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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的出俄国记

柳展雄2019-06-06 15:59

(图片来源:全景网)

乌克兰独立三十年以来充满了挫败,贪腐横流、丢失克里米亚、私有化改革半途而废。大概是上帝怜悯这片土地的人民,所以派来一个喜剧明星当总统,调剂下苦涩沉重的生活。

2019年4月21日第二轮选举,演员泽连斯基获得压倒性的73.7%超高得票率,当选为新总统。任何一个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能看出,选民并不是特别拥戴泽连斯基,只是特别痛恨前任波罗申科的金权政治。

1990年代剧变后,苏东阵营的国家分为两类:一部分转型成功,走上了康庄大道;另一部分改革停滞,畸化出寡头富豪垄断,民主呈现出魏玛式共和乱象。新威权主义的俄罗斯虽然没达到前者的繁荣景象,但至少免除后者的动荡不安。普京给末代君王尼古拉封圣,给白卫军将领翻案,既承认二月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又不全盘否定苏联,恢复斯大林时期的国歌,尽可能弥合各派别的思潮分歧。

克里姆林宫升起了象征旧帝国的双头鹰旗,当局融会贯通东正教保守主义、西化市场经济、苏式治国,构建出俄版“通三统”。期待民族复兴,成为全社会最大程度的共识。

乌克兰缺乏跨阶层的共识,东归和西进两种离心力撕裂了这个新生的国家,亲俄派在普京的恩威并施下,主张回归泛斯拉夫大家庭;西化派试图加入欧盟、北约,不惜得罪东边强邻,做好了经济受苦的准备。如果贪图法老的肉锅,那么古以色列人就不会走出埃及,《欧洲之门》讲述的正是乌克兰人的出俄国记。

俄乌是否一家亲

亲俄派真诚地相信,对俄友好不只跟利益相关,也有情感上的羁绊。二战胜利国划分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会议发生在乌克兰,沙皇讨伐异教徒土耳其人的主要战事发生在乌克兰,帝制时代的屠犹暴行多数发生在乌克兰,这也是纳粹兴起之前,欧洲最大的反犹主义策源地,乌克兰的光荣和耻辱都被世人归到俄罗斯的名下。

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来自乌克兰。在抗德卫国战争中,每五个苏联士兵就有一个是乌克兰人。同样的,1848年、1905年、1918年历次革命中,为王前驱,用皮鞭抽打起义民众的哥萨克军人,大多来自乌克兰。

俄罗斯/苏联与乌克兰的紧密联系还体现在精神世界:小说家果戈里是乌克兰人、画家列宾是乌克兰人、《骑兵军》作者巴别尔是乌克兰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是乌克兰人。

俄罗斯民族探寻宗教根源绕过了莫斯科大公国,直接追溯到公元988年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沙俄一位东正教教士打了个比喻: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组成神圣的三位一体,如同基督的圣父圣子圣灵,密不可分。无神论的苏联官方为了笼络人心,举办罗斯受洗一千年纪念日,重新开放教堂建筑。

1654年乌克兰民族之父、盖特曼(哥萨克的首领称呼)赫麦尔尼茨基与阿列克谢一世签署协定,投诚效忠。此后罗曼诺夫官方历史学家热情洋溢地宣传,两个民族自古以来是同文同种的兄弟,自基辅罗斯灭亡后,乌克兰人饱受亚洲蒙古人、天主教波兰、奥斯曼穆斯林的蹂躏,最终回归到东正教同胞的祖国。

苏联接受了这种国族构建的叙事模式,只是把核心概念宗教战争抽去,替换成阶级斗争。赫麦尔尼茨基率领民众反抗波兰贵族大地主的压迫,赢得了“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1954年赫鲁晓夫政府隆重纪念乌俄合并三百周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共唱《牢不可破的同盟》,庆贺兄弟民族的友爱。

然而同盟终究是破散了,红旗在克里姆林宫落地。赫麦尔尼茨基签署的协定原件藏在历史档案馆中秘不示人,叶利钦找了出来,复印一份传给了基辅。世人惊讶地发现,协定只是结成松散的联盟关系,并非“俄乌合并”条约。

赫麦尔尼茨基原本打算跟奥斯曼结好,对方未答允,才转而投靠沙皇。他的继任者维戈夫斯基在外交上来了个180度大逆转,重新归顺华沙,对俄军反戈一击。之后历任盖特曼多次背盟、合纵连横,在国际社会的心目中,留下了反复无常的负面印象,但哥萨克人坚持认定,一切不光彩的手段都是服务于本国独立这个高尚的目标。

今天乌克兰学者构建出另一套民族主义叙事模式,宣称乌族有着独特的传统,不隶属于“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一统俄罗斯。乌克兰拥有悠久的朴素民主传统,哥萨克一词的本意就是自由民。

15、16世纪不甘心忍受东欧农奴制的各族庶民,陆续逃到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山区,聚拢成自卫集团。他们修筑堑壕、塔楼,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突厥的哈扎尔部落称呼这群逃奴为“哥萨克”,在当地语言的意思为自由之人。从血统上讲,逃奴与突厥人、鞑靼人杂居通婚,沾染游牧民族的习气,已经不是纯正的斯拉夫人。

最庞大的哥萨克集团盘踞第聂伯河流域,其势之强能足以自立为国,1649年赫麦尔尼茨基成立哥萨克国(Het’manshchyna),即现代乌克兰共和国的前身。尽管后来附属俄国,盖特曼仍保有长达80多年的自治权,直到叶卡捷琳娜时代才被彻底废除。

乌克兰是自由的民族,俄罗斯是专制的国度,罗曼诺夫充满了谋朝篡位的野心家,英明如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大帝者,上台都要通过血腥的政变。哥萨克国没有世袭制君主,也不是一个贵族共和国,盖特曼职位通过选举产生,定期举行全体成员大会,大小事务付诸公论。乌克兰人性格豪爽,对圣彼得堡勾心斗角的宫廷政治万分鄙视。

专制政体塑造了沙俄的国民精神,19世纪中叶,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堂而皇之地提出意识形态纲领:“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体。莫斯科以第三罗马自居,修筑精神堡垒,抵御西方的“文化侵略”。对于东正教内部分裂产生的旧礼仪派,朝廷也没有心慈手软,宗教迫害持续了两百多年。

相反的,哥萨克国持开明态度,在需要宗教这面旗帜的时候,跟沙皇结盟,攻打天主教的波兰、伊斯兰的土耳其;在不需要的时候,又把十字架扔在地上,跟异教徒联手,东征莫斯科。历任盖特曼都是天然的巴麦尊信徒,“国家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乌克兰甚至不是完全的东正教国家,第聂伯河以西的民众信奉东仪天主教,接受罗马教皇的管辖,保留原有的东正教礼仪和部分规矩(例如允许神职人员结婚)。

区分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最重要特征不是宗教,不是血统,而是对自由的渴望。沙俄的农奴逃到乌克兰后,即便干种地老本行,艰苦开荒,也比留在本土的同胞自在得多。他们不用缴纳捐税,不会遭受领主的皮鞭。

类似的现象发生在瑞士,当地日耳曼人数百年里,反抗同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形成了独特的身份认同。肤浅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只看到,今天瑞士的富庶安逸,认为如果国家达不到美国一样既富裕又强大,那么像瑞士一样小富即安,也不失为一桩美事。他们没有看到,瑞士自中世纪来不断抗击王权,执干戈以卫社稷,自由之树必然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之血来灌溉,拿破仑、希特勒称霸欧洲,却不敢侵犯瑞士的武装中立地位。

古希腊城邦、汉萨同盟、威尼斯共和国相继败亡,只有瑞士罕见地幸存下来,哥萨克国衰落的结局并不意外,更何况它面对的敌人是欧洲最严酷的沙皇俄国。

资产阶级不爱资产阶级民主制

沙俄狼吞虎咽侵占领土,短期内硕果累累,长远来看必有后患。一个现代国家,如果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比例明显下滑,那么族群冲突会滋生,如果主体民族占人口比例不到一半,那么政权就岌岌可危了。军队扩张太快,新征服的地区生活着成千上万的少数族裔,1897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俄族仅占全国人口的44%。

哈布斯堡王朝面临相同的危机,不得不改造国体,建立奥匈双元体制,下放权力。罗曼诺夫王朝反其道而行之,巩固君权,发扬乌瓦罗夫的三位一体理论,辅之以大俄罗斯沙文主义(Russianchauvinism)。

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政府推行俄语一体化政策,扼杀少数族裔的语言习俗、传统文化,罗曼诺夫王朝从斯拉夫大家庭一变为各民族的大监狱。另一方面,当局推进经济变革,积极引进外资企业,向国外开放市场,鼓励资本家致富,用金钱换取人民的忠心。

斯大林主义者夸耀,他们的领袖把扶着铁犁的俄国,变成了开着汽车、拖拉机的俄国。其实工业化的进程很早就开始了,一战爆发前,乌克兰的石油产量达到200万吨,铁路修建里程超过1万英里,GDP狂飙突进式增长。

基辅的人口在半个世纪内增长了十倍,它还不是乌克兰最大的城市,敖德萨的人口接近67万,并且是商业金融中心。帝俄财政大臣、温和立宪派领袖维特,年轻时在敖德萨工作,从这里了解到资本主义是怎么运作的。他后来回顾一生说,最愉快的岁月还是在乌克兰,有家人朋友,钱也挣得不少,南方的天气比高纬度的圣彼得堡湿润温暖多了。

工业革命在俄语文学的白银时代留下了痕迹,契科夫的《樱桃园》缅怀了纯朴的田园风情,傲慢粗俗的商业文化冲垮了恬淡的旧时光。这部戏剧进行第一次排练的时候,演员们读剧本不自觉流下感伤的泪水。

托尔斯泰晚年对西方文明失望透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不过是自私自利。斯拉夫派知识分子赞美公社集体主义,从衣衫褴褛的农夫身上看到了博大的俄罗斯灵魂。底层民众坚忍、温良的品格打动了文学家,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俄国一个厨房杂役都要比欧洲绅士来得高贵。

维特(1892—1903年执政)的金融商业自由化路线,既之以斯托雷平(1906~1911年执政)的废除公社政策,使得小农经济土崩瓦解,商业逐利风气滋长,斯拉夫派哀叹民风不再醇厚,抨击西化派学习欧美国家只是邯郸学步。

杰斐逊和斯拉夫派同样对城市化抱有敌视态度,出发点却刚好相反。这位美式自由派指出,自耕农是共和制度的基础,农民拥有哪怕只是一小块土地,就有了保障生存,就有了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谁也别想对他发号施令。杰斐逊的传记作者庞龙进一步阐述道:“无论他的农舍多么简陋,多么年久失修,那都是他的财产。如果没有由国王任命的、以国王名义行事的执法官签名的正式文件,国王本人也休想踏进这门槛半步。”

杰斐逊主义者从农民身上,看到的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个人主义。工业革命导致贫富分化,产生大腹便便的富豪和赤贫的无产阶级,两者均是宪政的不稳定因素。前者会操纵选举,收买议员;后者会滥用选票,民主政治变异为多数人的暴政,上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恐怖。

那种断定“城市化产生中产阶级,进而构成公民社会中坚力量”的政治学定律,颇为可疑,至少不适用于沙俄。新富阶层保皇反犹,痛恨各路革命者,专制的王室至少尊重私人财产权,而民主的巴枯宁、列宁想要消灭资本家。根据秦晖金雁的精彩论述,斯托雷平发起“自上而下”的革命,主动革除落后的土地制度,打造自由主义经济,让西化派民主人士失去了大义名分。

1905年革命结束后,右翼民粹分子成立“俄罗斯人民联盟”,对左翼民粹分子以牙还牙,保卫神圣的沙皇、教会和祖国。斯托雷平路线造就了一批比俄国人还要热爱俄罗斯帝国的乌克兰人,他们是驯服的、没有民主理念的资产阶级,“俄罗斯人民联盟”基辅分部的创始人阿纳托利·萨文科便是一例,他当选上杜马议员后,极力为君主效劳。

官方俄语一体化政策的雷声大雨点小,乌克兰平民固执地拒绝学习俄文,保持本民族特色,1905年出版禁令解除,乌克兰语通俗文学迎来爆炸性增长,大约60万册诗集出版发行。金钱展现出更强大的同化能力,笼络了各族的上层精英。圣彼得堡第三届、也是维持时间最长(1907-1912年)的一届国家杜马,乌克兰选区的41名胜选者中,有36人属于保皇党。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大俄罗主义党派拿下了70%的选票。

反过来说,乌克兰由此立国根基不稳,先天缺乏健康稳重的保守力量,右翼着眼于全俄一盘棋,把乌克兰仅仅当作一枚可利用的棋子。1917年二月革命后,拉达(乌克兰语议会之意,特意与俄罗斯的杜马作区分)由左翼分子掌控,主席西蒙·彼得留拉是克伦斯基的翻版,原本属于中间偏左,然而在更加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衬托下,显得“保守落后”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他贬低为“彼得留拉匪帮”,在保尔和其他红军战士的打击下,反动派敌人灰溜溜地下台。

乌克兰政治格局的特殊性在于,阶级分化跟民族分化很大程度重合。在各大城市里,俄族充当一线劳工,银行家、企业经理层以犹太人居多,乌克兰本地人经营独立农场。

哥萨克国孕育了杰斐逊式自耕农传统,农民有着自主精神。工业化的大潮袭来时,极少数有商业头脑的人顺应潮流,下海经商(集中在制糖业,乌克兰中部地区适宜种植甜菜),摇身一变成为企业主。大多数乌克兰人习惯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耕田生活,如果土地资源不够,他们宁愿前往边疆开荒,也不愿进城给别人打工。

只有俄罗斯人忍受得了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恶劣条件,干着最累的工作。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祖上从欧俄内陆的库尔斯克省迁徙而来,在乌克兰的卡特琳诺斯拉夫省找到一份活,当上工薪阶层。对比下两地的农民生活,19世纪下半叶卡特琳诺斯拉夫省农户平均拥有土地25英亩,库尔斯克省农户平均拥有的土地不超过7英亩,而且土壤贫瘠。因而再脏、再苦的城市贫民窟生活,对于农家子弟仍有巨大的诱惑。

未完成的建国

世上存在两个俄罗斯,一个是举止优雅、启蒙理性、模仿巴黎风尚的欧化俄罗斯;另一个是喝着伏特加、虔信东正教、欧风美雨尚未沐浴过的乡土俄罗斯。

斯拉夫派描绘的玫瑰色公社田园风光,经过了滤镜处理,图像失真。真正的俄国乡村土里土气,生产力低下,农民粗鲁、野蛮,经常酗酒,喝醉了便殴打老婆。普罗大众在温饱线上挣扎,文盲率位居欧洲前列。

不过斯拉夫派有理由憎恶西化派,表面上崇洋媚外的彼得大帝,实际用欧洲的先进技术,缔造东方式专制主义。农奴制在他的治下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强化了。“明君”彼得的文治武功通过高强度压榨民力而实现,新都圣彼得堡洋气时髦,按照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建成,代价是征发滥用数十万民工劳力。

三个世纪里,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直到斯托雷平的改革才获得解放。废除农村公社和鼓励工商业两项政策互为补充,农业剩余劳动力正好由城市接收。虹吸效应把100多万农民从贫困的村庄,引向第聂伯河两岸新兴的矿业、煤炭业城镇,南方无论是温带气候还是工资水平,都远远优于寒碜的老家。俄罗斯族占基辅居民总数的比例超过50%,在钢铁业中心哈尔基夫超过60%,移民反客为主,占据了多数地位。

英国在工业革命中发生过类似的民族迁徙,爱尔兰人到伦敦、曼彻斯特进城务工,处于社会底层,阶级斗争和族群冲突交织在一起。19世纪伦敦发起骚动最多的人员有两种,一为工会领袖,二为爱尔兰帮派头目,比两者更厉害的则是领导工会的爱尔兰帮派头目。有些爱尔兰人甚至远赴印度、澳大利亚组织反殖民运动,不遗余力地给大英帝国拆台。

俄裔劳工在本民族的帝国主义事业上,起到了诡异的促进作用,整个过程略为曲折。他们先是脱离沙皇的统治,建立乌克兰苏维埃,然后与列宁里应外合,以“加盟”的形式回归到俄罗斯祖国。从始至终,彼得留拉坚定不移地捍卫乌克兰的独立地位,既要跟布尔什维克的红军作战,又要和大俄罗斯主义的邓尼金白卫军厮杀。

本土民族主义势力分布在广袤的外省乡村,乌克兰族总人数为1700万,俄族人数为300万,拥有6:1的压倒性优势。虽然俄族在全国范围内是少数派,但在城市里力量稳固,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主力。乌克兰共产党内部,乌族不满24%,而俄族具有相对优势,占党员总数的53%。

仅拥有5.5万成员的乌共,以小博大,占领关键的一两个大城市,囊获兵工厂、银行、港口的关键物资,扼襟控咽以对抗全国之力。战事白热化的1919年,各派系里乌共控制基辅的时间最长,从2月持续到8月,经历短暂的撤退后,年底又重新夺回城市。列宁采取了同样的战略,固守莫斯科、圣彼得堡,对分散的白军各个击破,赢得内战的胜利。

一战爆发之前的二十年内,大约有150万乌克兰自耕农背井离乡,前往西伯利亚、哈萨克草原,买下廉价的荒地,开垦居住。本地居民流出、俄族移民流入,一来一去,永久性地改变了第聂伯河流域的族群结构,人口大置换决定了彼得留拉输掉1922年的独立建国尝试。

乌克兰加盟苏维埃共和国后,境遇比帝俄时期还要恶劣,民族主义和公民意识的萌芽迟迟未能发芽,远远不如波兰、爱沙尼亚等前沙俄属地。到了苏联解体的时刻,乌共保住了政权,改革派仅仅获得不到1/4的席位,在苏东阵营里实属稀有。

今天乌克兰各大政党都不敢实行联邦制,唯恐东部俄语区闹分离。民族冲突再加上私有化转型困顿、贪腐顽疾,困扰着这个国家。往届历次总统大选几乎都要引发骚乱和抗议,今年选举干净利落,败选者坦诚认输,接受民主规则,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

乌克兰至今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族群认同感还在形成当中。经济、宗教、语言文化问题,将考验政治家的审慎与智慧。乌克兰人等待本族的摩西出现,把他们带出埃及,来到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