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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敏志/文

1924年3月，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准备从中国邀请一位学者，为几个月后在大连总部召开的社员“夏季大学”上做一场演讲。当时满铁总部有两千多名日籍员工，不少人出自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知名学府，听众整体水平高，管理层丝毫不敢怠慢。征求意见阶段有人提名周作人，桥川时雄则认为胡适更合适，最后由总裁亲自拍板请胡博士。人选初步确定后，《满洲日日新闻》率先在报上披露此事，随即引发保守派人士的激烈反对。

当满铁总裁亲自打电报，将这个计划通知日本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芳泽谦吉，并咨询后者的意见时，深谙中国国情的芳泽也大吃一惊：“胡适可是共产党呀！不过呢，如果现在反悔的话，反而会引来麻烦。既然如此，姑且把他当做桃红色人物对待，警备工作千万不能松懈。”话虽如此，他还是把提出这个馊主意的桥川斥责了一番。

几个月后，胡适在满铁高层领导的陪同下抵达大连，随即引发街市骚动。人们争相观看，并奔走相告：“赤党来了！赤党来了！”（赤い奴が来る）便衣警察不得不将胡博士团团围住保护，停车场一度为之堵塞。然而据桥川的观察，胡适本人当天倒是很镇定，脸上一直挂着微笑。艰难抵达满铁总部后，胡适向社员们讲述了自己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经历，以及他所提倡的文学革命论，由工作人员翻译为日文，获得空前成功。

胡适访问伪满总部的这段轶事，收录在今村与志雄编《桥川时雄的诗文与追忆》中，2006年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不过鲜有中国学者注意此书。桥川生前最重要事迹是主持编纂目录学著作《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另著有《满洲文学兴废考》《杜甫：诗与生涯》等，其杂文、回忆、相关档案则散落各处。此次集结成编，我们才得以窥见他如何在中日战争和对抗的艰难时局里，向前推动“中日文化提携”事业。

1894年桥川时雄出生在福井县的一个汉学世家，从福井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当地小学任教。明治初年日本仿照西方进行学制改革，教育资源向少数几所帝国大学集中，但地方学校还是偶尔会冒出人才，如毕业于秋田师范学校的内藤湖南。但如果一直留在地方上，即使金子也会慢慢被埋没。或许是意识到了这点，24岁那年桥川决心辞去工作，离开故土，前往遥远的中国大陆。1918年4月，他从神户坐船抵达大连——日本在大陆的模范殖民地，并通过父亲朋友金子雪斋的介绍，翌月得以入职北京《顺天时报》。

出生于明治年间的日本知识分子，大多能读写汉文，但无法听说。所以桥川在报社当记者的同时，一边在“日本华语同学会”上补习口语，一边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他后来回忆，当时北大老师们有上课前分发讲义的习惯，所以大部分课程他都能听懂。但要是遇到四川人吴虞，或广东人黄节那样的老师，就会非常吃力。不止桥川这样外国人，当时北京地区高校几乎被江、浙、皖籍人士垄断，离开课堂讲义，很多北方学生也很难理解老师讲了什么。章太炎演讲时，甚至要配一名翻译。在现代化之前，中国各省的语言隔绝是超出今人想象的。

当时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是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桥川回忆胡适在课堂上“总是能让学生发笑，说话语调极为流畅，但正因为太流畅了，我反而听不懂。而且还不发讲义。”民国初年在北京的日本人不多，来北大旁听的更是少之又少，通过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有贺长雄的介绍，这位日本年轻人还认识了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等人。

新文化运动从酝酿到席卷全国期间，桥川一直冷静地从旁加以观察。在听《新青年》撰稿人李大钊的课时，桥川觉得他“像乡下的村长，因为是河北人，所以说的汉语基本能听懂，但似乎一直在说教。”李大钊讲课时经常说些“青年们啊，你们要好好读书”之类的话，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旨趣大相径庭，桥川无法理解学生们为何为之狂热。当时鲁迅也在北大兼中国小说史课，桥川对他的唯一映像，是兜里放着一本岩波书店新出的夏目漱石小说《草枕》。

任职近十年后，1927年桥川从《顺天时报》辞职，转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三年前该委员会宣告成立，仿照美国使用庚子赔款的办法，用从《辛丑条约》得到的赔款在北京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旨在一南一北相互呼应，推动中国相关研究，同时促进中日关系。1925年，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任命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等七位日本委员，江庸、王树枏、柯劭忞等十一位中国委员。从人员构成上不难发现，委员会希望在中日两国方面寻找平衡。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还曾派内藤湖南的学生松浦嘉三郎招募王国维，但王以要专心于清华大学工作的理由婉拒。王静庵可谓审时度势之人，因为不久后《顺天时报》发表《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之进行》，宣传东方文化事业，却招来中国方面的强烈反感。很多中国学者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中日文化提携”，而是日本单方面的文化侵略。在中日关系渐趋于恶化的大背景下，产生这样的观点是难以避免的。从起步之初，东方文化事业就免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桥川时雄虽因翻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小有名气，但学历等各方面并不特别出色，他得以进入总委员会，很可能是因为汉语流利，且与中国学者关系良好，适合在两国间相互协调。1927年底北京人文研正式开始办公，由《新元史》作者柯劭忞任总裁，服部宇之吉、王树枏任副总裁，开始修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此书模仿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范围扩展到宗教、戏曲等四库馆臣不屑一顾的范围。以此为北京人文研的核心工作，除了版本目录学本身的重要性外，也可能是因为版本学与政治无涉，适合两国学者分工合作。

编纂事业刚起步，就遭受重大打击。1928年5月国民革命北伐部队进入山东境内时，与日本驻军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军民死伤几千人，史称“济南惨案”。事件发生后，愤怒中国民众将矛头对准北京人文研的中国委员，《时事新报》等中国媒体怒斥他们“损害国家形象”，是“老朽昏庸无廉耻之徒”“日本人的傀儡”。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大部分委员随即辞职。

风潮过后，为了让《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工程继续，桥川私下与柯劭忞、江瀚、胡与缙等几位委员达成协议，以后他们不用担任北京人文研的研究员，但可以继续执笔提要，根据工作量获取相应“谢礼”。这种折衷方式得到了大部分中国学者的同意。很难定义此行为是否是“通敌”，因为当时中日两国尚没有正式兵戎相见。而且从柯劭忞等人的立场来看，他们凭劳动取得报酬，只与桥川时雄这位精通中国文化的日本人有单线往来，与日本政府没有直接联系。

1930年，桥川离开北京东城的日本人聚居区，携妻儿移居甘雨胡同，这一带靠近沙滩，住着很多中国的文人学者，附近风物也更接近他所热爱的陶诗意境。有时“立于胡同的朝霭里，看到从西郊背粮食走了一整夜的骆驼四五匹经过，随即驼铃声又消失于霭中。这样的景象，即使在梦中也没有见过。”但这种安定生活没有持续多久，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接下来华北事变、七七事变迭至，为了躲避战火，桥川家也不得不在大连、天津等地东躲西藏。

勉力维持北京人文研工作的同时，书生意气的桥川对日本军方也痛下批判，他曾对来访的东洋史学家江上波夫透露：“日本占领军虽然平时被称为皇军，看上去威风八面，但却时常滥用权力，虐待中国良民。军人职业化后更趋于腐败，且有只知谋私利者。有位日本军官向上级指出这些问题，建议严肃军纪，但军方担心真相暴露，竟然不经军法审判就将其关押，并故意不给食物，将其活活饿死，最后仅以因病死亡处理。”听到这番话的江上非常吃惊，才意识到日本国内的战争报道多是宣传与粉饰。

1940年以后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外务省逐渐减少对东方文化事业的经费支持，再加上汇率大幅波动，北京人文研的资金日趋紧张。北平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甚至一度需要出售馆藏图书以充经费。在这种极端困难情况下，桥川继续协调近一百名中日学者继续编纂，撰稿人中甚至有余嘉锡这样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足见他们认同桥川所做的是一项超越国界的文化事业。就这样在中日战争结束前，《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已完成了预定工作量的五分之四。

翌年4月，结束了所有工作的桥川从塘沽启程回国。临行前沈兼士赠诗云：“两京博士老犹健，巍然儒宗世争羡。远来浮海振斯文，况值中原正酣战……东儒不远万里游，长安殷轸集群彦。晁衡归帆贱春日，太白摩诘同泪眷。”回到东京后，桥川将中国政府接收北京人文研的详细经过撰写成《报告书》，向外务大臣吉田茂提交，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吉田此时已升任首相，忙于收拾战后日本国内的残局，曾经备受瞩目的“东方文化事业”，早已没有人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