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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城市:街道上的边缘人

重木2019-05-26 23:21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重木/文

西方近代社会发展中一个典型特点,便是大型城市的出现。并且,这些伴随着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诞生的都市,与传统帝制下的都市之间存在着鲜明差异。

城市的崛起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人际关系甚至传统道德和习惯的变迁。就如芝加哥社会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在《城市》中所指出的:城市绝不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

无论东、西方,近代城市的崛起和发展过程中,与传统农村熟人社会所不同的,是所谓“陌生人社会”的诞生。正是因为来往于城市空间与生活其中的人们彼此陌生,导致安全和秩序成为被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伴随着城市空间本身所形成的或显或隐的区隔,诸多难以被社会正式秩序所控制的个人与群体,便成为被关注和怀疑的重点。在这些大都建基于主流与边缘、正常与污名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恐慌下,形成了一个邓奈尔所指出的恶性循环。

谁的城市?谁的街道?

在芝加哥社会学派对于城市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群体的研究中,学者们渐渐意识到,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建构性以及它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群所具有的影响与塑造能力。伴随着芝加哥社会学派对城市的研究而渐渐风靡的,是诞生于德国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中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关注:一种理性的秩序且能够如机器般运作的城市设计,成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典型的模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著名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用马克思主义理解现代城市时,他发现:这些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城市,同样存在着后者所具有的压迫性与局限。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城市空间并非某种“自然”之物,而是在各种社会文化与权力的角逐、碰撞和融合中所形塑而成,因此它存在着诸多层级的空间,而由此形成了其后布尔迪厄所谓的“区隔”。因此,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抽象空间,反映的是资本与国家之权力。

在《人行道王国》中,邓奈尔十分关注为什么某个空间、某条街道能够成为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以及为什么他们能够渐渐在其中建构出一系列非正式经济与社会体系。伴随着哈基姆、马尔文等人在街道上与周边居民、行人与警察等群体的交往和互动,进一步地体现出了对城市空间利用和争夺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各种主流/边缘模式。并且,正是通过对这一意识形态的运用,造成主流秩序的进一步巩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露宿或工作在街道上的摊贩和无家可归者,从一开始就很难真正地对已经被主流所分配与设计的空间进行彻底的改造,或是对其中的等级秩序进行彻底的破坏。

在邓奈尔的研究中,街头工作和露宿的大都是非裔,且其中又以男性居多。在这些群体身上,烙印着主流对其进行区隔和规训时留下的深刻印记。而这些印记在很大程度上又与空间层级的形成,具有相同的逻辑和意识形态,因此而彻底地把生活、工作其中的边缘者所束缚、控制。

当邓奈尔研究这些频繁进出监狱的街头摊贩和流浪者时,他发现,国家的惩罚和规训制度,最终反映出的正是福柯曾经所指出的——政府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能够通过惩罚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反而往往使其生活变得更恶劣、艰难。于是,恶性循环再次出现。

邓奈尔的研究也反复地告诉读者与执政者,事情原本可以有另一种解决方法,从而走出这一死胡同。重要的第一步,便是对这些“他者”的了解,以及关于他们在街头所建构出的非正式社会体系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与影响。而想要做到这些,首先便需要解决污名和各种刻板印象的陷阱。

被污名与被伤害者

社会学家贝克尔和勒默特曾提出“社会标签论”,认为每个人都会存在“初级越轨”,但只有被贴上“标签”的初级越轨者才有可能走上“越轨生涯”;一个人被贴上“标签”,是与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他及其行为的定义过程或标定过程密切相关的。“人行道王国”中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便始终处在其“越轨生涯”之中,而这一预设也正来源于主流社会环境对其的定义。一旦被标签或成为污名者,想要重新回归“正常人”生活,往往充满困难。

在《人行道王国》中,存在着一系列十分典型的污名和刻板印象,而其也大都建基于阶级、种族与性别之上。并且这些因素既彼此独立运作,大多时候又能够彼此交错运行,从而使得被笼罩其下的群体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状况。

邓奈尔研究的街头谋生的黑人纠缠女性行人(尤其是白人)现象,背后便存在这一逻辑。而由于这一现象同时还涉及性别因素,因此我们在此看到了十分不同的一幕:在其他诸方面都遭到主流社会边缘化的街头谋生的黑人男性,在搭讪与纠缠女性行人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主流”的位置,而这一点与男权社会体制有着直接的联系。无论他们是黑人、穷人还是露宿街头,其男性身份依旧不会改变,从而使其几乎是天然地能够从男权体制中获得相应的性别红利——虽然十分有限。就如作者所指出的,“他可以利用男性在公共场合享受的特权,来影响街头发生的事情”,而被影响的对象则主要是女性。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看到影响城市空间的另一个主要元素,即性别。

对于女性而言,城市空间带有强势男权意识形态,因此往往是有威胁甚至不安全的。当街头摊贩基思在搭讪行人时,所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话语,“只有对女性,基思才会使用赞美,或者说一些会被她们认为是亲密或者调情的话;在与男性的互动中,他的要求要简单得多”。造成这一不同的,便是公共空间中两性性别权力的差异。

也似乎唯有在这一范畴下,街头谋生的诸多黑人男性似乎获得了一些主动权。邓奈尔由此发现,这里便产生了典型的恶性循环:“对女性来说,男性的行为和由此导致的困境,进一步加强了她们对这些男性和与他们外貌很像的人的看法,认为他们是危险的,而这种焦虑被转嫁到无辜的乞讨者、图书摊贩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转嫁到一般的黑人,刻板印象因而产生”。因此,边缘者与遭到污名的街头谋生者与在传统性别秩序中边缘的女性群体之间,形成了更为微妙和复杂的权力结构。“街上的眼睛”能够带来人们行为的规范和安全这一观点,女性与街头谋生的男性商贩、乞讨者这组对象中便产在问题。就如邓奈尔所发现的,“对女性而言,男性的‘街上的眼睛’并不能带来身处陌生人中的安全感,而是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并且,当“街上的眼睛”所注视的,是那些已经遭到边缘或污名的个人与群体时,往往会造成巨大的压迫力。

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便是陌生人城市所具有的阴暗面,以及“破窗理论”等够产生且得到众多支持的原因。“威尔逊和凯林以及那些主张强化警察控制的人认为,可见的无序和恶名,通过创造一系列‘没有人在乎’的文化意义和期待,难以预料地创造了犯罪的后果”。这一理论预设背后所潜藏的,便是对于陌生人的焦虑和恐惧。而伴随着污名者在城市空间中所能获得的资源和权利的被限制与剥夺,其在主流权力剥削下所形成的边缘性却又再次印证了其污名,进一步恶化生存环境。

理想的城市

邓奈尔在《人行道王国》中进一步地指出,那些在传统中被看作引起无序、混乱、恶行与犯罪的街头图书摊贩、露宿者和乞讨者之间存在着十分重要的非正式社会结构,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公众形象,他们为彼此和陌生人建立了一系列的行为期望,表明‘有人在乎’,并且他们应该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正是在这一或隐或现的结构中,被当作“破窗”的第六大道上的人,其实并非如主流群体所想象的那般是造成社会危机和城市不安全的主要因素。

但破除这一污名本身却困难重重,既因为涉及社会以及城市中的阶级与种族不平等,也还涉及既得利益;而各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也导致主流群体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聆听边缘者声音的意愿,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一座理想的、安全且充满活力的城市,并不应该是一座“死城”。邓奈尔发现,“非正式经济和社会生活非常有价值,同时也不必然在审美上令人不悦”。因此,“一个社会正确的应付方法,不应是将自己创造出来的被遗弃者驱逐出公共空间,一个存在极度贫困问题的城市若要创造福祉,其重点就是能让边缘人有自主经营的机会”,并且能够突破中心与边缘的僵局,形成新的与创造性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