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蓝筹地产年会】李铁:中国城市的活力还没有完全释放

2019-06-11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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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6月5日举办的2019第16届蓝筹年会上,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表示,目前中国人口的城市化大部分通过将农村行政区域调整到城市区划来实现的,其他方式占比较小,城市的活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以下为李铁演讲内容节选:

谈一谈我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以及怎么样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一、当前经济形势面临挑战

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现在看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很严重,然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到现在也在下滑,虽然在下降,但是和中美贸易战并没有关系,关于未来的信心和预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各大公司的,特别是与国际贸易以及IT相关公司的股票下跌。但是看GDP增长速度,从高点14.2%下滑到现在的6.6%,不是今年一年的事情,而是历年累积的结果。各地方的GDP增长速度也在下降,有18个省比去年同期下降,这个看图可以看到,不讲了。

刚才大家讲的房地产,我们从2016、2017、2018到2019年看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长速度也在直线下降,从-22.4%到现在一直维持负增长,那边看2017年到2018年底整个下滑速度也是非常明显的。

汽车行业也正面临着28年来最严重的下滑,乘用车销量最严重的时候下滑了负20%多,这是很低了,到今年第一季度下滑10.7%,看上去汽车行业的冬天来了。我们要研究做什么样的调整。

我们通过数据看到的不仅仅是投资的下滑,也不仅仅是GDP增长速度的下滑,而是全方位的下滑。再看工业制成品也是如此,家电、冰箱,洗衣机,从过去的增长到现在也出现了下滑,从数据中显示, 2018年3月-6月的家用空调当月销量同比增长速度比2017年有比较大的下滑。

同时地方债务直线上涨。除了少部分省市外,大部分省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公共财政收入比值越过了警戒线,最高的达646%。

还有,去年之前,我们曾经预测中国的旅游发展出现井喷期,2017年是最火的时候,到2018年、2019年旅游业也是处于下滑的状态,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比上年同期的增长速度也是下滑的,国内旅游下滑近三个百分点,2017-2019连续三年春节期间的全国接待游客增长速度连续下滑,下滑了将近一半,这反映出消费状况的不乐观。

然后看就业,从2013年到2018年,就业人数增长速度呈现下降趋势,到2018年仅为-0.07%。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2019年以来实际上还是处于负增长状态。这和目前的中美贸易关系的恶化肯定没有太大的关系。

二、产生问题的部分原因。

第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城市转型面临挑战,粗放发展模式抬高城市发展成本和产业发展成本,而城市的变化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变化。一是土地成本,我们举了几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工业用地平均地价,除了苏州相对平稳之外,深圳、上海、广州等均呈现明显上升,从东中西部来看,综合用地平均地价也是处于上升的状态。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最大的红利就是土地,当然这个红利也在逐渐消失。

第二个劳动力成本。从图上看,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在快速上升。我们再看长三角也是基本上都处于上升状态。

第三个是环境成本。我们知道去年环境治理的风暴席卷了全国,以北京为例,2016、2017年整治了一万多家的“散乱污”企业,河北关停取缔6.8万家“散乱污”企业,山东清理整治8.5万家,天津整治“散乱污”企业2.2万家。这么多企业因为环境治理被清理关停,一方面环境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也会影响经济数字的增长,治理环境付出的代价这是必然的。

第四个体制成本。体制成本确实可以激发市场的活力,比如说土地管理制度,行政区划体制,等级和城镇管理体制。如果体制改革没有进展,会造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改革仍相对滞后。首先,在户改和农民工市民化方面,我们推动这么多年的改革,效果怎么样?实际上最近媒体都报道过,以北京为例,2018年北京外来人口近800万,当然北京由于居住证的限制,申报积分落户才有12.4万人符合条件,最后能办理落户的是6000人,公示名单是这样的。如果按这个数字,要花1300年才可能解决完这800万人口落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户籍人口的城镇化速度也还在增长。但是实际情况如何?以安徽为例,安徽城乡属性调整的落户占了80%。也就是把村直接转为城市化地区就可以了。真正涉及到务工经商和农民工进城落户的并没有多少,城中村改造占了10%,购房占了2.3%,算起来真正的落户,农村直接转为城市化地区的占比非常之高。这项改革从2014年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提出到目前基本没有得到落实。虽然数字有变化,但城市化却没有实质变化。

还有一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看到大的进展,只不过在33个试点中封闭运行“三块地”改革。大家关心的宅基地问题,今年中央12号文件提出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目前对城乡要素的市场流通渠道,仍然是以政府的征地为主,农村闲置的土地资源市场也没有放开。实际上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人口在增加,而农村占地从原来的17万平方公里增加了19万平方公里,城乡两头都在占地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关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土地财政。为什么地方债务频发?就是因为地方对土地财政依赖过高,政府转型没有实现,这是造成地方财政债务越来越大的原因。这个债务和房地产过度开发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三四线、五线城市,政府为了追逐土地财政利益,过度发展房地产,导致房子卖不出去,没有实现预期收益,转而形成了债务。一旦控制房地产的发展,就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

另一方面我们土地成本高,更多的是在大城市,像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土地成本高,包括地级城市的土地成本都比较高。但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都市圈周边还有相当多的小城市没有发挥作用。过多的压力集中在高等级城市,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活力难以释放出来。

三、发展的潜力。

我们还有没有牌可打,特别是现在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期。记得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过,21世纪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市化。美国的高科技已经被中国赶上来了,但是中国的城市化这个大市场对全世界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

首先是中国城镇化人口规模巨大。我们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正是已经进城但却没有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这部分人,2.26亿,这是未来需要实现市民化的城镇人口,只要他们真正实现了市民化,会大大拉动内需。如果我们保证真实的城镇化率能提高到了70%,那我们的城镇人口将接近10亿,意味着还有2亿多的增量,加上2亿多的存量,总共有接近5个亿的城镇化人口,这些人口进城后会消费和投资,住房供求关系都要发生变化,这个大趋势是不可更改的。农民进城之后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会带来其他消费的提高,同时也带来房地产销售的变化。这些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和市民化的人口,所产生的市场效应是任何国家目前都不具备的。

很多人说中国房地产出现了泡沫,我们把城市化发展较快的日本和韩国的进行比较。在城市化高速增长的阶段,经济增长也处于高速阶段,但是一旦城市化率达到70%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滑,当最大的内需释放完毕的时候,就要全部靠外需,而我们中国的内需潜力还没有释放。我们再看城镇化与房地产销售面积的曲线,呈现同步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当我们允许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他们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房。

第二个是科技创新。我们从数据上看,城市网民不到6个亿,农村网民2亿多,如果我们增加4个亿的城镇人口,那么对技术变革需求的刺激也会放大,这个也是从创新的角度,中国的城镇化大市场,潜力是无比巨大的。

第三个改革释放的人口潜力和土地潜力。在中西部地区,农民需要城镇化的土地变革来分享收益,如果农村的土地参与了变革,形成的收益和未来的进城就业创新在一起,会增加更多发展红利,所以释放土地潜力和人口潜力是未来最大的发展机会。

农民进城后的购房潜力有多大?我们看2010年,农民工居住情况中,购买住房的占比仅0.8%,到了2016年进城农民工购房居住的占17.8%,到了2018年变成19%。从这个变化可以看出,现在和过去农民的消费观念不一样了。过去农民进城的收入拿到家乡村里盖房,互相攀比。现在则是要回到家乡的县城去买房。农村的孩子结婚必须要在城里买房,要解决老人的赡养、医疗、孩子教育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中60%是举家迁徙在城里生活,这批人购买住房的潜力是巨大的。城市化最大的潜力释放就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还有一个,就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达国家的小城市数量远比中国的小城市多得多,我们现在的大城市越来越不包容了,人口还在往外撵,但是真正能容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需求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这里城市的各种成本没有那么高,房子也没有那么贵。可以满足大量中低收入人口购买住房的需求。因为特大城市的房价高,中低收入人口买不起啊。但是我们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优势却没有动用起来。城市包括行政辖区总体还是在控制和排斥人口,实际上可以发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承接大城市功能疏解的作用。

回过头来讲房地产,它和实体经济连在一起。没有房地产,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买电视、洗衣机、冰箱的需求,不可能啊。没有房子你会买车吗,也不大可能,少部分人会,大部分人不会。因为我们有城市化的红利,我们还有15年到20年的红利期,这个期间怎么调整城镇化的政策,我们希望尽快推动改革,所以这次中央提出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契机。

四、城乡融合发展的巨大契机

当前最重要的是通过户改、土改、行政管理体制等几项改革,释放中小城市活力,降低城市发展成本,激发经济活力,降低体制成本。通过市场资源配置,打通城乡间的要素壁垒。我们现在的房价过高,城市发展成本和产业发展成本过高,因此需要新的空间,通过释放小城镇发展的活力,可以降低发展成本,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城乡融合发展,还可以释放农村的土地资源潜力,因为农村还有更多的闲置的资源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

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特别指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实际上包括了所有的二线城市。中央12号文《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也指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这里所说的个别的超大城市也就是北京上海,剩余都不算个别。这么多城市如果真的放开户籍管理,把积分落户条件大大的放开,会解决多少人进城,会有多少投资进来,会带来多少消费,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是房地产等产业发展的助力。房地产在未来15年是中国增长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重点就是,有房子才有一切其他消费的可能。

第二,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开发商和企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把收益从一次性变成长期的利益,降低发展用地的成本,这些都是可做的事情,包括允许宅基地怎么样的流转。目前文件已经提出,宅基地的流转可以突破村的限制,流转范围的扩大可以实现更多的价值,变成农民进城投资和就业的资本。这两个文件颁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关键在于落实。

第三个,继续发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允许一些计划内的土地指标支持发展成本较低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在2000年,全国把县以下的开发区全部关掉,结果保留了2000多个县以上的开发区。但是目前看,三四线以上的城市由于城市建设水平较高,土地成本抬升。而五线城市和小城镇的土地成本相对较低。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工业要远离大都市,向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这个转移需要在更小的城市寻找低成本的发展空间,降低企业发展成本,激发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活力。这也要求以城市为主体,形成了都市圈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我们要好好学习领会中央和有关部门颁发的文件精神,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打通城乡要素壁垒,推进各项改革,这是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手段。当然,房地产也是其中的内容之一,谢谢大家! 

 

在2019年6月5日举办的2019第16届蓝筹年会上,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表示,目前中国人口的城市化大部分通过将农村行政区域调整到城市区划来实现的,其他方式占比较小,城市的活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以下为李铁演讲内容节选:

谈一谈我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以及怎么样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一、当前经济形势面临挑战

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现在看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很严重,然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到现在也在下滑,虽然在下降,但是和中美贸易战并没有关系,关于未来的信心和预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各大公司的,特别是与国际贸易以及IT相关公司的股票下跌。但是看GDP增长速度,从高点14.2%下滑到现在的6.6%,不是今年一年的事情,而是历年累积的结果。各地方的GDP增长速度也在下降,有18个省比去年同期下降,这个看图可以看到,不讲了。

刚才大家讲的房地产,我们从2016、2017、2018到2019年看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长速度也在直线下降,从-22.4%到现在一直维持负增长,那边看2017年到2018年底整个下滑速度也是非常明显的。

汽车行业也正面临着28年来最严重的下滑,乘用车销量最严重的时候下滑了负20%多,这是很低了,到今年第一季度下滑10.7%,看上去汽车行业的冬天来了。我们要研究做什么样的调整。

我们通过数据看到的不仅仅是投资的下滑,也不仅仅是GDP增长速度的下滑,而是全方位的下滑。再看工业制成品也是如此,家电、冰箱,洗衣机,从过去的增长到现在也出现了下滑,从数据中显示, 2018年3月-6月的家用空调当月销量同比增长速度比2017年有比较大的下滑。

同时地方债务直线上涨。除了少部分省市外,大部分省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公共财政收入比值越过了警戒线,最高的达646%。

还有,去年之前,我们曾经预测中国的旅游发展出现井喷期,2017年是最火的时候,到2018年、2019年旅游业也是处于下滑的状态,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比上年同期的增长速度也是下滑的,国内旅游下滑近三个百分点,2017-2019连续三年春节期间的全国接待游客增长速度连续下滑,下滑了将近一半,这反映出消费状况的不乐观。

然后看就业,从2013年到2018年,就业人数增长速度呈现下降趋势,到2018年仅为-0.07%。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2019年以来实际上还是处于负增长状态。这和目前的中美贸易关系的恶化肯定没有太大的关系。

二、产生问题的部分原因。

第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城市转型面临挑战,粗放发展模式抬高城市发展成本和产业发展成本,而城市的变化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变化。一是土地成本,我们举了几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工业用地平均地价,除了苏州相对平稳之外,深圳、上海、广州等均呈现明显上升,从东中西部来看,综合用地平均地价也是处于上升的状态。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最大的红利就是土地,当然这个红利也在逐渐消失。

第二个劳动力成本。从图上看,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在快速上升。我们再看长三角也是基本上都处于上升状态。

第三个是环境成本。我们知道去年环境治理的风暴席卷了全国,以北京为例,2016、2017年整治了一万多家的“散乱污”企业,河北关停取缔6.8万家“散乱污”企业,山东清理整治8.5万家,天津整治“散乱污”企业2.2万家。这么多企业因为环境治理被清理关停,一方面环境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也会影响经济数字的增长,治理环境付出的代价这是必然的。

第四个体制成本。体制成本确实可以激发市场的活力,比如说土地管理制度,行政区划体制,等级和城镇管理体制。如果体制改革没有进展,会造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改革仍相对滞后。首先,在户改和农民工市民化方面,我们推动这么多年的改革,效果怎么样?实际上最近媒体都报道过,以北京为例,2018年北京外来人口近800万,当然北京由于居住证的限制,申报积分落户才有12.4万人符合条件,最后能办理落户的是6000人,公示名单是这样的。如果按这个数字,要花1300年才可能解决完这800万人口落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户籍人口的城镇化速度也还在增长。但是实际情况如何?以安徽为例,安徽城乡属性调整的落户占了80%。也就是把村直接转为城市化地区就可以了。真正涉及到务工经商和农民工进城落户的并没有多少,城中村改造占了10%,购房占了2.3%,算起来真正的落户,农村直接转为城市化地区的占比非常之高。这项改革从2014年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提出到目前基本没有得到落实。虽然数字有变化,但城市化却没有实质变化。

还有一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看到大的进展,只不过在33个试点中封闭运行“三块地”改革。大家关心的宅基地问题,今年中央12号文件提出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目前对城乡要素的市场流通渠道,仍然是以政府的征地为主,农村闲置的土地资源市场也没有放开。实际上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人口在增加,而农村占地从原来的17万平方公里增加了19万平方公里,城乡两头都在占地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关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土地财政。为什么地方债务频发?就是因为地方对土地财政依赖过高,政府转型没有实现,这是造成地方财政债务越来越大的原因。这个债务和房地产过度开发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三四线、五线城市,政府为了追逐土地财政利益,过度发展房地产,导致房子卖不出去,没有实现预期收益,转而形成了债务。一旦控制房地产的发展,就会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

另一方面我们土地成本高,更多的是在大城市,像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土地成本高,包括地级城市的土地成本都比较高。但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都市圈周边还有相当多的小城市没有发挥作用。过多的压力集中在高等级城市,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活力难以释放出来。

三、发展的潜力。

我们还有没有牌可打,特别是现在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时期。记得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过,21世纪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市化。美国的高科技已经被中国赶上来了,但是中国的城市化这个大市场对全世界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

首先是中国城镇化人口规模巨大。我们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正是已经进城但却没有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这部分人,2.26亿,这是未来需要实现市民化的城镇人口,只要他们真正实现了市民化,会大大拉动内需。如果我们保证真实的城镇化率能提高到了70%,那我们的城镇人口将接近10亿,意味着还有2亿多的增量,加上2亿多的存量,总共有接近5个亿的城镇化人口,这些人口进城后会消费和投资,住房供求关系都要发生变化,这个大趋势是不可更改的。农民进城之后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会带来其他消费的提高,同时也带来房地产销售的变化。这些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和市民化的人口,所产生的市场效应是任何国家目前都不具备的。

很多人说中国房地产出现了泡沫,我们把城市化发展较快的日本和韩国的进行比较。在城市化高速增长的阶段,经济增长也处于高速阶段,但是一旦城市化率达到70%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滑,当最大的内需释放完毕的时候,就要全部靠外需,而我们中国的内需潜力还没有释放。我们再看城镇化与房地产销售面积的曲线,呈现同步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当我们允许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他们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房。

第二个是科技创新。我们从数据上看,城市网民不到6个亿,农村网民2亿多,如果我们增加4个亿的城镇人口,那么对技术变革需求的刺激也会放大,这个也是从创新的角度,中国的城镇化大市场,潜力是无比巨大的。

第三个改革释放的人口潜力和土地潜力。在中西部地区,农民需要城镇化的土地变革来分享收益,如果农村的土地参与了变革,形成的收益和未来的进城就业创新在一起,会增加更多发展红利,所以释放土地潜力和人口潜力是未来最大的发展机会。

农民进城后的购房潜力有多大?我们看2010年,农民工居住情况中,购买住房的占比仅0.8%,到了2016年进城农民工购房居住的占17.8%,到了2018年变成19%。从这个变化可以看出,现在和过去农民的消费观念不一样了。过去农民进城的收入拿到家乡村里盖房,互相攀比。现在则是要回到家乡的县城去买房。农村的孩子结婚必须要在城里买房,要解决老人的赡养、医疗、孩子教育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中60%是举家迁徙在城里生活,这批人购买住房的潜力是巨大的。城市化最大的潜力释放就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还有一个,就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达国家的小城市数量远比中国的小城市多得多,我们现在的大城市越来越不包容了,人口还在往外撵,但是真正能容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需求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这里城市的各种成本没有那么高,房子也没有那么贵。可以满足大量中低收入人口购买住房的需求。因为特大城市的房价高,中低收入人口买不起啊。但是我们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优势却没有动用起来。城市包括行政辖区总体还是在控制和排斥人口,实际上可以发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承接大城市功能疏解的作用。

回过头来讲房地产,它和实体经济连在一起。没有房地产,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买电视、洗衣机、冰箱的需求,不可能啊。没有房子你会买车吗,也不大可能,少部分人会,大部分人不会。因为我们有城市化的红利,我们还有15年到20年的红利期,这个期间怎么调整城镇化的政策,我们希望尽快推动改革,所以这次中央提出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契机。

四、城乡融合发展的巨大契机

当前最重要的是通过户改、土改、行政管理体制等几项改革,释放中小城市活力,降低城市发展成本,激发经济活力,降低体制成本。通过市场资源配置,打通城乡间的要素壁垒。我们现在的房价过高,城市发展成本和产业发展成本过高,因此需要新的空间,通过释放小城镇发展的活力,可以降低发展成本,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城乡融合发展,还可以释放农村的土地资源潜力,因为农村还有更多的闲置的资源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

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特别指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实际上包括了所有的二线城市。中央12号文《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也指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这里所说的个别的超大城市也就是北京上海,剩余都不算个别。这么多城市如果真的放开户籍管理,把积分落户条件大大的放开,会解决多少人进城,会有多少投资进来,会带来多少消费,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是房地产等产业发展的助力。房地产在未来15年是中国增长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重点就是,有房子才有一切其他消费的可能。

第二,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开发商和企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把收益从一次性变成长期的利益,降低发展用地的成本,这些都是可做的事情,包括允许宅基地怎么样的流转。目前文件已经提出,宅基地的流转可以突破村的限制,流转范围的扩大可以实现更多的价值,变成农民进城投资和就业的资本。这两个文件颁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关键在于落实。

第三个,继续发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允许一些计划内的土地指标支持发展成本较低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在2000年,全国把县以下的开发区全部关掉,结果保留了2000多个县以上的开发区。但是目前看,三四线以上的城市由于城市建设水平较高,土地成本抬升。而五线城市和小城镇的土地成本相对较低。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工业要远离大都市,向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这个转移需要在更小的城市寻找低成本的发展空间,降低企业发展成本,激发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活力。这也要求以城市为主体,形成了都市圈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我们要好好学习领会中央和有关部门颁发的文件精神,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打通城乡要素壁垒,推进各项改革,这是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手段。当然,房地产也是其中的内容之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