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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朱悦/文 与隐私相关的“悖论”很多，典例之一是在“隐私”这点上，许多当代人着实“心口不一”。在接受访谈时，受访者多俨然“隐私卫士”，自称看重隐私，并怒斥侵害隐私者。然而，一旦转入实际生活，他们转瞬便化身“自恋狂”，几无间隙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生活点点滴滴，节庆仪式、家人动态、家庭杂物、日常思绪……这一反差，常成为批评隐私保护者的趁手工具。既然人们自己都不在乎，那为何还要保护？

不过，此类推论太过急切。在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印行的著作《定性自我：社交媒体与日常生活记录》（TheQualifiedSelf：SocialMediaandtheAccountingofEverydayLife）中，借助对19世纪来各类社交媒体的比较，作者LeeHumphreys探求了个体使用社交媒体的“原动力”。当行为之诱因清晰浮现，前述“悖论”即刻变得易于调和。

《定性自我》的方法与结论都颇具启发意义，作者意识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时日记、拼贴本等媒介承载的社交意义，并将其与当代社交媒体比较，这一手法在之前的研究中并不多见。通过比较，作者得以在技术洗涮下披沥出始终不变的诱因，可分为四部分：依社会观念展示自我、建立与维系特定“人设”、以“仪式”等方式维系记忆、借相关记录反躬自省。

太过自我，抑或失却自我

“自恋”、“没点轻重”、“有的没的都往网上瞎发”……批评社交媒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时，这些都是足以“信手拈来”的片段。按《定性自我》所表：依循此类话语，年轻一代有若古希腊神话中日夜面临池塘的美男子，令无处安放的自我沿网络无限扩张，事无巨细地分享一些在他人看来显得琐碎、甚至有些越过隐私规范的内容，即是核心表现之一。遵照此类论据，隐私学者也常担忧青年一代过于“恣肆”，毕竟青年时袒露的秘密，或许会在长大后反噬。

如果抛却感性，以更加丰富、深刻的基准评估如此现象，结论或将有根本性的差异。譬如，19世纪的日记，即是合适的对比标准。与今日观念不同，当时的日记并不会藏进橱柜、加上小锁、只写私密点滴；相反，当时日记的写作目的，便是与好友亲朋分享。出外远行的人将日记寄回，在家守望的人便可由此分享这段旅程。主管家政的女主人要写日记，一旦远亲来访，共赏日记内容，便是了解彼此生活的适宜媒介。

此类日记相当普遍，且所记内容常较今日媒体更为“零落”。尽管如此，时人却不会因此被打上“自恋”的标签。今天何人来访、今天烧了什么菜、今天孩子饮食如何，等等……几近“流水账”的内容，分门别类于特定日期之下。实际上，“事无巨细”的写作选材，以及旨在分享的写作导向，二者实属相辅相成。如果日记纯属私密，其格式与内容，本不必如此细致刻板。将生活历程按制定格式“实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亲友们的兴趣。

可是，于社交媒体分享信息，未必仅出于兴趣或狂热。维护如此记录，常常是负担沉重的义务。在当时的美国家庭，承担这一义务的多是妻子和母亲。前面提到，她们要写日记，有的是存留下来，给亲近访客看；有时要寄回“娘家”，让生身父母和其他亲邻知晓自己的生活。当女性成为母亲，在社会的“殷殷期待”下，她们还要维护其他富有家庭意义的记录。最典型例子，莫过于记录孩童每一成长阶段、以供日后怀念的成长纪念册。

今日情形，是否与当时存有本质区别？《定性自我》一书给出的答案，或许会让我们大吃一惊。为解答前述问题，作者系统汇集了19世纪时人日记，并从中摘出7种最常见的主题：饮食、卫生、天气、睡眠、家庭、宗教及其他日常活动。之后，作者又从推特随机抽样，并将相应内容与百余年前比较。结果，大致95%的推特，都可归入前述7种主题。换言之，两代人固然已相隔如此久远，彼此所经营的“社交媒体”，在内容方面却不存在显著差异。

即使是当代媒体上那些“点滴入微”的分享，背后反映的也未必是自我的“张扬”。借助对知名视频博主（常称为vlogger）的定性研究，《定性自我》得到了一个同样略显“悖谬”的发现：愈是凸显日常、极尽细碎的博主，分享时“自我”的比例或许就越“稀疏”。担当妻子和母亲的女性，通过“晒家务”“晒娃”等方式，完成社会交予的“记账”义务。至于那些声称“自如展示”的知名博客，背后充溢的，全是为访客着想的精心编排。

诚然，当代人爱分享。不过，一旦“将古心比今心”，把所谓“新气象”放在广阔背景中“比色”，其中雄踞主导的色彩，似仍是社会的期盼。无论是所分享内容的相似，还是特定家庭成员始终承担的记录义务，都印证了这一假说。类似“社交媒体下，当代人愈发不在意隐私”及“大家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故他们并不在意隐私”的论说，在深入端详面前，似也失去了理论该有的“血色”与“地气”。

“人设”：建立、维护与崩塌

“身份”“面具”与“人设”，均为不同领域的热词，顾盼间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作为个体的人在一生中将承担许多身份、覆戴许多面具、就任诸多人设。其中，有的无法选择，生时如影随形，死时一并带走；有的纯属自主，打造特定形象，营销个体品牌。无论如何，一旦个体执着于特定身份，便要采取措施来让自己的外在符合这一身份。社交媒体，无疑是其中重要一环。直白地说，一旦展示内容不符身份，“人设”或须臾“崩塌”。

社交媒体上的日常“分享”，因此尤为微妙。作者举出了极具说服力的实例，每逢母亲节，自己便会在社交媒体中上传丈夫与孩子的合影。合影中的丈夫衣着熨帖、眼噙爱意，孩子乖巧懂事、面带微笑，好一幅和美的家庭意境！然而，相比真实生活，这只是其中最理想的一幕。作者坦承，为拍好这幅照片，她拍摄了至少六次，除了作为“最终产品”、各方面都颇为理想的贴图外，剩下五张都或多或少出了岔子。分享的是瞬间偶然，掩盖的才是常态。

为什么要这么“折腾”？身份，或者说人设，是如此劳心劳力的动因。和美的家庭是与“母亲”身份紧密关联的意象。于是，与第一节中对自我展现的分析紧密相连，在社会的注视下身体力行相应“人设”，便多多少少成了一种“义务”。如此逻辑，在以下同样常见的实例中更显清晰。但逢亲友生辰等纪念日，社交媒体用户常在账户中表达祝愿或思念，然而这些亲友可能根本不用社交媒体。这纯粹是身份的展现。

当然，不是所有身份都生死相依。个体常得以戴除不同的面具，在生活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我们所认知的社交媒体、尤其是那些并非纯粹针对熟人社交的媒体中，这或许才是主流。个体发布的每项内容都经历深思熟虑，始终服务于个体为自己编织的、旨在取信于外界的角色。《定性自我》的作者跟某图片分享网站上“风格日常”的多位建筑领域博主进行了访谈，结论与此高度吻合。一旦不够细心，行为与面目彼此不一，“人设”可能也就立不住了。

以上探讨也由历史梳理得到了印证，拼贴本即是一例。19世纪下半叶始，纸质拼贴本包纳万物，相片、新闻、文章，皆可缀纳其中，并附上相应感言，再与其他亲近之人分享。今天，类似的“攒集-感言-分享”功能，已成各类社交媒体之标配。实际上，检视当年拼贴所附感言，再看今日转发相伴慨叹，二者竟看不出什么分别。既然类似的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在当年媒体中已有展现，以下结论当不过分：身份塑造与展现，实为社交媒体之固有一面。

总之，身份是取用社交媒体的又一“原动力”。理解这一点，也是深入理解隐私的契机。自戈夫曼（ErvingGoff－man）提出影响甚为深远的“拟剧”理论来，之后隐私领域的重要研究，多少都要征引他的见解。在此类观点的直接启发下，对隐私的理解，远较传统的“匿名”或“隐遁”观念更为丰富多彩。隐私不再是一个全然被动的概念，隐私权是个体在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自主选择相应身份的权利。隐私与社交媒体，由此角度相互紧密镂刻。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尽管有争议，但“仪式感”仍不失为近几年热度蹿升的新词之一。常与具备特定意义的日期相联，个体仿佛历史学家般，将包罗万象的个体生活按特定节点分期，并在期限节点处以仪式纪念。循此，母亲为孩子准备成长纪念册，记录第一声啼哭、第一次爬行、第一次开口与第一次步行，等等。恋情与婚姻也要有纪念，各类节日与纪念日，都是个人史中的标志性事件。记忆因此不再是一盘散沙或一团糊涂。在大小林总的分期下，记忆无比驯服而井然。

社交媒体是“历史学家”的“史料”，充当整理记忆过程中的证人。尽管，如前述母亲节摄影一般，精心编纂并披露至社交媒体的内容，常常只是多面生活的一小部分。之后回顾社交媒体，阅览分界时点上的图片与感想，个体却常常有一种“实在感”，这部分内容已形诸纸面或屏幕，相应内容即是当时的真切反映。此种心态并非近代独有，日记年代对媒体的这种依赖同样存在。编织记忆，也是个体依赖社交媒体的动因之一。

这一诱因之根深蒂固的程度，可由“夭折摄影”这一案例而呈现。19世纪下半叶，婴儿死亡率已然显著下降，但依然不低，人丁兴旺的家庭常需在特别时点面对新生儿夭折的苦痛。满溢纪念色彩的“夭折摄影”应运而生。新生儿穿上漂亮的衣服，旁边放着孩童的玩具，一幅安详入眠的神情，亲属着正式服装，父母则时常握住新生儿孱弱的小手小脚。摄影师记录这庄重一幕。之后，这张相片，便会成为“来去匆匆”的孩童在世间的唯一痕迹。

相应风俗一度销匿，却又在数字时代以另一种方式复兴。今日的主流视频网站时常可见到一种精心编辑的视频，由母亲怀胎起，到父母对生命的美好憧憬，又及分娩时的激动与迫切，再至噩耗来临时的不解与悲苦，终于全家为夭折者祈祷、缅怀及送行。与百年前别无二致。记住，是拍摄此类视频的核心动机。如此动因，则又与使用社交媒体的其他动力彼此交织。譬如，当孩童不在之后，视频即是维持母亲身份的仅有依凭。

夭折摄影不是个例。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摄影，及相伴而来的分享浪潮，同样足以印证作者的分析。初始，摄像术的昂贵与笨重，将摄影限制在少数职业人士手中。相应的，前面提到的以日期分项的日记，便是个体建立记忆的主要器具。伴随柯达的崛起与强势宣推，类似“人人皆是摄影师”“随时随地拍自己”等口号，让拍摄成为普通人亦可“染指”的能力。无论是为自己的历史“分期”，还是向他人述说自己，相片都成了新的“界碑”。

我们看到了社交媒体之理论与隐私之理论的啮合。相比“即使他们分享，他们仍在意隐私”与“他们自主选择面具与舞台”等论题，近年来隐私理论的新进展，已将重点挪到了“人格形成与成长”这一面。要教成一个“自由自在之人”，需要以富有个性的方式摸索、编织、重述自己的历史，具备自己的空间，得以在其中创造、操演、分享不同的叙事，又是形成如此个性的前提。

自我监控与自我塑造

日记中有许多流水账，但日记并不全是流水账。除担纲信息时代来临前的社交媒体外，日记还是有志者与苦修士等淬炼自我的工具。从贝尔纳诺斯笔下的教士到终生笔耕不辍的曾国藩，他们都通过日记记下自己的徘徊动摇，述解自己对人间的疑惑不解。相比前面提到旨在分享、回忆的媒体，此类载体通常更加私密，面向读者群体也更为小众。然而，由日记至今日平台，监控与塑造自我，都是驱动使用的“原动力”之一。“自我监控”，早已是学说纷纷盛开的热闹领域。“极客”们把自己武装到牙齿，从生理指标到心理情绪，从工作效率到闲暇分配，一切记录在案，一切数据可视。普通人没有这么狂热，但也热衷于手表、手环等产品。以上风尚与社交媒体交互，将个体置于他人的时刻窥探之下，一日步数、读书打卡、健身记录……林林总总。当然，自我监控并不限于定量层面，频繁分享日常思绪与自拍，无疑也是监控的一部分。

“调和”则是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何谓调和？伴随自我的成长，曾经“血气方刚”的壮行逐渐显得太过青涩，当年看来“信誓旦旦”的理念转眼便是一抹云烟。回顾盼首，更早一点的自己，较早的自己及当下的自己间，多有今日看来常惹人哂笑的差别。因此，个体才会因看见自己过去傻孩子般的言行打扮而感到尴尬。可这里的“傻孩子”，真的会是自己吗？然而，恰恰也是因为存在这么多和自己稍有差异的自我，调和彼此，才显得尤为必要。

《定性自我》选取了一类饶有趣味的案例。无论电视还是社交媒体，“怀旧”都曾风行一时，展示自己青涩时的“糗样”，又或者为老相片加特定标签在社交媒体转发。后者尤为有趣，其中规矩很多。例如。当在特定时刻转发，而非不择时机地分享；当需出于自愿，不可造成他人尴尬；不可在分享老相片时带入现代场景，以免破坏相片的“老旧感”。实际上，以上规则，都可从“调和”理论中觅得踪迹，尽力为个体创造温和的、与过去调和的场景。

“监控”与“塑造”常彼此交融。以监控为例，虽然自拍常用的便携相机常以“真实记录每刻生活”等为口号，个体最终分享到社交媒体的“日常”旅行、烹调、冲浪等经历，仍是高度摘选过的产物。旅行家、美食家与运动家等身份，自根本层面塑造了相应记录。至于自我间的调和，这一点显然与记忆功能密切相联，唯有基于日记、平台等社交媒体的“存证”，个体才有如此机遇。调和自我，亦常涉及对过往记忆的“梳洗”。

“自我监控与塑造”与隐私的交集则更加深远。或许人类认识到隐私的这一面的时间，比认识到社交的这一面的时间还要早。早在千年之前，无论东西，静居陋室、独守内心都已是值得褒扬的美事。时至今日，隐私与自我塑造亦重新成为相应领域研究的显学，美国学者沃伦(Warren)和布兰戴斯(Brandies)关于“不可侵扰的人格”的论文再次受到注意，没有隐私的自我成长与形塑，怕又要多几重艰难险阻。

结语与展望

《定性自我》实在不是写作的范本，作者行文多用批判研究术语，又喜多方征引勾连。如此写作风格，或许将给领域外读者带来不少困惑。将批判研究思路与定量分析结合于同一题目并非容易之事，前者对后者的指引，后者对前者的验证，都常常蕴含理论层面的“飞跃”或“不融”，以至难有“水乳”之感。严格而论，这本书更多应视为对以下挑战的探索：如何结合多种方法，以穷究一个包涵技术、社会现象与个体心态复杂议题。

然而，瑕远不掩瑜。面对“社交媒体及其所勾联观念与心态”这一题目，换一种思路，或许也很难比这本书做得更好。这些大胆的研究手法，以及前述手法的繁复组合，已带来了不少真知灼见。譬如，将使用社交媒体背后的复杂动机，分解为在学理脉络中分别有其位置的四点。更为重要的是，将此处分解与关于隐私的几种新近理论比较，二者间的“镜面对称”实在不容忽视。或许，研究“披露”与研究“掩盖”，本身就是从不同的两个角度“摸象”。从此出发，忽视传播等领域已有的丰硕成果，将是隐私研究者不可饶恕的失误。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