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足够的灵活度，他懂得取舍，他会洞察大局而改变，但他为了达成目标始终坚韧不拔。）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有一则有关狐狸和刺猬的譬喻广为人知：“狐狸知晓许多事，刺猬只专注于一件大事。”这句话用来形容两类人：狐狸比喻那种心思灵活，遇事应变能力强的人；刺猬则代表那种做事一根筋，却能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的类型。历史上的名人伟人，身上大多都可以找到狐狸或者刺猬的影子，但真正伟大的人却常常能把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品格集于一身，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在《论大战略》（OnGrandStrategy）中对这种同时具有两种品格的人推崇备至，加迪斯认为历史的大转型期，需要的正是能同时驾驭这两种品格的人。

林肯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就是大转型期中一只有狐性的刺猬。

加迪斯对林肯的评价是“坚定而不任性，正直而不自以为是，正义而不说教。”连续三组排比都是为了凸显如何将貌似矛盾的品格融于一体。

废奴前夜

美国南北战争是林肯面临的最大挑战，南北战争中林肯废奴则是他终身的成就，为后世垂范。如果梳理一下林肯如何打赢内战，避免了国家的分裂，又是如何最终废除奴隶制，解除了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不公平，不难发现，“目标坚定，手段灵活”是他在转型期中成就大事业的不二法门。

美国内战爆发前的1859年，是值得关注的一年。在当年的一次拍卖上，黑奴的人均价格超过700美元，以此计算，整个南方600万黑奴总资产价值约40亿美元。黑奴相比土地而言，是更好的资产。美国南方的土地优劣不一，且不是那么容易流转，黑奴则不同，因此围绕黑奴的交易非常热络。一年之后，1860年的另一次拍卖，黑奴的人均价格超过了1000美元，有一阵子“黑奴热”像淘金潮一样，不断推高黑奴的资产价格，甚至黑奴的孩子（家生子）的价钱也水涨船高，体现出当时的人要么对南方奴隶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被废除非常有信心，要么就是背后有巨大的金融驱动力。

黑奴制是美国独立之后遗留的最大的政治包袱。为了赢得创始十三个州的联盟，美国开国元勋用维持现状和搁置争议的方式避免正面应对非正义的黑奴制度，把解决黑奴制度扔给了后人。黑奴被界定为人加资产。作为人，他们按照五分之三的比例计入各州的人口，作为计算各州众议员名额的基数（每个州按照人口的多寡确定众议员的人数），同时美国宪法也把奴隶作为一项财产，给予保护。

这种做法是一种典型的对南方的妥协，黑奴人口打折计入总人口，保证了南方以人口计算的选举总统的选举人票数和众议员人数，足以在美国建国早期的联邦政治中抗衡北方。对黑奴作为资产予以宪法保护，则确保了南方农场主的经济利益。

这种平衡在1860年前后被打破，北方吸收了超过200万来自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打破了南北人口比，也就是打破了政治平衡。在美国拓边的西进运动中，南北方的政治博弈聚焦在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上，南方竭尽全力发展新领地为蓄奴州，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自由州的数量显著增加，在联邦参议院里的南北政治平衡也会被打破。

工业革命后以英国引领的全球化让美国北方越来越不能失去南方。南方的棉花为英国的机器棉纺工业提供了最重要的原材料，也是美国出口的大宗。同时，北方的工业化进程刚刚开始，需要进口大量的英国工业品，比如说铺设铁路的钢轨和火车的机车。南北经济，一个出超，一个入超，整合起来恰恰保证了美国经济整体的国际收支平衡。南方如果独立，北方将陷入支付危机。

这就是林肯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面临的棘手局面。南方为了维持奴隶制，不惜以退出联邦作为要挟，因为在南方庄园主看来，于公于私，如果废奴是大势所趋，他们都将是受损害的一方——政治天平倒向北方，经济上则是最重要的资产清零，甚至债务累累，因为以黑奴作为抵押的借款比比皆是。

南北战争可能避免么？联邦政府可能用赎买的方式来解放黑奴么？不可能！美国政府当年的预算只有6500万美元，以1859年黑奴的资产价格计算，联邦政府62年不吃不喝省吃俭用才能负担。

林肯因此只有一个目标，对此他异常坚定，那就是确保联邦不瓦解，确保南方不独立。

林肯其人

马克思称林肯是“劳动阶层一心一意（为民谋福利）的儿子”。和许多同时代的人相比，他没有煊赫的家室，也不是开国元勋的子侄，出生在肯塔基州的一个贫苦家庭。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18岁开始做过各种不同的职业，最终成为一名土地测绘员。

在政治上，林肯也不是年纪轻轻就独占鳌头的那种，甚至可以说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在政坛稳扎稳打的典型。25岁他竞选伊利诺伊州的州议员成功，连任三届，经过州内政治的洗礼，他开始积累起进军全国政坛的雄心。37岁的时候，他经过几次竞选失败，终于当选联邦参议员，进入首都华盛顿的全国政坛。1960年，他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此时他51岁。

加迪斯在《论大战略》里认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需要驾驭三大重要元素：规模、空间和时间。

规模，就是恰当的比例，也就是处事懂得拿捏分寸，不惊慌，不自满，有韧性，有应对。空间，是期望与外部环境交汇的地方，也就是理想面对现实的场景，需要有大局观，有灵活度，敢于取舍。时间，强调的则是把握好恰当的时机，有等待的耐心。

这三点，需要经验的积累与现实生活的锤炼。对复杂生命体的研究发现，混乱中往往能涌现出秩序，尤其在生命体不断的涌现和变异过程中，反而能形成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人也是如此，能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就是韧性，就人而言，有韧性比僵化的思想更容易适应未知的环境。

林肯有基层的磨练，有失败的经验，从小事做起，在政治上并不谋求晋升的速度，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自己争取下一个政治目标的时机。机会来临的时候，他的政治野心也会增长，但从来不会跳出可控的范围。在任何时候，他都保持低调，懂得韬光养晦。

林肯很懂得Humility（谦逊）与Humiliate（羞辱）的区别，两个英文词都源自同一个拉丁语词根，也就是“接地气的”，根植于土地的。追根溯源，谦逊的本意是扎根土地，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因为平等，因为和别人一样接地气，所以才会谦逊，才会知道自己的平凡和不足，才不会自以为是。羞辱则是因为脱离了生长的环境，开始离地飘升，缺乏地气，与平民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远，自满自大，最终则可能落得被羞辱的结局。

美国历史上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小亚当斯）是林肯最好的对比。小亚当斯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长子，也是美国建国创始人二代中的佼佼者，是一个从小就被培养要成为美国总统的人。小亚斯和他父亲一样，只做了一任总统，而且得位不当（利用程序，虽然输掉了选举人票，因为竞选者没有人赢得多数票，小亚当斯用幕后手段，经由众议院选举当选）。下台之后，亚当斯竞选麻省众议员获胜，算是自降一等，然后才真正深入基层，才真正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卸任总统会选择竞选政治影响力要低得多的联邦众议员。对于亚当斯来说，这是他的救赎。

小亚当斯煊赫的家世给了他宏大的期望，这种期望激励他，推动他，也成为他萦绕不去的梦魇。在关键时刻，也就是1825年大选时，选举人团投票99:84，他的竞争对手杰克逊领先的时候，他失去了“常识”，没有大方地认输，却利用规则漏洞和幕后操控攫取了总统之位，不仅任上少有建树，而且在四年之后被灰溜溜地撵下台。他之所以后半生在众议员位子上做了二十年，就是因为那儿接地气，那儿能让他找回并运用“常识”。

林肯与小亚当斯的对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断在摸爬滚打中积累的经验（也就是在边缘混乱中形成的韧性），比那些无知者无畏要强，因为无知者面对挫折的冲击会无知所措；同样，丰富经验的人也比含着“金勺子出生”的人要更能适应未知的环境，因为他们不会自以为是。

坚定的目标，灵活的手段

1861年南北战争打响之后，废奴为什么不是林肯的第一个决策？难道南北战争不就是要解救黑奴于水火之中么？

不是的，废奴不是林肯坚持的目标，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联邦的完整。

直到1962年的8月，他仍然公开演说道：“我最重要的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保留或者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却不用给一个奴隶以自由，我会这么做。如果我需要给所有奴隶以自由才能拯救联邦，我也会那么做……”

他并不是言不由衷，拯救黑奴从来不是他的首要目标。开战之时，他禁止军官给被俘的黑奴以自由，因为他希望遵守宪法中对私有财产，包括把黑奴作为私有财产的保护。开战之际也绝不是废奴的好时机，因为那会极大地强化敌人，把敌人逼上绝境。

但林肯绝不是不务实的人，当军队让逃脱的黑奴为部队做后勤支援工作时，他也并没有反对。

随着战争的进展，战斗陷入胶着，北方一直没有打开局面，林肯开始意识到，解放黑奴的政策会成为推动战争格局改变的那颗多米诺骨牌。北军已经开始征召黑奴作为支援，难道战争结束之后，还会有人把曾经与自己并肩战斗的黑人重新打回成奴隶么？既然北军已经取得了一场惨胜，为什么不借机扩大战果？这是废奴最好的时机，因为可以瓦解对方，壮大自己。南方的农场一定会发生骚动，北军一定会有更多黑奴主动参战，敌我态势会因此发生巨大分化。

这就是林肯对时机的判断，太早废奴会葬送掉南北战争。但是在交战的过程中，林肯开始清醒意识到，解决美国立国者在建国时面临两难困局——要么解放奴隶，那么十三个州一定不可能合成一个强大的联邦；要么选择联邦，那么就要姑息南方的奴隶制——落在了自己的肩头。建国者选择了合作优先，至于存在的内部矛盾（黑奴制），则留给后代来解决。两代人以后，奴隶制的存废已经成为联邦中最大的矛盾，既然已经爆发了内战，彻底清除奴隶制，也就是清除建国时残留的大矛盾，大问题，大不义，自然就内化成了内战的目标之一。换句话说，开战之后不久，局面演变成打赢战争才能挽救联邦，而废奴可以帮助打赢战争，废奴也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建国之初就埋下的主要内部矛盾，废奴与挽救联邦的目标也就统一了。

那么会不会违宪呢？在清醒认识了首要目标之后，林肯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尽管解放黑奴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没有补偿的对私有财产的侵犯，但战争可以把违宪的变成合法的。

1863年1月1日，林肯签署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他对废奴时机的选择，凸显了他掌握“空间和时间”的娴熟。空间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林肯的经历告诉我们，经历了现实的淘洗，不仅让理想的实现有了具体的步骤，甚至让理想被忽略的部分也全部展现出来。其实，在美国拓边的西进过程中，在联邦里容纳奴隶制的灵活性越来越小，只是为了顾全联邦的大局，当政者一直在姑息奴隶制的推广。林肯在内战开打之后才清醒意识到，在挽救联邦的内战中彻底解决奴隶制，也会完成对建国者姑息不正义行为的救赎。

审视历史，会发现人的自由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性也是一对矛盾。历史的演进绝不只是某个偶然事件能促发的，比如说萨拉热窝发生的对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的刺杀。当然历史也绝不只是注定，例如大国崛起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虽然大多数以战争告终，却也有和平崛起的案例。关键时刻关键人物的关键选择，可以左右历史的发展。但是这种关键人物有他的特质。林肯就是拥有这种特质的关键人物：他接地气，有经验的积累，所以拥有了适应未知的韧性；他坚守目标，并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把目标看得更为清晰，所以他才会抓住时机，把贯彻自己的首要目标——拯救联邦——与废除黑奴制度这一迟到的救赎合二为一；他有足够的灵活度，他懂得取舍，他会洞察大局而改变，但他为了达成目标始终坚韧不拔。

就像本文开篇已点明的他就是大转型期中一只有狐性的刺猬。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