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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制武:中国早熟政治制度的起源

维舟2019-06-24 16:21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维舟/文

晚明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常常惊叹于中国一种特殊的制度——“文治”。在当时的世界各地,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完全依靠文官体系来治理国家,军事贵族、诸侯、武将则要么不存在,要么服从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的文人士绅的指令。这就极大地消弭了内部战乱的可能性,减少了战争频率,使这个中央王国成为和平之邦。尽管它后来屈从于外力,但正如魏斐德在《洪业》中指出的,征服者也不得不被这一传统征服:“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一套制度设计是相当早熟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最终都会走上相似的道路:军事权力必须服从文官政府。不过,在中国司空见惯的文官考试、统一税制、定期人口普查等行政实践,在18世纪之前的西方极为罕见:欧洲第一次文官考试的笔试出现在1693年的柏林,汉学家顾立雅认为“这一灵感来自中国”,法国始于1791年,英国则迟至1855年以后——讽刺的是,它之所以落后一拍,恰是因为当时英国人觉得这套制度来自中国这个他们瞧不起的国家。不仅如此,中国在“以文制武”方面很早就达到相当彻底的地步,宋代武将就只负责作战,指挥调度军队之权属于枢密院;但美国的国防部长则历来只是行政系统的一名文官,既无军权也与指挥军队调动事宜无关,与军界有着非常明确的界限。

正如方震华在《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一书中所言,“文武关系是中华文化有异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至少对帝制晚期中国长达一千年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既带来长期的社会安定,使科举制深入人心,又过分压制了尚武传统,中国在此期间不止一次被外族的武力所击败,不能不部分归咎于此。然而任何一套制度能行之久远,都必然有其深厚的内在逻辑,不理解这一点,我们也就难以理解中国社会。

对危机的反应

文人权力与地位在北宋初年获得的迅速提升,总的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对中晚唐以来国家整体危机的结构性反应。自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到1063年宋仁宗统治末期文官在行政与军事各领域都压过武人同僚,在这三百年里统治精英所面对的无疑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重建秩序,恢复天下一统,最终“致太平”。在追溯这样长时段的演变时,打破朝代区隔是必要的,因为正如王赓武曾指出的,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重大课题,往往都被传统上以王朝为单位的研究方式所遮蔽了。“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是这种精英力量调整最明显的表征,由此入手可以窥见政治构造内部的变化,才能让我们理解文官之治作为一项政治安排,一旦成形之后,何以竟能如此长寿。

方震华全面梳理了这数百年里文武关系的变迁:唐初推崇“文武合一”、“出将入相”,但从武则天、唐玄宗时代起,随着不同职业需求的专业化,文武分途开始了,安史之乱后文人和武人已形成两个相互敌视的群体;875年黄巢起义摧毁了唐王朝的权威,武人权势大大扩张,连天子也不过是“兵强马壮者为之”。即便如此,中原的文治传统并未就此毁灭,因为武人同样需要文人来执行行政事务,更重要的是无法找到儒家传统之外的其它意识形态来将自己的权力合法化。最终,这些军人家庭反倒经历了急遽的文儒化过程。到951年后周建立之后,随着君主对文治的推崇和中央权力的重振,文臣的力量随之扩张,并延续到北宋初年。最终,随着澶渊之盟后宋辽战争状态的结束,标志着中唐以来的全面危机基本解决,施政重心由此从应对外部军事威胁转向内政安定,“一个完全由文人支配的政权”浮现了。

首先应当明了的一点是:方震华将“文”与“武”两分,视作两种不同的职业范畴,这本身就是后起的观念,但中国社会历来缺乏专业阶层,甚至有一种反专业化的倾向(列文森语),即便是广受推崇的文人,“文”也并不意味着特殊的职业,而是一种人人都应具备的普遍教养。实际上,就算唐初那种“文武合一”的事例,恐怕也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是两种专业技能的均衡发展,倒不如说是军事贵族兼具人文修养,但毕竟前者才是其安身立命之本。这在早先的春秋时期更为明显:那时的“士”指的是“武士”而非“文士”,士人所谓“文武并重”其实也是以武为本。军事贵族的地位并不来自文化,而来自血统与军功,这与科举制的原则背道而驰。

在中晚唐的政局里,真正重要的并非“文武之分”,而是以“封建”还是“郡县”作为政治秩序的原理。初唐随着军事贵族逐渐削弱、府兵制崩坏,代之而起的是科举官僚和职业化军人,新的军人多来自边缘群体(边境番人、无业游民、罪犯),原本就缺乏文化素养与忠诚,而职业化又导致长期被赋予军事指挥权的将领更容易与部下发展出紧密的庇护-追随关系,这无形中造成新兴的半独立的私人权力基础。他们对朝廷号令阳奉阴违,甚或抗旨不遵,频繁的武装叛变带来不停息的战乱。这很自然地使当时人将各种问题归咎于武人,而约束武将的提议,大体也与对封建制的反对一致。

这样,只要中国走向再统一,文臣的势力必然随着中央权威的重振而上升。虽然晚唐的士人常常不知羞耻地变节,但从统治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怯懦与依附性却恰好是优点,因为这正是因为他们不像武人那样具备挑战朝廷的独立性。在这场文武精英的长期博弈中,虽然台上只有两支力量,但决定他们命运的却是幕后的第三支力量:君权。当文臣赢得压倒性优势时,其实真正获胜的是皇帝——他依靠威胁性小得多的文人精英,消除了武人的潜在独立性,最终巩固了自己的权力,重建了一元化的秩序。

大一统帝国的代价

中国在唐宋之际的变化有多特殊,比照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就可看出:这些大帝国在告别初期质朴刚武的军事化社会后,也逐渐依赖职业化军人,最终蛮族军人甚至架空、支配了帝国。史学家伊本-哈勒敦甚至认为,历史循环就是统治团体日渐沉溺于享乐奢侈、君主迟早发现必须依赖佣兵,国家由此成为新兴游牧群体的猎物,文化则可能了无生气。

总体来说,欧洲各国在具体作法上,并不像中国这样是以文官彻底压倒武人,而是逐步削弱军事贵族的独立自主权,使他们依附于王权。这意味着,贵族本身依然保留,只是现在他们要转而为国王/国家效劳,并根据功绩来获得国家授予的荣誉。这在普鲁士最为明显,绝大部分军官团成员事实上都是贵族;在俄国,彼得大帝并未废除旧贵族,但创设了一套新的等级制度,向领主们灌输一种新的渴望:除了出身外,还必须依靠功绩有别于普通人,最终通过为国效劳获得有序的升迁。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军事贵族不是被取代或彻底压倒了,而是被纳入了新的制度体系内。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早就经历过一次更严重而持久的内乱,通过这一“种痘”已经获得了免疫力:儒家思想认为,面临这样社会失范的危机,除了致力于重建社会秩序之外,别无他途,而这一秩序不可避免地要以等级与权威为基础,所谓“定于一”。尤锐在《展望永恒帝国》中已清晰地描述了这一政治思想的路径:通过削弱世袭贵族的特权、选贤任能限制世官、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选拔官员,国家的政治稳定得以极大地增强,因为与封建贵族不同,“士不具有独立的权力资源,也没有系统挑战国君统治的能力”。由于“大一统”被视为终结乱局的唯一解决之道,随着局面的逐渐稳定,战争规模和次数极大地减少了,这又降低了通过军功晋升的机会,平民由武力跻身精英的通道逐渐变窄,知识阶层最终选择了主动地依附于国家。

回顾这一幕,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变迁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唐宋时的贵族、世家遭到进一步打击,而从平民中选拔人才的做法发展为更成熟、严密的科举制。更重要的是,自晚唐创设神策军、枢密院以来,枢府代皇帝掌兵权,是皇权的延伸;到北宋,军权遂完全收归中央,以“国兵”取代了“私兵”,自此京畿之外的国内任何地方都很难出现一支比侍卫亲军更强大的军队,完全实现了“居中驭外”。五代时杀害郭崇韬引发兵变、禁军屡次为自身利益推举新帝,这样的事到北宋“杯酒释兵权”之后就无法再现了——北宋文官对狄青的无情压制、南宋以莫须有罪名处死岳飞都未引起哪怕一点骚乱,这与其说是文官势力的增长,不如说是皇权已彻底驯服了军队。

实际上,在北宋确立文官之治后,军事化较浓厚的时期要么是乱世(如晚清民国),要么是不安宁的边疆——如清初广西文官编制仅有436人,更多依靠藩王和土司。这或许意味着,中国历史的演变表明人们找不到出路,能使保有相对独立权力的地方自治与有限君主制相兼容。自行其是的藩镇,其实也是限制君权的唯一壁垒,而文官与君权的天然同盟,则意味着中国人相比起君权,更害怕一群军阀的暴政。其结果,中国社会的安定总是伴随着从上往下、整齐划一的权力秩序,在换取“稳定”的同时牺牲了“自由”,也窒息了地方上的活力与自主权。每到这套紧身衣已经不合体时,矛盾迸发,在乱世的人们反倒在思想上得到喘息的机会,然而不久再度以更强的收紧告终。所谓“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并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始终未能找到“有序”与“活力”并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