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高林/文

我们对铁幕并不陌生——尤其是作为其文化象征的柏林墙，就像丘吉尔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随着东西方阵营的分离，“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一道纵贯欧洲的铁幕已经徐徐落下”，原本血脉相连的人们被这道铁幕所分割。

这样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却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熟悉的其实只是这道铁幕的一小部分，甚至是其中最温暖最具人性的部分。但事实上，铁幕的其他部分不是柏林墙。正像作者在本书中强调的一样，出现在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这段铁幕，是浮现的而不是降临的。

在这段铁幕的两端，没有亲人互相伸出的双手，没有期盼的呼喊；有的只是失落家园的被驱逐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徘徊在铁幕的边缘，登上一座座高山和“眺望塔”，用日渐昏花的双眼透过望远镜去眺望故土。而在铁幕另一端回应他们的，只有日渐衰颓残破的故乡和死一般的沉默。在这一切背后浮现出来的，是一个正在渐渐被人遗忘的名字“苏台德”。

苏台德问题的历史根源

作为欧洲核心地带的中欧，在历史上长期是一片蛮荒之地，不同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它们之间没什么区别、也没有明确的边界。书中被一再提及的覆盖捷克西部的波希米亚森林，是遍布德意志的黑森林向东伸展的余脉。森林和森林都是一样的，就像那些被苏台德德意志人攀登和眺望的山峰，和遍布高地德意志的山峰并没什么两样。

森林曾经是德意志的象征，也是德意志人的屏障，古代德意志人在这些茂密的森林中开垦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在林间放猪。他们在森林中繁衍生息，沿着森林向更遥远的东方探索和迁徙，在那里，他们和捷克人、波兰人相遇。作为东方土地统治者的捷克人和波兰，并不反感这些向东迁徙而来的德意志人，并允许这些德意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定居和开垦，此时向东迁徙的德意志人是这些尚处在萌芽阶段的捷克人和波兰人的臣民。但东拓的德意志人把新的土地通过文化和贸易与德意志联结在一起，德意志人的皇帝也就与这些新兴的东方国家建立了关系，甚至通过册封捷克人的波希米亚公爵为波希米亚国王，让捷克人成了皇帝的藩属。

皇帝被波希米亚国王和波兰国王承认为宗主的结果，又进一步鼓励了德意志人东进。在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德意志人都在持之以恒地向东方迁徙，这一过程被称为“德意志人的东进运动”。这种一直拓展到波罗的海东南岸和多瑙河下游的东进运动，在绝大部分时间和场合下都是和平的，但主导权却不断变化，德意志人最初到来的时候，他们是波希米亚和波兰君主的臣民。当波希米亚和波兰成为皇帝封臣的时候，皇帝和帝国主导了进一步的拓展。

德意志人背靠皇帝的威望在波希米亚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波希米亚王国则依靠包括德意志移民在内的全体臣民的力量，利用德意志皇权的涣散在德意志扩大自己的影响。波希米亚国王最初通过获得西里西亚边疆区，成为正式的帝国诸侯。随着德意志帝国皇权的日趋衰落，波希米亚国王已经成为德意志东部不可忽视的强大诸侯，甚至成为七大选帝侯之一。但当波希米亚王国的威望如日中天时，遇到了王室绝嗣问题，当时的皇帝亨利七世的儿子——绰号“瞎子”的德意志人约翰一世，便登上了波希米亚王位。

于是通过这一连串复杂的渗透和相互影响，波希米亚深深嵌入了德意志的历史，也让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站稳了脚跟。但无论如何，中世纪的中欧和东欧都是一片太过广阔的天地，无论对德意志人还是捷克人，无论是德意志君主、还是捷克贵族，都不在意自己土地上的臣民到底讲什么语言，自己的邻居到底讲什么语言，他们之间甚至不需要、也没办法划定一条明确的边界。

这种边界开放的局面，在中世纪促进了德意志的强盛和发展，在近代却成了德意志众多灾难的根源。德意志东部这种德意志人、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还有其他斯拉夫民族混居的局面，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让整个中欧陷于混乱和仇恨。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欧和东欧的每一个民族都试图通过历史、文学、绘画和音乐强调自己和邻居不一样，自己对所居住的土地拥有无可置疑的统治权。

匈牙利的马扎尔人，把自己塑造成来自中亚草原的民族。

捷克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每一个民族都在寻找自己的祖先。而他们寻找的祖先其实都是一个类型的英雄，那就是高大孔武、勇猛善战，曾经有力地打败或征服了其他民族。一个这样的英雄被艺术家凭想象用铜塑造好，树立在布达佩斯，台座上的铭牌说他就是领导马扎尔人定居下来、而且皈依基督教的伟大国王圣斯蒂芬。而几乎一模一样的头戴王冠、手持利剑的塑像如果被树立在布拉格，基座上只要写一个捷克英雄的名字，也毫无违和感。

当这些想要赶走自己的邻居、独霸整片土地的人们，去回望既往的历史时，共同生活的历史在他们眼中就变成了争夺主导权的历史。捷克的主导权刚好又像一个钟摆，在德意志人与捷克人之间摇摆不定。德意志人刚刚到来时，钟摆无疑在捷克人一边；可当皇帝成为波希米亚国王的领主时，钟摆又摇向德意志人一边；波希米亚国王的势力崛起时，钟摆倒回捷克人一方；但瞎子约翰登上王位，又让主导权无可避免地落到德意志人手中。此后，虽然经历了胡思战争和三十年战争的反复，但一直到1918年奥匈帝国灭亡，德意志人似乎总是骑在捷克人头上，即使哈布斯堡王朝竭力谋求向捷克人妥协，他们也最多让捷克人获得了与德意志人相似的权利，而这种让步又激起了捷克德意志人的愤怒。

于是到十九世纪末，捷克成了德意志人和捷克人的战场，捷克苏台德山区的德意志人成了捷克德意志人的象征旗帜。在帝国的最后时光，捷克人和苏台德人的斗争还被控制在秩序和法律的底线之内。一旦1918年奥匈帝国灭亡，自诩为民族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取而代之，这个新兴国家在1919年就对苏台德人动用了步枪、刺刀。

苏台德问题是纳粹德国走向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苏台德人走向命中注定的灾难的转折点。1938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对张伯伦说，他的目标就是拯救捷克的三百多万苏台德德意志人，张伯伦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纳粹德国的灭亡宣告结束，1938年曾在慕尼黑被迫向希特勒妥协的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决心从根本上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问题，他的选择就是《贝奈斯法》——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把国内第二大民族德意志人，全部没收财产、驱逐出境。两百多万德意志人被赶出捷克来到德国后，捷克真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也正是在他们离去的背影里，铁幕无声地降下。横亘在这些被驱逐者和故乡之间的，就是这条被遗忘的“冷战的静谧边界”。

冷战的另一幅面孔

捷克和德国之间的这条边界，北到瓦尔德萨森、南到帕绍。在很多时候，这条边界看起来和东西德国之间、东西柏林之间的分界线没什么两样。同样的铁丝网和观察哨，同样的反坦克障碍物和雷达站，甚至铁幕东段的渐渐荒凉和西侧的经济崛起都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说有，那就是这条边界本身的喧闹是单向的。在柏林墙和东西德之间，向往和期待、亲情和文化认同是双向的；但在这条分割了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上，这种向往要么干脆不存在，要么就是单向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向往东方，但他们向往的只是铁幕东侧的故土，他们并不向往铁幕对面的捷克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德意志民族的牺牲品，热衷于一切受难的标志和印记，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受难的体现。

今天，即使铁幕在大部分的欧洲已经被人遗忘，但苏台德德意志人并不能回故乡定居，对他们来说冷战还在继续。那些被引入本书的照片、绘画和文字，展现了那些被遗忘的流亡者的心灵。在这条边界上，铁幕战胜了他们，等待着他们的，只能是忘记自己的过往，也最终被别人遗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了不起的，因为它虽然试图在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之间保持客观，但事实上它保留了那些注定被遗忘的人的声音。当一切都被历史的洪流吞没的时候，当几代人的命运被看作是必要的代价时，当他们最终即使透过望远镜也已经看不清自己梦魂萦绕的家的时候，他们至少留下了自己的声音。那样的声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打动人心，在本书的第四章就有这样一首诗:

“父亲的房间、家园般的山谷，

曾是我的世界，在遥远的异乡，

我永远不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