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胡滨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必要时仍可加大资本流动管理

张颖馨2019-06-18 15:54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颖馨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过十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然在深化,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宏观经济的政策框架。尤其是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出台、实施与退出,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未来全球货币金融政策走向何方?

日前,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监管金融法律研究基地主办的 “全球货币金融政策演变”第1期金融监管沙龙暨《全球量化宽松:十年演进》一书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就全球金融危机及货币金融政策发表看法。

系统性金融风险三大根源

胡滨表示,深入全面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前提。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有三大根源:

宏观经济冲击。宏观经济的周期变化和结构演进是金融体系风险产生的首要根源。经济周期波动使得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恶化,并传导至银行等金融市场,最终引发重大风险。金融风险与经济周期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和经济都存在顺周期效应。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微观企业破产重组,可能导致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变化并引发金融风险,呈现显著的结构脆弱性。

金融体系内生风险。金融体系的内生性风险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最直接的挑战。金融机构出于理性假设,会以提高杠杆率、配置高风险资产、注重长期资产来提高收益率,但这会带来相关行业或领域的流动性、资产负债错配以及期限错配等内生性风险。国内诸多金融“创新”是出于监管规避,不仅加剧了所在领域和关联市场的脆弱性,同时还加速综合经营趋势、模糊分业监管边界、形成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制度性错配。

外溢效应。外溢效应是影响一个经济体金融稳定的重大外部诱因,且易形成内外风险共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降息、量化宽松政策等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14年以来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加息、缩表、特朗普政府减税以及英国脱欧、欧元区和日本等政策变化,都成为影响中国金融风险的外部因素。而且,现在美国政策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贸易战使得美国经济面临压力,美联储在2019年可能又会降息。

量化宽松政策演进及最新变化

“可以看到,过去十年,美国货币政策经历了危机救援、经济复苏和政策整固三个阶段,基本形成了一个金融货币政策的完整周期。但是,现在美国似乎在进入一个新的政策周期。”胡滨进一步分析指出,近期,全球经济出现进一步放缓迹象,此前美国股市表现不佳,中美贸易谈判疑云密布。综合考虑美国国际和国内的综合影响,美国似乎在重估其货币政策框架,美国货币政策可能进入一个新周期。

与此同时,政策取向转鸽派。胡滨表示,市场高度关注联储的反应,近期美联储有多名重要官员发声,整体偏向鸽派,市场预期也从加息收尾变为年内降息开启。2018年9月,美联储预期2019年将加息3次;年底把2019年加息次数由3次降为1到3次;2019年初又表示今年不再加息;5月联储说自9月份停止缩表,甚至可能降息。

比如,鸽派代表人物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认为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和美国通胀疲软都令美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不断上升,美联储可能很快降息,同时3个月与10年期的关键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也支持降息。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较为偏向鸽派,认为联储对于贸易谈判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等事态密切关注,并将采取适当措施维持美国经济的扩张。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的联储政策影响

会上,胡滨提及,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以及美国因素将逐步成为中国金融风险防控的一个长期变量。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的出台和退出都带来了全球资产价格和资产配置的变化,部分国家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整形成了巨大风险的外溢效益。

“2018年3月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在2019年5月份又再起波澜,中美之间的显性化冲突可能逐步演变为一个长期性变量,对中国贸易、金融和经济的冲击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需将其纳入到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框架之中。”胡滨说。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胡滨指出:首先,防范化解美国等经济体政策变化的外溢风险不仅需要在金融货币领域进行有效防范,需要从宏观经济整体以及经济体制机制的视角来全局、系统、全面考虑金融风险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尤其是外部风险冲击应提升至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高度上进行统筹。

其次,持续关注美国加息、缩表、税改以及美联储政策方向逆转,比如2019年可能出现的降息对人民币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影响。在美国政策调整下,美元指数将呈现出更大的波动性,对于人民币汇率稳定和金融稳定带来新的变数。

再次,加强对美国QE退出、正常化以及其他经济体QE政策实施及变化带来的与国内政策调控相叠加的冲击进行前瞻性调整。合理投放货币,避免货币市场过度波动。完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审慎政策框架,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

最后,重点深化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以价格和市场手段缓释外部政策变化对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有效统筹短期资本流动管理、中长期汇率机制改革、长期资本项目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构建内外市场有效互动、内外风险防控有效的制度安排。必要时仍然可以采用加大资本流动管理的方式来缓释外部冲击,防止资本大量流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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