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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彬/文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强制垃圾分类的时代终于来临。上海这次把垃圾分成4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目前，在舆论场里集中讨论的是怎么区分干垃圾、湿垃圾，诸如，“哭得再伤心的湿纸巾，也是干垃圾，再干着瓜子壳，也是湿垃圾”“小龙虾壳属于湿垃圾，牡蛎壳属于干垃圾”。

其实，一个更严肃的话题是：“可回收垃圾”到底怎么回收？我们经常说：分类之前是垃圾，分类之后变成了宝。垃圾因为分类变成“宝”之后，就成财产，那么产权该归谁？《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没有对“产权”做出明确规定，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摸索。

各大城市都面临着“垃圾围城”的困难。以上海来说，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是在郊区的南汇老港填海。但是，垃圾被填海或者焚烧之前，里面可回收的部分，大都通过拾荒人群进行人工分拣了。拾荒者像工蚁一样，对中国的环保事业功不可没。

如今垃圾分类了，特别是可回收垃圾因为分类之后变成了集中的资产，可能会消灭掉拾荒者这个古老职业，正如电子支付消灭了街头扒手。如果拾荒人群消失，那么反过来会对城市环保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这次地方法规强制要求分类之后，“可回收垃圾”集中在固定的垃圾箱房里。垃圾厢房开放有规定时间、设有防掀的盖板，还有志愿者蹲守，拾荒者很难从垃圾箱房里捡拾垃圾，他们的“职业前景”会更加黯淡。

上海的一些方式是，由街道、社区自行和相应的回收公司合作，处理这些可回收垃圾。目前，一些小区里已经出现了外观美观的“回收站”，民众可以向里投递塑料瓶、易拉罐等，并且还有积分、礼品的回馈。有的回收站还贴上了互联网+、碳交易等标签。这些“回收站”看起来很美，也和网络上流传的德国等回收模式相似，但商业道路能不能走通？

事实上，可回收的垃圾——哪怕是饮料瓶、纸板箱这种“硬通货”——在C端上也鲜有做成功的。用一位环保学者的话来说，半途而废的企业来来回回已经很多了。当下垃圾的市场价格是：报纸6毛一斤，饮料瓶1毛钱3个，C端的垃圾回收体量太小，集聚成本、设备折旧、人工成本巨大，很难适应正规公司的规模化运营，如果没有完整成规模的产业链，坚持不了太久。这个行业天然适合拾荒者这种都市边缘人群。

另一个现实的困难就是，可回收垃圾的范围远比“可商业化回收垃圾的范围”要广。硬纸板、玻璃、塑料、金属都算可回收垃圾，但其中“硬通货”往往是大型废铁、纸板箱等，其他“可回收垃圾”价值不高，回收成本不低，可能得不偿失。用有关官员的话说就是，“附加值高的可回收垃圾”有人抢着要，但是“附加值低的可回收垃圾”在分类后还是没有人愿意收，还是事实上“不可回收”。

有媒体称，垃圾分类打开千亿元市场空间，甚至资本市场上有了“垃圾概念股”，但通过行政手段收取垃圾处置费可能需要深思。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这部“垃圾法”吸引了曹建明、张春贤、吉炳轩、万鄂湘、王东明5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参加审议，立法者也担心对垃圾处置的收费处理成为民生之痛。

垃圾分类是一个大好事，但是回收垃圾的商业模式能不能走通，仍值得摸索，它并不会随着立法而直接诞生，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甚至试错。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