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背后的“育儿战争”和“育儿陷阱”

李佩珊2019-06-24 16:48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李佩珊/文

每逢高考时节,人们总热衷于讨论教育公平、社会流动性等等话题,而对时刻牢记“拼娃才会赢”的家长们来说,告诉他们如何教育孩子考上好大学、从而走上人生赢家之路,才是永远最现实和最重要的。

问题是:为何如今的家长普遍越来越焦虑,学做“虎妈”终成大势所趋?个人选择层面的养育方式的潮流变更背后,折射出宏观层面的时代变迁。为此,《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了《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

他研究发现,地域、文化并不是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经济的不平等程度和教育经济回报率才是:在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率的国家和时代,父母往往更宽容;而在高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率的国家和时代,父母可能会更专断,并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这能帮助我们理解“虎妈”这样密集型的养育方式,为何在美国越发流行。

但他也不忘提醒我们,与此同时扩大的“育儿陷阱”,使得寒门不仅难出“贵子”,甚至亦难出“虎妈”,终将伤害到社会的流动性;而对于最为焦虑“拼娃”的中产父母而言,身陷的“育儿战争”很难不沦为自我消耗的“标尺竞争”——作为经济学家,齐利博蒂倡导进行干预来促进教育公平,并认为这最终会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时势造“虎妈”: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和密集型育儿趋势

经济观察报:人们倾向于将教育方式和种族文化背景联系起来,例如“虎妈”被认为华裔崇尚刻苦勤劳的文化的产物,但您的研究指出,经济不平等是影响人们养育孩子方式最主要的原因。您能为我们做个介绍吗?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回顾这20年来养育方式的演变,各国父母的养育方式已经变得没有太大差异。通过我和马赛厄斯·德普克的共同研究,我们发现了其中显著的规律性:当人们所在的国家或时代趋于更加不平等时,人们将会采取更严厉的养育方式,我们称之为“权威型的养育方式”。采取“权威”,不意味着强调孩子对父母的服从、父母对孩子采取“高压统治”,而是意味着父母付出更多、陪伴在孩子身边,试图影响孩子们的态度来帮助他们走向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父母可以说是其中比较极端的例子。然而,这种趋势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在其他国家,例如美国、英国、甚至土耳其,我们也会发现,身处这些越发走向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的父母,都越发向孩子强调努力工作的价值。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在不平等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值的国家,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北欧国家,以及一些欧洲大陆上的国家,例如德国、荷兰,那里的父母显然更加宽容。他们给孩子更多的自由,不那么咄咄逼人,认为孩子应该更无忧无虑地享受童年时光。

当然也必须指出,不论身处什么文化、什么时代,父母都爱他们的孩子,但他们孩子所处生长环境所内嵌的激励因素影响到了他们对养育方式的选择——我们称之为“权衡”(“thetrade-off”)。具体说来,有些父母认为孩子们快乐的童年有价值,有些父母认为孩子们成功的未来更有价值,但对于某些国家的父母而言,基于他们孩子的前途命运几乎取决于孩子童年时付出了何种努力,他们的天平自然会倒向后者。

以中国为例,通过教育获得成功,是孩子们今后获得社会晋升的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对应的选拔机制——高考,这种非常非常重要的高风险考试年复一年进行。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高考这样的选拔时刻有多重要,但换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人们并不会对之怠惰,但会对结果更放松。部分原因是,在这些国家,最终成为一名成功的医生、艺术家或从事其他职业之间的区别不那么重要,这些选拔时刻对人们人生总体的影响也更小。所以在这些国家,孩子们有可能被允许发展更独立的个性。而相比之下,在中国和美国,孩子们被要求表现得更好,更有竞争力,最后比其他孩子跑得更快。归根结底,不同国家的父母对不同的激励因素有不同的反应,选择了不同的养育方式,但我们对此不做判断。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家长们有着相同的目标:他们希望孩子幸福快乐。

经济观察报:所以我们是否可以从你的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虎妈”、直升机家长所代表的密集型养育方式,已经取代了宽松的教育方式,成为当今时代大部分国家主流的养育方式?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是的。如果回到这本书,回到我们对自己童年的记忆,我们会看到重要的差异:我们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与我们自己对待孩子的方式,已经天翻地覆。

但我不认为这背后只是养育方式“松散”或“严厉”的变化,这实际上基于父辈和我们不同的价值观。比如我的父母会认为,孩子们学会应对不同的情况,学会在街上与不同背景的孩子社交,知道如何处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相比之下,今天我们倾向于要求孩子更努力学习、在学校做得很好——其中的利害关系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的父母说我们成长时社会更加平等。当然,如果孩子们上学,父母也很高兴,但在某种程度上,戏剧性就更少了。

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他们认为可以放任我们自我成长,因为那时社会更加平等。当然,如果孩子获得了更高的教育,父母也会很高兴,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并不会像今天的家长会反应的那么戏剧化了。

经济观察报:尽管大部分人对于“虎妈”这样的密集型养育方式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您基于经济学所做的这项研究似乎揭示,虎妈作为一种将权威型和专制型相结合的养育方式,有着某些积极的合理性,特别是帮助孩子向更高的阶层流动方面。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如今,有很多人写了很多关于育儿建议的书,他们的观点却往往相互矛盾。父母学会如何养育儿女,部分是出于本能,部分是通过学习和模仿他人的行为,所以我认为父母天然比这些著作等身的育儿顾问更了解育儿之道。《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不是一本试图告诉父母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育儿书,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对家长了解在育儿时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有所帮助。

基于经济学,我们试着去合理化人们的行为,了解育儿选择背后的动因。通过对于很多国家类似“虎妈”这样教养方式的研究,我们认为倘若家长采取这样类似偏于“权威型”的“密集型养育方式”,确实往往会帮助自己的孩子在和来自相似背景孩子们的同侪竞争中取胜。

因此,在个人层面,我们认为“虎妈”不是种非理性的态度,而是对激励的理性反应。但从集体角度来看,未必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要说明的另一点是:在一个所有家长都竭尽全力把孩子培养好的社会里,鼓励学习会被大大推行,但这也会助长人们过分强调学习结果、强调分数——却以牺牲学习的乐趣为代价。要知道,乐趣之于学习同样重要,这帮助我们创造更多的多样性、带来更多的创新。所以,在我们看来,讨论“虎妈”是否合理,区分个人和集体是很重要的。

寒门终难出“虎妈”:“育儿陷阱”和教育公平

经济观察报:在中国,人们开始注意到经济不平等的扩大导致的教育不平等,“寒门将难出贵子”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的焦虑。然而,我注意到你在书中指出:在父母双方最多只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家庭中,从不参与型改变为专断型教养方式,可以让孩子获得研究生学位的可能性提高近3倍。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下层家庭的家长而言,逼迫自己的孩子勤奋,是否已经是他们最优的育儿选择?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要区分可行的养育方式和父母真正能做的养育方式。

教育程度低的父母往往很难、有时也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和中产阶级的家长一样应对育儿挑战。当然,他们可以成为优秀的父母,但是如果他们育儿的成功只取决于花多少时间和孩子一起学数学时,他们可能会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可能完全不懂数学。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没有父母往往会通过自身的教育过程中学习到的那种“软技能”,例如耐心、自我驱动。

因此,我们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当育儿竞争已经变得如此激烈时,贫穷的父母若要迎头赶上,简直困难重重。所以我们认为应对此问题,社会的一个整体目标是要促进社会流动性,提供给穷人更多的机会。

举例来说,中国有钱的父母会花很多钱送孩子上私立学校,或者是搬到能接受更好公立教育的学区。我看过《虎妈猫爸》,我知道“学区房”的价格上溢非常疯狂,对于普通家长来说,是无法负担的。因此,不得不说,育儿竞争越激烈,弱势群体的竞争能力就越弱。日益扩大的育儿差距,也让陷入“育儿陷阱”的风险越发扩大。

经济观察报:你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育儿陷阱”这个概念。按照这个概念,当前的密集型育儿意味着父母所需花费的时间、金钱成本直线上升,这是否意味着如今成为“虎妈”的成本已经加剧,沦为一个昂贵且奢侈的育儿选择?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我们书中所提出的“育儿陷阱”概念,受到了罗伯特·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一书的某些启迪。

具体而言,在美国,在来自不同背景的父母养育的孩子之间,成长方式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大。在我成长的年代,孩子们的成长并无太大的不同,我们共享着相似的物质条件。当然,倘若你出生在一个能为你提供更好条件的家庭,你会成长得更轻松、茁壮。但在如今这样一个一切以阶层为基础的美国社会,富裕家庭往往会搬到同一个高级社区。贫穷的家庭当然负担不起,所以他们往往聚集在同一个贫穷的社区:那里的学校都不太好,学业上更放纵的孩子们互相影响。要知道,学校教育对这些孩子的成长有着更大的影响。所以,假若你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的家长,在某个时候你注定会放弃,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你永远不可能把你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你知道社会流动性的载体已经分裂、消失,这正是我们所说的“育儿陷阱”。

我们之所以拿“陷阱”做比方,是因为有些父母最终可能会感到气馁,认为自己无法参与到育儿中,也无法像其他家庭一样帮助自己的孩子。但在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中,“育儿陷阱”其实会较难存在。我女儿出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她生命的最初几年,她和所有的幼儿们都上同一所幼儿园。我们居住的城市居民普遍小康,城市内部的社区划分也不太受富裕程度差异的影响。像新加坡这样一些国家也是如此推动的。我的确认为,这可以为社会更加良性的组织和扩散提供指导。

经济观察报:在这本书中你花费了相当篇幅研究中国的高考制度。中国近些素质教育的潮流兴起,使得中产阶级的家长更加焦虑孩子的课外活动和特长的培养,像美国的家长们一样。正如你在书中提出,中产阶级父母往往是最焦虑的、受影响最大的。但也有声音指出,这种改革对中产阶级的孩子更有利,并不比唯分数论的高考更公平。在你看来,中产阶级家长总体是更焦虑不幸的,还是更幸运的?高考到底如何改革才能更加公平?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我们应该对高考采取一种更平衡的观点。我们应当认识到,对于出身于贫困家庭中极具天赋的孩子来说,高考是帮助他们改变命运、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其实更应该对昂贵的私立教育系统保持警惕:在这样的系统里,私立学校形成了“一条龙”。学生需要先进好的私立学校,才有可能上好的私立大学。总体而言,我认为高考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是没有错的。

但我注意到,关于高考某些分化的因素的影响似乎越来越大。生活在特定地区、来自于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家庭的学生,在考试中一直表现得越来越好、占据优势,这导致生源的分层加大了。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这样的趋势?增添更多衡量的因素是否有用?假如拿美国来参照,美国最好的大学在衡量录取不同背景的候选人时,已经不仅只看SAT或ACT这样标准考试的成绩,而是会参考候选人具有的更广泛的能力。这本该更能帮助招生贴近社会现实,这套机制实际失效了,因为它对能力的判断实际上是基于候选人的课外活动是否丰富。孩子们不得不努力参加各种培训班和课外活动,家长则耗费金钱、时间,使得孩子能填写出一张好看的简历。

我对中国高考制度的建议是,第一,尝试提高“高考”的多样性,以便让孩子们有可能根据他们的才能被进行分类。传统的高考倾向于测试核心课程的核心学习,学生们需要为学习海量的知识付出巨量的努力,但这些知识往往具有同质性。同时,我们应当考虑到,也许有些孩子更擅长书本知识以外的其他一些事情,例如解决现实问题。所以,在考试中测试学生是否具有更为广泛的成熟度,或许也是个选择。例如芬兰,正是这样做的。学生们被要求解答一些不太容易从书本上学习的问题,例如如何应对失业,或回答自己不得不搬到另一个城市的经历。实际上,学生如何解答这种问题所反映的情商,会反映出他们在更广泛概念上的成熟。

第二,目前中国不同大学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仍旧是比较高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中国确实有清华、北大、复旦这样的顶尖大学,但排名在中国前20所高校之后的大学,综合教学质量则断崖式地急剧下降。

但一旦考虑到着越来越多的人类工作将被机器取代的未来,对于那时所有的劳动力来说,拥有更为广博的知识和广泛的技能都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帮助本国大多数不同层次的高校都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非常重要。欧洲国家的教育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榜样,大多数欧洲院校的学生都可以接受到基础广泛而又高质量的教育。不过,建立起这样的教育系统,也许要牺牲掉一些卓越学术中心为代价,这或许是中国目前所不希望的。但我认为减少学生受教育机会方面的不平等是更重要的,这将会大大减少他们在高考中彼此厮杀的动力,而在根本上增加他们获得更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

当然,没有什么是免费的,构建起这一切都需要投资。加利福尼亚州依靠公立资金支持建立起来的州立高等教育系统是我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加州不仅仅有一所好大学,而是有好几所质量不错的大学。总之,这样更为机会均等的高等教育系统在促进创新和成功方面非常重要,对于中国而言也有着可以借鉴的意义。

“育儿战争”的两面:“标尺竞争”和性别平等

经济观察报:你在书中指出,家长们的养育决策受到教育回报的影响。但应届大学生平均收入已经开始下滑,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却在急剧上升。举例来说,在2000年到2016年间,美国大学生受教育的年平均成本从1.5万美元升到了3.2万美元。考虑到教育的回报降低、成本升高,这会促使更宽松的养育方式作为主流回归?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除了考虑平均收入以外,我并不确定教育的回报真的会降低。以美国为例,讨论教育的回报如何,所需考量的因素相当复杂,如今回报的高低和你大学所选择的专业的联系更为紧密,但仍然和你的学校背景有关。我知道在中国的人才市场上,大学学位带来的价值似乎开始贬值,但我不确定这种情况是否会持续下去。我怀疑的是,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更多的人进入了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他们所在的学校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以致于他们没有接受到很好水平的教育。这些因素也必须被考虑进去。

继续拿美国举例。即使目前美国的高等教育成本很高,接受高等教育仍具有相当的成本效益,而且很被需要。确实有一些例如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个人案例逃脱了“上大学改变人生”的普遍规律。但当你审视大部分美国人普遍的成功路径时,你会意识到上大学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不认为教育的回报会降低。首先,在接受了高等教育者与没有接受的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会持续降低。此外,这种回报的差距,将会继续吸引那些育有孩子的家庭的关注和评估,从而影响他们的养育方式的选择。我的预测是,除非美国以某种方式进行了社会政策改革,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平等,否则密集型的养育方式而非放任型的养育方式仍将占据主流地位。

经济观察报:作为经济学家,你将家长们的“育儿战争”视为一种“标尺竞争”,并支持政府进行干预,特别是对弱势儿童的早期幼儿干预。但中产阶级的家长们也开始越发重视幼儿教育,盈利的幼儿教育产业已经非常的火热,有限的优质早期教育资源被抢夺之后,或许会更加稀缺。这种趋势将会让育儿的“标尺竞争”更加恶化吗?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对弱势儿童的早期幼儿干预,这是我们在美国讨论过的如何提高教育公平的基准措施之一,它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对于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口而言,改善生命中早期生活状况的机会仍然非常重要。在我所住的纽黑文,城市中很大一部分人口都处于都被剥夺的状态中。那些人非常贫穷,那些为他们提供资源的干预项目被证实非常有效。此外,对于农村来的工人而言,这些项目帮助他们的“留守儿童”有机会来到城市,这也会给教育公平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然而“育儿战争”不仅仅发生在幼儿阶段。当孩子们年龄渐增,家长们打响更加激烈的“育儿竞争”时,我们仍认为干预是有价值的。因为在这种强竞争的育儿机制中,家长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督促自己的孩子超过别人的孩子、抢夺有限的资源,实际上却得不偿失,陷入对于自身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之中,我们将之归为“标尺竞争”的范畴。在“育儿战争”中,不被重视的是,孩子们本该拥有的快乐童年,由着天性发现自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可能性,都被浪费了。

我们应当提倡对这种“育儿战争”进行干预,并且相信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育儿激励机制的某种干预措施,最终会惠及到我们所有人。事实上,家长必须能够区分什么是你在强迫孩子做的事情、什么是孩子真正能从中学到东西的事情。举个例子,当孩子尚小时,现在的家长往往就会敦促他们参加大量的活动班,我女儿三岁时就进入了一所音乐学校。学习音乐或其他的活动,本身自然有其内在的价值,当父母不强迫孩子的时候,这些限制往往会被超越:父母们往往认为帮助孩子尽早发展才艺对孩子性格的发展有相当的好处,但实际上,这往往只能培养孩子们更有耐心忍耐。

经济观察报:在对这本书的总结中,你认为你更喜欢自己所体验到的这种“密集的”、也是更为亲密的父子关系体验,并认为这得益于性别间更平均的育儿责任分配趋势。你在书中指出,二战时本土男女同工以支援战争,这影响到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推测,当下的更加性别平等的育儿责任分配,将对女性有着相似的帮助?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是的。如果把今天的社会和五、六十年前的社会相比,我们看到父亲们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虽然这仍然远远称不上性别之间的公平分配。我在与孩子之间更亲密的关系中获得了反思,这是非常积极和有益的。但就女性的情况而言,这种分配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更普遍的平等,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大多数国家,女性在家庭抚育中承担的责任压力仍然远远超过男性。

实际上,目前育儿责任分配,仍然与家庭和工作之间的权衡紧密相连。北欧国家的父母,无论男女,都享有呆在家里抚育孩子而不脱离劳动力市场的福利。然而,即使在那里,我们也并不能看到男女在经济上的机会已经变得完全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