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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身后的倒影:乌克兰的民族建构与认同

王子琛2019-05-26 23:01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王子琛/文

当下的乌克兰被民族主义热情所席卷,直到因为对政治腐败不满而登场的明星候选人亚历山大·泽伦斯基当选总统。波罗申科在过去五年中持有强硬民族主义立场,乌克兰民兵在东部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地区和东部武装以及俄罗斯热情的支持者们作战。基辅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如此活跃,以至于西欧已不乏担忧持,有反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观点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这一切都掩盖了一个事实:第一个独立的、和平的乌克兰国家的出现,至今也不到30年的历史。在那之前,只有几次失败的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尝试。如果继续向前追溯,便是在一度如同北方拜占庭一般存在的基辅罗斯的尸体上并存的诸多公国,以及难以称得上是政治实体、至少无法在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意义上被认可为独立国家的哥萨克人们。

在那场几乎改变了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的内战爆发前,乌克兰常常成为一个在欧洲版图中被遗忘的存在。在横跨欧亚的俄罗斯之外,她是欧洲最大的国家。被视作乌克兰前身的基辅罗斯,曾经可以自比黑海北边的拜占庭帝国,而鄙视亨利一世的巴黎。常见的,对乌克兰“二毛”的戏称,折射出这样一种民间认知:乌克兰只不过是大俄罗斯的一部分而已。这不仅是出于遥远的、文化不同的东方国家不谙历史的网民的无知,也同样折射出许多泛斯拉夫主义或者大俄罗斯主义者的民族认知:乌克兰人应该是小罗斯人,他们是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这种认知的错位,奇妙地显现乌克兰历史中最尴尬的成分:关于民族认同、身份构建和历史变迁的印记和随之而来的分歧、战争、苦难与困境,从来没有随着乌克兰的独立而烟消云散。

美国历史学者浦洛基的新著《欧洲之门》,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从而决定从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还原乌克兰的历史。否则,任何一个看到如今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人,都难以理解这个国家的认同、版图和政治如何以今日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上。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销量最大却难以称得上最具学术色彩的著作《文明冲突》中,就简单地将乌克兰视为一个文明分界线,西方拉丁欧洲天主教和东正教俄罗斯文明的分界线。亨廷顿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乌克兰内部存在这样一种断裂,恐怕也很难想象,被认为是文明断裂带的乌克兰人在百年以前被分割在两个不同帝国的时候就互相庇护,其民族主义也相互渗透、彼此影响。2014年乌克兰的冲突被亨廷顿的追随者视为其预言的实现,只要文明冲突论者忽视掉1991年压倒性多数的乌克兰和在乌俄罗斯人支持独立,2010年仅有1/3乌克兰人支持加入欧盟,2019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却和俄罗斯成为仇敌这样不断流动的认同及其折射出的复杂事实。

浦洛基将这本有关乌克兰历史的著作称为《欧洲之门》,强调这并非是仅仅出于宣传上的噱头,而是因为历史上乌克兰就常常被视为欧洲的东部大门。但浦洛基采用这个题目却并非流入欧洲中心主义的俗套,恰恰相反,门正意味着双向的通行。

和一般的历史想像不同,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的“黑暗时代”,也许东地中海才是某种意义上的“世界中心”。拜占庭帝国的东方文明和政权同样璀璨、强大,这使得如今的乌克兰地区反而更像是与中心地带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刻板印象都可以借由对这些早期历史的考证所打破:斯拉夫人早期的民主制传统,拜占庭帝国对北方的羁縻,以宗教为先锋的同化策略。西欧所发生的事情同样在这片土地上发生,关键商路上崛起的族群成了新的文明的发源地,他们没有那么高的希腊/罗马化程度,却作为帝国功能的一部分而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这个体系中。

从此之后,宗教和文化认同给这片土地和整个欧洲之间施加了另一条纽带。雅罗斯拉夫把基辅变成一个黑海北方的君士坦丁堡时,神圣罗马帝国还没能得到罗马主教的认可。这位君主的女儿认为,巴黎不仅比不上君士坦丁堡,甚至无法和基辅相提并论。雅罗斯拉夫之后,所谓“基辅罗斯”的王位传承,充满了拜占庭式的阴谋和宫廷冲突。很容易在西欧历史中找到类似轨迹,而基辅罗斯的财富和显赫,使得我们必须拒绝将其视为一个边缘地区。

国家和民族的构建,是西欧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却同样在欧洲的大门中被投射。西欧有法兰克帝国崩溃的废墟,东欧则面临着蒙古人西征对曾经所有政治结构的全面摧毁。重建国家成为了一个要点,传统的普世帝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走向崩溃。近代的身份认同,和相继而来的问题,也发端于此时期。东欧,正是在两种冲击下重建国家的努力的交汇点。

托马斯·艾特曼在他研究早期国家构建的名著《利维坦的诞生》中,将波兰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蒙古人的西征,对乌克兰西部造成的摧残,也远比其在乌克兰北部的大罗斯地区造成的摧残更小。一系列历史因素又一次汇聚在这片土地上。如果说蒙古西征给西欧带来了新的技术,冲击了西欧原有的社会结构,那么东欧则不啻面临着一次剧变。但与此同时,基辅罗斯的崩溃,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法兰克帝国的废墟,现在曾经的王公们要在废墟中重建国家。加利西亚-利沃尼亚王公丹尼洛,甚至通过和罗马教廷结盟而将自己卷入到了东西方教会的冲突中。这些压力撕扯着这片土地,讽刺性地将乌克兰带入新的历史阶段。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里,乌克兰并不是进行国家构建的主体,而是进行国家构建的种种努力的受力者。在作为一种策略的结盟罗马天主教所制造的对立下,以及更直接的,在最能改变中世纪晚期欧洲历史的动力:家族的绝嗣影响下,乌克先是被波兰,后是被俄罗斯所掌握。这两个国家都用尽办法,试图将这片土地整合进自己的统治中。此时,不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而是宗教矛盾、地缘政治、不同显贵利益集团的分歧以及各国国内的政策,导致了这种整合的路径和困难。波兰首先需要面对和立陶宛人贵族之间的妥协,其次是国内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关系问题,之后又是和俄罗斯之间的领土纠纷。而波兰国内政治的模式,显然影响了波兰控制下的乌克兰地区所出现的豪门和显贵的治理方式。

当俄罗斯人来到这片土地之后,情况是类似的:并不是近代民族主义叙事中会出现的、基辅罗斯的北方分支来光复基辅罗斯曾经的土地,而是出于和波兰人以及随后的土耳其人的对抗而采取的种种政治性策略;是封建的或部落领主之间的关系和契约以及相关的治理技术,而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争端,或者同民族之间的合并。

在这里,建立理性专制帝国的努力和愿望塑造了这段历史,奠定了俄罗斯帝国在其后一百年的体制,也为乌克兰带来了更普遍的农奴制。如果将历史剥离为片段,我们很难看到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王、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所做的行政改革有什么区别。欧洲的普遍景色,又一次透过大门在这里被折射。

但这扇大门中所折射的,属于乌克兰也属于全欧洲的最重大也最有趣的问题,无疑是浦洛基关注的另一条主线:族群问题。浦洛基不会以民族主义为视角编纂历史,但也不会忽视这个乌克兰土地上最重要的话题。流动的人口和复杂的历史制造了空前多样化的人口,犹太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这片土地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他们享有超过四种宗教的认同,对俄罗斯和对乌克兰自身有不少于三种观点。如果考虑到哈布斯堡帝国的乌克兰人,这个观点数还得乘以二。民族认同是如何被形成和发明的,浦洛基只给出了线索,却没有给出一个详尽的解答。

我们能够了解的,只有一个个时间上接连发生的事件,给他们归因不如发现其中有趣的线索,尤其是那些能够和其他区域和案例进行比较的线索。宗教和历史事件在乌克兰民族认同中的地位,诚然有趣;赫梅尔尼茨基、丹尼洛还有更早的基辅罗斯,它们的意义和地位反复发生变化;教会在民族认同中起到的影响,几乎和语言认同、识字率的提高产生同样的作用;怀柔和压制都没有根除乌克兰的民族认同,“以夷制夷”式的策略因为俄罗斯和哈布斯堡两个帝国内部的政策变动而无法延续。来自其他区域的意识形态和本土的民族主义文化资源互相影响,庞大帝国内的任何政治决策都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民族主义可能和基于文化和语言的自尊心,可能和自由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可能因为经济结构的变迁而和社会主义与立宪民主主义,可能因为一次偶然事故而和环保主义,可能因为国际会议而和人权诉求结合起来。民族主义也并非永远高歌猛进,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会封闭他们的空间,如果没有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几乎成功地利用语言和宗教渠道将乌克兰农民洗脑,哈布斯堡王朝长期以来将乌克兰人用作对付波兰人的盟友,民族主义者自身关注不同的议题和策略。是机遇、巧合再加上民族主义运动成果,才带来了今天独立的乌克兰——如果将乌克兰历史变成简单的民族主义崛起并带来民族独立的历史,那便不是能带来启示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歌颂国族的史诗。

浦洛基开启的大门不仅仅是空间上的,更在时间上将历史和现实串联在一起。历史永远无法被忘记,她的印记深深刻在每一个国家。乌克兰多彩的历史也制造着现实的撕裂,这种撕裂因为对历史的简单解读而扩大。马泽帕时期,哥萨克人就摇摆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独立的乌克兰建构,很长时间内依赖于外部力量的博弈,这就给乌克兰民族主义染上了不同的色彩。从一战结束后不同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布尔什维克复杂的关系,到二战时部分民族主义者无奈之下和纳粹合作的污点。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认同,到他们多少因为对苏联的失望而选择独立。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乌克兰,其矛盾却在乌克兰得到最鲜明的体现。在两千四百年后,世界的边缘变成了后冷战时期世界的中心。对乌克兰人而言,浦洛基的著作也许能帮助他们更好的认识自己的认同和历史。而对我们来说,从浦洛基为我们打开的这扇门中,看到的不仅是五彩斑斓的大门,还有门后那个多彩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