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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黑暗而疯狂

章乐天2019-05-06 16:25

(康德拉追求的是冒险,无论是当船长还是做小说家,他都要优先满足自己的冒险欲望)

泰晤士河口,一个傍晚,五个老朋友聚在一条船的甲板上,每个人都说起了自己所知道的一些船长。那时已逼近20世纪,英国,作为世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正在把“文明之光”从本土输送到它的每一块海外版图上,但那五个人却坐在黑暗里,而且越来越暗。他们谈论的船长,远航去到殖民地开拓财富,很多人一去不返,就仿佛被黑暗吞没了一样。不过,他们在江湖上留下了各种传说,又吸引着后来的人踏上他们的足迹。

然后,主角马洛开口了。马洛是这五个人中的一个,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环顾四周,看到“环境一点点失去了光辉,而开始变得深邃了”,黑暗正在笼罩港口,他不由自主地被回忆所触动,于是开口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年轻时的马洛对“黑暗”十分痴迷,又被殖民者的传说所吸引,渴望去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冒险。他找来一张非洲地图,痴痴地看着那上面的一块块地方,最后把目光集中在了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他认定,那就是黑暗的中心。后来,他通过姑妈的中介,在一家比利时的贸易公司找到了工作。公司迫不及待地给了他一条商船,要他进入刚果,还告诉他,上一次派去的一条船,船长刚刚在刚果被土著人杀害了……

以上这些,是1900年正式发表的小说《黑暗之心》的开头,诡秘的气氛,冒险家的热情,死者,一部惊悚小说的要素都具备了,然而它的作者,约瑟夫·康拉德,写了一个远远超过惊悚小说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些康拉德的亲身体验,比如,马洛出发时,为伴的一个白人是公司派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体重两百多磅,动不动就要在非洲的暑热中晕倒,抬着他的脚夫苦不堪言,一个接一个地逃跑了;而现实中,康拉德身边也有这么一个病恹恹、胖乎乎的白人同事。马洛所见刚果河上的景观,都是康拉德亲眼所睹,他将它描绘成创世之初的那种原始的样子:“我们逆流而上,仿佛驶回了世界最早的始端,植被蔓延于地表之上,参天大树才是万物的君王。”

但是,更迷人的东西来自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裂缝和沟壑。在刚果,马洛看到了一片混乱失序的场景。殖民者在那里胡乱开采资源,修建设施:锅炉翻倒在草地里,火车厢轮子朝天躺在地上,铁轨生锈了,机器的零件正在腐烂,黑人奴隶被赶着山上修铁路,但他们所谓的工作,只是漫无目的地埋炸弹,这里炸一下,那里炸一下。这些描述基本不见于康拉德的日记和书信。他对这个地方相当失望,甚至很厌恶,不过,他是满意还是失望,是喜悦还是厌恶,主要取决于他自己的身体健康与否,以及他是否能遇到让他舒心的人。他在给姑妈玛格丽特的一封信中写道:“毫无疑问我后悔来到这儿,甚至是厌恶万分……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令人生厌,每一个人,每一桩事,不过主要是人。我讨厌他们。”

康拉德的姑妈比他大八岁,远在波兰,她是康拉德生命中仅有的、让他产生了依恋感的两位异性之一(另一位是他太太),他从刚果写过去的信里充满了抱怨和思念,他说自己身体不佳,意志消沉,担心自己会死在这黑暗而酷热的瘴疠之地。他设法在一片平庸乏味的白人里寻找个把能交流的对象,他找到了一个担任监工的爱尔兰人罗杰·凯塞门。此人是个干大事业的,康拉德很喜欢他,他在书信中,称赞这位殖民者“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天资聪慧,而且极富同情心”,他跟着凯塞门参观了棚屋和兵营,从他那里获取信息。

马娅·亚桑诺夫说,康拉德把“刚果描绘成驱使白人疯狂的‘黑暗之心’”,这里的关键是疯狂,而不是“邪恶”。康拉德有一份执着的冒险家的心,长着一颗水手的职业头脑,他很难往人道主义这方面去想,去考虑什么民族平等、肤色平等。《黑暗之心》被认为是一份关于欧洲白人殖民非洲“真相”的著名记录,但实际上,作为一位小说家,康拉德对于这个“真相”并没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因为他追求的是冒险,无论是当船长还是做小说家,他都要优先满足自己的冒险欲望(当然赚钱也很要紧)。

凯塞门是最早觉醒的有识之士之一,他意识到,无论从捍卫“文明”二字的应有之义的角度上说,还是从维护白人的体面的角度上看,刚果的殖民行动都必须受到一次全面整肃。他对暴行十分反感,他和另一个活动家牵头成立了一支“刚果改革协会”,他们发放宣传手册,其中记录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黑暗之心》发表后,这份宣传册也送到了康拉德的手上,但他拒绝加入他们的协会。他说:“我不是这块料,我只是一个不幸的小说家,创作不幸的故事,甚至不配加入那令人痛苦的博弈之路。”

这个“不幸的小说家”,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感受。他看到黑人土著被征作苦力,给白人当脚夫,拉纤,或者从事割橡胶这种极端危险的工作,他们的生命被随意剥夺,他的态度首先是认可这些事物本身的新鲜存在,然后问自己“我的感受如何”。他在刚果第一次见到被射杀的黑人的尸体时,就十分“冷漠”地说,它们好臭,我觉得恶心。这种感觉延伸到《黑暗之心》里,马洛对黑人的描写,也是带有“去人化”色彩的:他说自己看到一群黑人被锁链拴去干活,说他们的眼睛里“带有一种不幸的野蛮人所具有的十足的、死一般的冷漠”;他说另一个黑人给白人充当警卫,指挥其他黑人干活,那样子就像一个马戏团里的动物。尤其是,当马洛看到一群濒死的黑人倒卧在树林里时,他说这只是一些“有人形的东西”,他们所在的树林,犹如地狱的圈子。

暴行震撼他,而不是激怒他,施虐的白人和受虐的黑人招来他同等的嫌弃。他认为自己不配去与别人“博弈”,意思是投入政治和社会活动,去争是非短长,然而事实上,他又怎么会缺乏政治洞察力呢?恐怖见闻的积累,又怎可能不在他心里引起更多的思考?在欧洲,奴隶贸易在19世纪初便已废除,但掠夺财富的冲动并不会因此止歇,康拉德在写给凯塞门的一封信里说,在刚果自由邦“这个由欧洲列强插手制造的国度里,针对黑人的系统化残酷暴行竟然是其行政管理的基础”,这个观察如时评家一般精确。

只是,康拉德内心有一种宿命意识,觉得人很难对抗那种“系统化”的罪恶,因此,他决定不与那些兴冲冲的自由派人士共同行动。马娅·亚桑诺夫说,这与康拉德的出身有关:康拉德的故乡波兰常年被沙俄所控制,而他的父母都是爱国者,在他幼年,波兰人发动起义,很快被镇压,双亲因此早早进了坟墓,导致他只能被外公和舅舅抚养。在《罗曼亲王》这篇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里,康拉德离开了大海,去叙述那些他十分景仰的波兰爱国者,他们毫无作战经验,他们的队伍一触即溃,他们仅仅是出于一腔赤诚而拿起枪,跨上马。康拉德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站到对抗不公不义的第一线。案头才是他愿意赶赴的战场。

波兰人的不幸,犹如刚果土著的不幸,是一种必然,说得更残酷一点,人类想要前进,就必须保持难以满足的贪欲,靠着追求财富和统治的动力,一部分人类让另一部分人类——数量比前者大得多——付出代价。康拉德登上的那条船,比利时国王号,是早期蒸汽船,看上去简陋可笑,船体仿佛是用一些木棍把木板穿起来制成的,但再简陋的交通工具也是文明世界的产物,比土著人的木筏强多了。在启航的时候,康拉德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认可自己身为白人一分子的角色。

而且,康拉德这次航行是在1890年,当时的他,也并不觉得自己看到了太多的暴行。他告诉凯塞门,《黑暗之心》不是一份抗议性的宣传书,它是一片“迷雾”,书中充满了“神秘莫测”、“不可名状”之类的词汇,就像叙事人马洛一样,康拉德叙述的是一次进入迷雾的探索过程,而事后,在泰晤士河口那样的日暮,又时时激活马洛或康拉德对那段旅行的记忆,或许,这部作品更应该与当时正在兴盛的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联系到一起。事实上,康拉德在四年后完成的《诺斯托罗莫》里继续延伸了“黑暗”这一主题,小说中的一位主角,从巴黎来到南美的翩翩公子哥马丁·德考得,在深夜中的伊莎贝尔海湾遇到了平生前所未见的黑暗,一时神智迷乱,举枪自杀。

如果说黑暗制造的迷雾无法冲破,只能让人疯狂,那么人为制造的迷雾则是早晚要散开的,它们的散开还会惹人发笑。康拉德的小说里,“文明”就是这样的迷雾,马洛亲眼所见的混乱无序轻松地撕破了它,《守候黎明》告诉我们,在刚果自由邦,殖民者所做的事就是攫取土地、施加苛捐杂税和掠夺象牙、橡胶等资源,而他们给那里带去的是铁路,是电力,是造船技术、建筑技术之类,这些东西都不是土著人所需要的,它们仍然服务于白人殖民者。可是远在欧洲大陆的人们还沉浸在迷雾之中,《黑暗之心》里,马洛的那位姑妈是个目光短浅、头脑简单的女人,跟现实中康拉德的姑妈不是一回事,她对马洛说,你去那里,就是要把“那几百万无知的人救出苦海。”

《诺斯托罗莫》里也同样有着迷雾消散的情节。这本小说把故事搬到了南美——又一片被欧洲人发现并被掠夺的地方。书中虚构的南美国家科斯塔瓦纳,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有关独立的神话,而实际上,它的经济命脉是被北方新崛起的帝国——美利坚给控制的。小说的主人公,码头工长诺斯托罗莫,一个英俊、孔武的个人主义者,被传颂为拯救了国家的英雄,而实际上是个贪财小人。康拉德将一个复杂跌宕、人物繁多的故事,包含在他最擅长的、对于阴影下的风景的描写之中,迷住了像爱德华·S·萨义德这样的文学批评家,也迷住了马娅·亚桑诺夫这种,对于康拉德有一些感觉的学者型作家。

在《守候黎明》的第十一章,马娅以“物质利益”为标题,讲述了《诺斯托罗莫》和20世纪初那几年里,世界政治的焦点所在之间的关联。康拉德是一边写书,一边关心着南美洲的动态的,他注意到,政治博弈的背后,都是物质利益在驱动,围绕着巴拿马运河展开的纷争,在1903至1904年间渐见分晓,英国人退出,巴拿马宣布独立,将全部赞美都献给了支持自己的“解放者”美国人,献给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实际上,这起“自由”壮举正是美国人一手促成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那条运河,巴拿马政府将运河及周围若干土地双手奉上,让美国人“永久使用、占有和控制”。

康拉德是个悲观的人,但凡一个有政治洞察力的人,都不可能不悲观。他或许对于暴行没有流露过多大的情感反应,也没有呼吁过种族平等,保护土著人利益之类,可是,他对于人对物质利益的疯狂有着由衷的反感。如果说,黑暗驱使着人去探索其核心,是一种浪漫,一种冒险精神的体现,那么物质利益对人的驱动,则剥掉了人的行为中所有浪漫的可能。

《黑暗之心》里有个白人殖民者,库尔兹,他死之前就又病又疯,整个人的模样同一个野人无异。马洛将他从黑暗的心脏里接出来,陪伴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然后说,他要保持对库尔兹的忠诚。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忠于这样一个用枪杀人、用人骨做饰品的魔王?因为他仍然有着冒险家的本色,他不计代价,要去深入并触碰地图上混沌一片的地方,去吸吮那黑暗,那野蛮,并难以自持地与它融为一体。

而20世纪初的冒险家们呢?《守候黎明》告诉我们,康拉德从南美的局势中,以及从来自凯塞门等人发来的非洲报道中,了解到他在1890年的梦想——那个他觉得当时的很多白人殖民者也拥有的、不失纯真的冒险梦想——已经永远成为过去时了。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世上不再有欧洲了,欧洲“只是一块举着枪炮、做着买卖的大陆。在这里,关系着生死存亡的商业竞赛正缓慢地行程中,这里是大声宣告世界霸权的策源地。”冒险家的精神落到了那些衣冠楚楚、整天算账的利己主义者身上,他们以自由贸易的名义,让枪炮和船只四面出击,自己在谈判桌上瓜分世界,分配彼此的利益:“工业主义和商业主义……正准备就绪,摩拳擦掌,几乎热切地渴望付诸武力。”“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为了理想而发起的战争了。”钱成了一切。

在康拉德身后,马娅·亚桑诺夫这样的同情者,理应不乏其人,他们从康氏的书信和日记里看到,他一直受着物质利益的困扰,直到人生最后的十五六年才彻底摆脱了贫困,而他撰写《黑暗之心》和《诺斯托罗莫》这样惊天动地的杰作的主要动机,竟都是为了赚钱、还债。由此看来,人的自身价值,是真的可以在任何一种状况下去争取完成的,甚至可以完成到伟大的境地,只要他有这样的才华与胸襟。同时,康拉德的浪漫情怀,是由自己坎坷的水手经历所铸就的,是在帆船时代形成的,而在他创作的时候,这情怀已经因技术的进步,因物质利益驱散了黑暗本身的魅力,而失去了现实的支持,于是,他的作品又总是充满了壮丽的挽歌意味。这种意味,所有懂得珍惜所剩无几的浪漫的人,所有对恋旧有过成熟的思考的人,也都能够品味出来。

马娅·亚桑诺夫为追溯康拉德的经历,重走了一遍刚果河之旅,那场景自然是完全不同了。可是《黑暗之心》的力量,早已不再依靠现实景观的精准投射。让内心浸浴在黑暗之中,向往真正神秘的迷雾,而不是一个个光鲜冷酷的答案或一锭锭真金白银,康拉德对他的追随者们提出的要求,就是把生命变成一种如同冥府漫游一般的旅程,在永久的悲伤里不屈不挠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