位新神身上，我们能看到几乎所有成功宗教的特点：观点鲜明、泾渭分明、行动与斗争力丰富，就连它最显著的特点幽默感，也是度身定制的，向严肃认真的传统宗教开炮的武器。

宗教在现代社会受到最大挑战，就是抗拒被消解。除了“飞面神教”这种目的明确的消解方案，从丹布朗小说到哈里波特电影到巴黎杂志漫画，宗教的边缘总是会在世俗娱乐中变形，能不能解决好这个挑战，是未来宗教生存策略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