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汪天艾/文

六月初，西班牙作家豪尔赫·卡里翁受塞万提斯学院之邀携自己的中文新书《书店漫游》与中国读者相见。在北京塞万提斯学院的活动中，作者尤其谈到书店、图书馆和个人书房三者之间的关联。造访不同城市时以当地书店作为地标是读书人常有的习性，渐渐地，那些放置在客厅储物架上的书店名片与宣传散页如同神灯，无意地擦拭便会吐出烟气幻化成一段书店背后的故事。藏书是体现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最私密空间。从私人藏书向公共藏书的过渡中，书店与图书馆的交流与关联更是由来已久，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建立灵感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私人图书馆。相比图书馆有章可循的书目管理与摆放，书店的图书布局可以更为个性化，因而提供了书与书之间可能是独一无二的邂逅，如本雅明所写：“一家书店可能会把爱情故事和彩色插画集摆在一起，把描写马伦哥战役中的拿破仑的书放在某位少女的回忆录的上方，在释梦的书籍中夹杂着一本菜谱，描写旧时英伦风土人情的书甚至会和福音书放在一起。”

在卡里翁看来，书店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相遇空间，如同墨西哥的一位书商在想象未来书店时所写：“把书店当成一个真实的空间，在这里，在某一个美妙的时刻，有血有肉的人和被赋予了某些特性、有分量的并且唯一存在的物品之间真正地相遇了。”《百年孤独》里奥雷良诺·布恩迪亚光顾加泰罗尼亚智者的书店，每天下午6点在那里与四个辩论者的讨论是他自我发现的过程。《岛上书店》里不同人物重拾人生的努力也都发生与结束在孤岛上唯一一家书店里。而波拉尼奥始终记得，他第一次抵达欧洲时在书店里买下的第一本书是博尔赫斯的《诗选》，同样连同那家书店一起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他的记忆中的，还有谁在书店门外等他，那一夜做了什么，以及“把书捧在手中时心中生出的幸福感（毫无理智的幸福感）”。

卡里翁个人的城市经历是建立在旅游和书店的交集之上，街道、书店、广场和咖啡厅如一个个驿站一般共同组成现代游历路线。旅人在书店发现与重新发现某位作家，而书留在书架上累月经年的时间，直到遇见完全无法预知的读者。这种相遇几乎完全随机，却又仿佛命中注定，比如特吕弗在巴黎德拉曼书店的二手书堆里遇见那本名为《祖与占》的小说的那一天。更有许多已经消失的书店从此只能在记录过它们的书里存在，仿佛也是得其所哉的终点。

当外部世界动荡，书店既是这种动荡的体现，又是隔绝外在的独立存在。西班牙内战后大批支持共和国一方的知识分子翻过比利牛斯山流亡至法国。在巴黎的西班牙人书店后院里，他们继续着坚守的文化活动，而这家书店的前身正是1927年创建于马德里的莱昂·桑切斯·古埃斯塔西班牙人书店。“二七年一代”的数位重要诗人都是这家书店的常客，从这里订购的法国文学新书是他们最初的文学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养分。而2001年，当经济危机席卷阿根廷，街头巷尾诞生了“收购纸壳”的新兴职业，应运而生的竟然是一间“纸壳出版社/书店”。一群白天在街上收纸箱纸盒售卖度日的年轻人将单篇的经典文学作品印在低廉的纸上装订，用捡来的纸壳做成封皮，手绘封面，然后放在一家报摊亭式的棚屋书店里售卖。“纸壳出版”的文学书籍价格是日常书店里图书的零头，贫穷却渴读的阿根廷人能以这样的方式读到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诸如塞萨尔·艾拉等阿根廷的一线作家也用赠送自己单篇作品版权以供制作“纸壳书”的方式默默地支持着这一用文字抵抗外力的徒劳征程。

在《书店漫游》中，个人经历里有过的瞬间混同阅读经历里共享过的时刻一齐涌来。比如，曾经捧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诗人阿莱克桑德雷在散文中回忆起十八岁时在马德里圣伯纳德街上的旧书店偶遇四十岁许的前辈散文家阿索林，老先生正抬起一只胳膊，要去够书架上的一本书，而年轻的阿莱克桑德雷只感觉到时间静止了。又比如，西班牙内战后的诗歌荒芜年代，曾有一个年轻人每天每天去家旁边的小书店，直到读完满满三个书架的诗集，多年后，他成为这个国家首屈一指的战后诗歌研究者，在专著的序言里深情地回忆起年少时代的那间小书店：“我想那时我爱上了书与书之间徜徉的空气，它比生命的呼吸更为切实”。

在几乎平行于他们的时空里，还有一个年轻的西班牙男孩，新近得到一本诗选，在读完里面所有他熟悉的诗人的作品之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个陌生名字上。他开始读他的诗，感受到自己尚未来得及体验的生命沉沉的分量。从那一刻起，尽管几乎对那位诗人一无所知，他已经爱上了他，就像爱上一曲初次唤醒自己最深刻忧郁的歌谣。他找来所有能找到的当代诗选，眼光飞快扫过目录，检索那个人的名字。在书店的角落里，他一点一点用缓慢的热情熟悉那个人的诗作，记住他的一切。在路过另一座城市的时候，他在一家小书店成堆的书里找到覆满灰层的一册，封面上印着那位诗人的名字，还有一个陌生而美丽的标题。男孩一时间忘记所有，买下这本书。回程的火车上，他努力克制翻看的冲动，直到抵达的下午，独自在房间里，缓慢地惊奇地读它，驻留于纸页间的，是最绵长火热的目光。这个男孩后来成为西班牙战后的代表诗人，而他读到的那本有着陌生而美丽书名的诗集是前辈诗人塞尔努达的《好像等待黎明的人》，那间小书店成全了诗人感叹过的“令人艳羡的命运”：“穿过同代人的视而不见，在身后未来的读者那里找到道路”。

卡里翁在书中提到的马德里的几间书店，对我而言更是有别样的意义。依稀记得“中央书店”二楼的新书展台上曾有一天在醒目位置并排摆放着西语版的《平如美棠》和《用你的名字呼唤我》，仿佛一日与永恒的会面。而上一个夏天，暑气尚且没有蒸腾起来的晚上，在一间阿根廷人开的书店的“皮扎尼克之夜”里听过一整晚她的诗与散文诵读，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人纷纷说起他们与皮扎尼克的“相遇”。还有几个春天以前的傍晚，去阿尔贝蒂书店参加导师出席的新书发布会，一位优雅的白发女士坐在我身边，她就是“二七年一代”代表诗人赫拉尔多·迭戈的女儿。羞赧如我，最终没有说出，曾经，当我纠结是否要把文学从爱好变为事业的时候，正是她父亲的一首诗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没有诗歌不成活。

1931年9月加西亚·洛尔迦在家乡图书馆揭牌时的发言里讲“书！书！说出这个魔力之词，就等于在说’爱！爱！”，不正是如此吗？当我一次又一次在书店的空间里与千百年前的美与伤口相遇，它们让我相信，这世界上存在比感情得失更广袤的东西，存在比个人生命更永恒的东西，值得去信仰和追求。

|访谈|

经济观察报：对于文化随笔这一文体，您有什么特别的偏好吗？

豪尔赫·卡里翁：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创造性随笔写作，或者说是叙事性随笔。我一直很仰慕泽巴尔德的散文文风，最近几年也在以茨威格为榜样对自己进行训练。另外，毫无疑问，本雅明是随笔文体的集大成者，他是我绝对的偶像，因为他有能力把史学记录和思想写作完美融合起来，而且从不停止对文本形式的实验。

经济观察报：您理想中的文字语调是什么样的？

豪尔赫·卡里翁：我希望达到的语调是在200个观众面前公开演讲时的调子。作为大学老师，平时我在班级里面对数量更有限的学生讲课的时候，感觉自己是更具体的一个人，因而说话的语调也更刻板，必须符合课程的要求和学生的期望值。而面对200个素不相识的观众时，你必须更有趣，更有诱惑力，你必须知道怎么把史实与故事以最佳方式组合起来：把资料用讲故事的形式传递出来，这是一切的关键。此外，我也试图打磨文字的诗意和文学性，把文化随笔当作没有虚构的小说来写。

经济观察报：那么您在写作时怎么平衡背景资料收集和创意写作之间的张力？

豪尔赫·卡里翁：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其实是在调动两种类型的知识储备进行对话：一种是我迄今为止所有的阅读生涯积累的东西，另一种是我为了写一本书特地阅读搜集的资料。怎么把碎片化的素材变成文学呈现，是写作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近期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豪尔赫·卡里翁：我平时也在为报纸写作文章。接下来我要去加那利群岛呆两周，打算写一篇关于三毛的文章，这次来到中国我也做了一些采访和资料搜集。我感觉到三毛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他们对西班牙的想象中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