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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吴小飞 “所谓‘债务陷阱’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不存在的，不是因为‘一带一路’造成了有些国家的所谓的债务陷阱问题。”2019年5月14日晚，前中国证监会主席、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在第13期孙冶方悦读会上表示。

根据肖钢所著的《制度型开放——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一书的解释：所谓沿线国家的外债，主要是指由东道国公共部门直接贷款或提供担保的中长期外债。

肖钢表示，通过比较数据可发现：在可获得数据的63个国家中，37个国家的五年平均外债增长率下降。相较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前五年，2014年—2018年期间，仅有15个国家的外债增长率提高了3%以上，个别国家达到12%。

这15个国家分别是：阿曼、科威特、伊朗、保加利亚、尼泊尔、伊拉克、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叙利亚、缅甸、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埃及和孟加拉国。

“即使外债提高过程当中或者个别提高幅度比较大的国家，也不是因为接受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资金造成的，而是自身别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应该越来越理性看待这个问题。”肖钢说。

为避免单一年度外债变化的偶然性因素，肖钢团队关于前述主题的调研选取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前五年（2009年—2013年）与“一带一路”建设开始后五年（2014年—2018年）沿线国家各国公共部门中长期外债年平均增长率来做对比（IMF数据），结论是：从统计数据看，“一带一路”建设并没有推高沿线国家的债务。

具体来看，沿线国家的总体债务情况并未发生较大变化；沿线国家中，公共部门中长期对外债务增长的国家数量有限；个别国家外债增长过快，与其自身发展阶段和情况相关。

另外，虽然中国对部分国家的投资有一定的增长，但这些数据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全口径数据，涉及主权借款或主权担保的数据要小于此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报告认为，主权借款和主权担保是增加东道国债务负担的主要原因，若降低这两项的比重，可以大大缓解债务问题。比如，改变股债比例，可以优化项目的资金结构，缓解东道国债务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