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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两副面孔

杨濯2019-06-24 16:40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杨濯/文

重读经典:关于财富的科学

在《经济情操论》一书的开篇,哈佛大学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专家艾玛·罗斯柴尔德教授,如此总结自己笔下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半个世纪的激荡年代:“热情与恐惧”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并存,经济、政治、哲学、宗教的思想以及“冷静、理性的生活与感性、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时人坚信,可以从政治、法律制度和人类的思想历程中找到关于经济富足的根源与奥秘。

罗斯柴尔德在书中重点讨论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两位象征性人物:亚当·斯密与孔多塞。在罗斯柴尔德看来,他们两人许多观点都大相径庭。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孔多塞强调的是其理性、普世的启蒙意义以及“‘乌托邦’式启蒙观”;斯密强调的则是简化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意义上的“保守”式启蒙观,即“平等、自由和公正的自由主义方案”。

但是,罗斯柴尔德也注意到两位思想巨人的相似点:“他们都对经济规律的存在以及普遍不确定的政治政策感兴趣,都对作为讨论过程和解放过程的经济生活充满兴趣”。

这些思想巨人都并不囿于当代学术意义上的纯粹单一学科——“他们同样撰写关于哲学、科学史、思想史以及政治学的著作”。孔多塞在关于经济政策的著作中探讨了竞争规则、交易带来的政治影响,并强调了统领自己政治思想的主题——真理、美德和幸福所构成的“牢不可破的链条”。

更重要的是,思想巨人们所关注、讨论和争议的议题,“例如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遵从还是变革现有制度,理性抑或信仰,等等”,依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看不见的手”:被夸大的论述?

“20世纪是看不见的手的时代”。“看不见的手”被视为斯密经济学思想的主题。但罗斯柴尔德指出,“斯密本人其实对看不见的手持不同的观点,甚至对它持怀疑态度”。

罗斯柴尔德发现,斯密分别在三个全然的场合中使用了“看不见的手”这一术语,而且都是讽刺性的:在《天文学史》中,他取笑了相信“宙斯的看不见的手”的多神论者;“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他取笑了那些由看不见的手所指引的人们”。

罗斯柴尔德认为,斯密并没有特别推崇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最好理解为一个温和的讽刺笑话”。其他斯密的评论家也提到,在20世纪之前,“看不见的手”很少被提及。在18世纪的具体语境中去考察,那时候“看不见的手的含义普遍是令人不快的”。

更重要的是,“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本身,还有可能与在斯密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许多信念、主张与论点相矛盾:“看不见的手”的提法忽略了个人的情操和责任、个体生活以及个人意志的重要性,错误地认为存在全知全能的理论,以及忽视个人的政治选择与经济选择之间的关系。

如果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真的被后人夸大,那么研究的重点就应该转变为提出下列问题:为什么“看不见的手”这一提法被后人毫无障碍地接受和高估?为什么这一提法似乎又概括与涵盖了所有斯密著作中的重要内容?

经济学的立场:大众的而非君王的

罗斯柴尔德指出,“看不见的手”,代表的是斯密的三个主要观点:个人的行为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事件之间存在秩序与连贯性,个人行为的意想不到的结果有时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在这背后,则是在研究人的天性、行为与经济规则时,不忽视、贬低与排除其道德原则和内涵。

斯密以人类的种种本性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国富论》中的这段恐怕是经济学中被引用最多的话,很容易让人误解斯密是个冷酷无情、只重实利的人。

但在撰写《国富论》之前,斯密早已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了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个部分在内的关于同情、正义、仁慈、克己等美德情操的“道德哲学”,明确表示“我们对其他人行为的判断建立在同情共感的基础之上”,他人的幸福对于我们而言是必需的。

斯密用最严厉的辞句来评判那些想要制服、压迫甚至完全占有的权贵和统治阶级:“一切归于自己,不留给他人任何东西,似乎是世界上所有时代的人类掌权者们可鄙的处世格言。”

罗斯柴尔德认为,自由经济秩序最明显的缺陷在于,经济自由的体系既建立在所有人平等的基础之上,又同时对平等具有破坏性。在启蒙思想的理想型虚构世界中,“没有人极度富有,也没有人极度贫穷(或者贫穷到足以被收买的地步)”;但在现实中,更有可能的是“人们变得富有,并使用他们的金钱来获得权力、贿赂其他人,然后影响其他人思考的方式”。

所以,罗斯柴尔德提出,斯密“在经济政策的经验和知识中(尤其是在金钱向权力的转化的方面),他几乎没有信心,而且在制度的永久智慧中,他甚至有更少的信心”。而且,斯密预料到“公民之间的不均衡”在未来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会一直存在。

但是,斯密依然有理由“信赖看不见的手所安排的体系”:与各种选择都是政府调控的目标的体系相比,人们为自己做出的各种选择是更加公正的;“自由体系不是所有体系中最糟糕的,至少它比调控体系更有效率”。同时,斯密对人类性情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益处,相信人们对人格独立的热切渴望,相信人们不会们甘于被原子化的社会限定和孤立。

就像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爱德温·坎南的权威评价,斯密首次强调了大众的、市民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的道德立场,论证了利己之心的合理性。

回归关于人与全面自由的研究

可以说,作为一位“孜孜不倦的人性探究者”,斯密毫不犹豫地宣称所有的科学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人类天性相关。他既看到人们有可能在正义的框架下改善自己的状况,追求自身的利益,又对西方世界不断创造出来的新财富敏锐而富有远见地产生忧虑。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斯密的老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会以“哲学家”来称呼刚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的斯密。因为这位哲学家不仅向全世界呈现了《国富论》这部“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系统的关于贸易和税收的专著”,更是在他徒子徒孙们的推动下,让经济学扩展为可以“以自然的起因或原则为基础,对信念、实践、理论和习俗的发展加以解释”的一门学科。

遗憾的是,分工和市场竞争使我们每一个人日益变得职业化、技巧化、形式化,对建构知识和整全真理的关怀却越来越淡漠。当代主流经济学变得远离日常生活,远离理论底蕴,甚至远离原有的对道德和人文的关怀。“专业”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单纯强调“市场”概念的同时,完全回避了对权力结构、社会规范以及社会网络等市场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特征的考察。在这样的定义与语境下,经济学的底气与依凭终将消散。

罗斯柴尔德总结道:斯密相信大多数人“通常不会以极不正义的方式来追求其利益……会常常希望生活在一个其他人不受压迫或剥削的社会中。他们希望能够端庄得体。这是经济自由体系的基础。”可以说,这是古典经济思想不能完全切合现实的重大缺陷,但也是其最虔诚的愿望。

真正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大师们的所忧所求,当中其实恰恰体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恒久理念:让人在自由中获得富裕,在富裕中走向自由,从经济自由出发获得人的全面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将对经济学的探讨由器物的、工具的、技术性的层面提升和回归到关于“人的研究”的层面,才有可能让真正以人为本的经济学、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完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