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拉追求的是冒险，无论是当船长还是做小说家，他都要优先满足自己的冒险欲望）

泰晤士河口，一个傍晚，五个老朋友聚在一条船的甲板上，每个人都说起了自己所知道的一些船长。那时已逼近20世纪，英国，作为世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正在把“文明之光”从本土输送到它的每一块海外版图上，但那五个人却坐在黑暗里，而且越来越暗。他们谈论的船长，远航去到殖民地开拓财富，很多人一去不返，就仿佛被黑暗吞没了一样。不过，他们在江湖上留下了各种传说，又吸引着后来的人踏上他们的足迹。

然后，主角马洛开口了。马洛是这五个人中的一个，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环顾四周，看到“环境一点点失去了光辉，而开始变得深邃了”，黑暗正在笼罩港口，他不由自主地被回忆所触动，于是开口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年轻时的马洛对“黑暗”十分痴迷，又被殖民者的传说所吸引，渴望去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冒险。他找来一张非洲地图，痴痴地看着那上面的一块块地方，最后把目光集中在了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他认定，那就是黑暗的中心。后来，他通过姑妈的中介，在一家比利时的贸易公司找到了工作。公司迫不及待地给了他一条商船，要他进入刚果，还告诉他，上一次派去的一条船，船长刚刚在刚果被土著人杀害了……

以上这些，是1900年正式发表的小说《黑暗之心》的开头，诡秘的气氛，冒险家的热情，死者，一部惊悚小说的要素都具备了，然而它的作者，约瑟夫·康拉德，写了一个远远超过惊悚小说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些康拉德的亲身体验，比如，马洛出发时，为伴的一个白人是公司派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体重两百多磅，动不动就要在非洲的暑热中晕倒，抬着他的脚夫苦不堪言，一个接一个地逃跑了；而现实中，康拉德身边也有这么一个病恹恹、胖乎乎的白人同事。马洛所见刚果河上的景观，都是康拉德亲眼所睹，他将它描绘成创世之初的那种原始的样子：“我们逆流而上，仿佛驶回了世界最早的始端，植被蔓延于地表之上，参天大树才是万物的君王。”

但是，更迷人的东西来自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裂缝和沟壑。在刚果，马洛看到了一片混乱失序的场景。殖民者在那里胡乱开采资源，修建设施：锅炉翻倒在草地里，火车厢轮子朝天躺在地上，铁轨生锈了，机器的零件正在腐烂，黑人奴隶被赶着山上修铁路，但他们所谓的工作，只是漫无目的地埋炸弹，这里炸一下，那里炸一下。这些描述基本不见于康拉德的日记和书信。他对这个地方相当失望，甚至很厌恶，不过，他是满意还是失望，是喜悦还是厌恶，主要取决于他自己的身体健康与否，以及他是否能遇到让他舒心的人。他在给姑妈玛格丽特的一封信中写道：“毫无疑问我后悔来到这儿，甚至是厌恶万分……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令人生厌，每一个人，每一桩事，不过主要是人。我讨厌他们。”

康拉德的姑妈比他大八岁，远在波兰，她是康拉德生命中仅有的、让他产生了依恋感的两位异性之一（另一位是他太太），他从刚果写过去的信里充满了抱怨和思念，他说自己身体不佳，意志消沉，担心自己会死在这黑暗而酷热的瘴疠之地。他设法在一片平庸乏味的白人里寻找个把能交流的对象，他找到了一个担任监工的爱尔兰人罗杰·凯塞门。此人是个干大事业的，康拉德很喜欢他，他在书信中，称赞这位殖民者“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天资聪慧，而且极富同情心”，他跟着凯塞门参观了棚屋和兵营，从他那里获取信息。

马娅·亚桑诺夫说，康拉德把“刚果描绘成驱使白人疯狂的‘黑暗之心’”，这里的关键是疯狂，而不是“邪恶”。康拉德有一份执着的冒险家的心，长着一颗水手的职业头脑，他很难往人道主义这方面去想，去考虑什么民族平等、肤色平等。《黑暗之心》被认为是一份关于欧洲白人殖民非洲“真相”的著名记录，但实际上，作为一位小说家，康拉德对于这个“真相”并没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因为他追求的是冒险，无论是当船长还是做小说家，他都要优先满足自己的冒险欲望（当然赚钱也很要紧）。

凯塞门是最早觉醒的有识之士之一，他意识到，无论从捍卫“文明”二字的应有之义的角度上说，还是从维护白人的体面的角度上看，刚果的殖民行动都必须受到一次全面整肃。他对暴行十分反感，他和另一个活动家牵头成立了一支“刚果改革协会”，他们发放宣传手册，其中记录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黑暗之心》发表后，这份宣传册也送到了康拉德的手上，但他拒绝加入他们的协会。他说：“我不是这块料，我只是一个不幸的小说家，创作不幸的故事，甚至不配加入那令人痛苦的博弈之路。”

这个“不幸的小说家”，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感受。他看到黑人土著被征作苦力，给白人当脚夫，拉纤，或者从事割橡胶这种极端危险的工作，他们的生命被随意剥夺，他的态度首先是认可这些事物本身的新鲜存在，然后问自己“我的感受如何”。他在刚果第一次见到被射杀的黑人的尸体时，就十分“冷漠”地说，它们好臭，我觉得恶心。这种感觉延伸到《黑暗之心》里，马洛对黑人的描写，也是带有“去人化”色彩的：他说自己看到一群黑人被锁链拴去干活，说他们的眼睛里“带有一种不幸的野蛮人所具有的十足的、死一般的冷漠”；他说另一个黑人给白人充当警卫，指挥其他黑人干活，那样子就像一个马戏团里的动物。尤其是，当马洛看到一群濒死的黑人倒卧在树林里时，他说这只是一些“有人形的东西”，他们所在的树林，犹如地狱的圈子。

暴行震撼他，而不是激怒他，施虐的白人和受虐的黑人招来他同等的嫌弃。他认为自己不配去与别人“博弈”，意思是投入政治和社会活动，去争是非短长，然而事实上，他又怎么会缺乏政治洞察力呢？恐怖见闻的积累，又怎可能不在他心里引起更多的思考？在欧洲，奴隶贸易在19世纪初便已废除，但掠夺财富的冲动并不会因此止歇，康拉德在写给凯塞门的一封信里说，在刚果自由邦“这个由欧洲列强插手制造的国度里，针对黑人的系统化残酷暴行竟然是其行政管理的基础”，这个观察如时评家一般精确。

只是，康拉德内心有一种宿命意识，觉得人很难对抗那种“系统化”的罪恶，因此，他决定不与那些兴冲冲的自由派人士共同行动。马娅·亚桑诺夫说，这与康拉德的出身有关：康拉德的故乡波兰常年被沙俄所控制，而他的父母都是爱国者，在他幼年，波兰人发动起义，很快被镇压，双亲因此早早进了坟墓，导致他只能被外公和舅舅抚养。在《罗曼亲王》这篇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里，康拉德离开了大海，去叙述那些他十分景仰的波兰爱国者，他们毫无作战经验，他们的队伍一触即溃，他们仅仅是出于一腔赤诚而拿起枪，跨上马。康拉德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站到对抗不公不义的第一线。案头才是他愿意赶赴的战场。

波兰人的不幸，犹如刚果土著的不幸，是一种必然，说得更残酷一点，人类想要前进，就必须保持难以满足的贪欲，靠着追求财富和统治的动力，一部分人类让另一部分人类——数量比前者大得多——付出代价。康拉德登上的那条船，比利时国王号，是早期蒸汽船，看上去简陋可笑，船体仿佛是用一些木棍把木板穿起来制成的，但再简陋的交通工具也是文明世界的产物，比土著人的木筏强多了。在启航的时候，康拉德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认可自己身为白人一分子的角色。

而且，康拉德这次航行是在1890年，当时的他，也并不觉得自己看到了太多的暴行。他告诉凯塞门，《黑暗之心》不是一份抗议性的宣传书，它是一片“迷雾”，书中充满了“神秘莫测”、“不可名状”之类的词汇，就像叙事人马洛一样，康拉德叙述的是一次进入迷雾的探索过程，而事后，在泰晤士河口那样的日暮，又时时激活马洛或康拉德对那段旅行的记忆，或许，这部作品更应该与当时正在兴盛的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联系到一起。事实上，康拉德在四年后完成的《诺斯托罗莫》里继续延伸了“黑暗”这一主题，小说中的一位主角，从巴黎来到南美的翩翩公子哥马丁·德考得，在深夜中的伊莎贝尔海湾遇到了平生前所未见的黑暗，一时神智迷乱，举枪自杀。

如果说黑暗制造的迷雾无法冲破，只能让人疯狂，那么人为制造的迷雾则是早晚要散开的，它们的散开还会惹人发笑。康拉德的小说里，“文明”就是这样的迷雾，马洛亲眼所见的混乱无序轻松地撕破了它，《守候黎明》告诉我们，在刚果自由邦，殖民者所做的事就是攫取土地、施加苛捐杂税和掠夺象牙、橡胶等资源，而他们给那里带去的是铁路，是电力，是造船技术、建筑技术之类，这些东西都不是土著人所需要的，它们仍然服务于白人殖民者。可是远在欧洲大陆的人们还沉浸在迷雾之中，《黑暗之心》里，马洛的那位姑妈是个目光短浅、头脑简单的女人，跟现实中康拉德的姑妈不是一回事，她对马洛说，你去那里，就是要把“那几百万无知的人救出苦海。”

《诺斯托罗莫》里也同样有着迷雾消散的情节。这本小说把故事搬到了南美——又一片被欧洲人发现并被掠夺的地方。书中虚构的南美国家科斯塔瓦纳，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有关独立的神话，而实际上，它的经济命脉是被北方新崛起的帝国——美利坚给控制的。小说的主人公，码头工长诺斯托罗莫，一个英俊、孔武的个人主义者，被传颂为拯救了国家的英雄，而实际上是个贪财小人。康拉德将一个复杂跌宕、人物繁多的故事，包含在他最擅长的、对于阴影下的风景的描写之中，迷住了像爱德华·S·萨义德这样的文学批评家，也迷住了马娅·亚桑诺夫这种，对于康拉德有一些感觉的学者型作家。

在《守候黎明》的第十一章，马娅以“物质利益”为标题，讲述了《诺斯托罗莫》和20世纪初那几年里，世界政治的焦点所在之间的关联。康拉德是一边写书，一边关心着南美洲的动态的，他注意到，政治博弈的背后，都是物质利益在驱动，围绕着巴拿马运河展开的纷争，在1903至1904年间渐见分晓，英国人退出，巴拿马宣布独立，将全部赞美都献给了支持自己的“解放者”美国人，献给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实际上，这起“自由”壮举正是美国人一手促成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那条运河，巴拿马政府将运河及周围若干土地双手奉上，让美国人“永久使用、占有和控制”。

康拉德是个悲观的人，但凡一个有政治洞察力的人，都不可能不悲观。他或许对于暴行没有流露过多大的情感反应，也没有呼吁过种族平等，保护土著人利益之类，可是，他对于人对物质利益的疯狂有着由衷的反感。如果说，黑暗驱使着人去探索其核心，是一种浪漫，一种冒险精神的体现，那么物质利益对人的驱动，则剥掉了人的行为中所有浪漫的可能。

《黑暗之心》里有个白人殖民者，库尔兹，他死之前就又病又疯，整个人的模样同一个野人无异。马洛将他从黑暗的心脏里接出来，陪伴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然后说，他要保持对库尔兹的忠诚。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忠于这样一个用枪杀人、用人骨做饰品的魔王？因为他仍然有着冒险家的本色，他不计代价，要去深入并触碰地图上混沌一片的地方，去吸吮那黑暗，那野蛮，并难以自持地与它融为一体。

而20世纪初的冒险家们呢？《守候黎明》告诉我们，康拉德从南美的局势中，以及从来自凯塞门等人发来的非洲报道中，了解到他在1890年的梦想——那个他觉得当时的很多白人殖民者也拥有的、不失纯真的冒险梦想——已经永远成为过去时了。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世上不再有欧洲了，欧洲“只是一块举着枪炮、做着买卖的大陆。在这里，关系着生死存亡的商业竞赛正缓慢地行程中，这里是大声宣告世界霸权的策源地。”冒险家的精神落到了那些衣冠楚楚、整天算账的利己主义者身上，他们以自由贸易的名义，让枪炮和船只四面出击，自己在谈判桌上瓜分世界，分配彼此的利益：“工业主义和商业主义……正准备就绪，摩拳擦掌，几乎热切地渴望付诸武力。”“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为了理想而发起的战争了。”钱成了一切。

在康拉德身后，马娅·亚桑诺夫这样的同情者，理应不乏其人，他们从康氏的书信和日记里看到，他一直受着物质利益的困扰，直到人生最后的十五六年才彻底摆脱了贫困，而他撰写《黑暗之心》和《诺斯托罗莫》这样惊天动地的杰作的主要动机，竟都是为了赚钱、还债。由此看来，人的自身价值，是真的可以在任何一种状况下去争取完成的，甚至可以完成到伟大的境地，只要他有这样的才华与胸襟。同时，康拉德的浪漫情怀，是由自己坎坷的水手经历所铸就的，是在帆船时代形成的，而在他创作的时候，这情怀已经因技术的进步，因物质利益驱散了黑暗本身的魅力，而失去了现实的支持，于是，他的作品又总是充满了壮丽的挽歌意味。这种意味，所有懂得珍惜所剩无几的浪漫的人，所有对恋旧有过成熟的思考的人，也都能够品味出来。

马娅·亚桑诺夫为追溯康拉德的经历，重走了一遍刚果河之旅，那场景自然是完全不同了。可是《黑暗之心》的力量，早已不再依靠现实景观的精准投射。让内心浸浴在黑暗之中，向往真正神秘的迷雾，而不是一个个光鲜冷酷的答案或一锭锭真金白银，康拉德对他的追随者们提出的要求，就是把生命变成一种如同冥府漫游一般的旅程，在永久的悲伤里不屈不挠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