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生活可以虚假,但小说必须真实

陈丽萍2019-08-26 15:22

(图片来源:壹图网)

陈丽萍/文

2014年,《经济学人》将麦家的成名作《解密》评为年度优秀图书时,推荐语是“终于有一本中国小说,不需要欧美读者对中国有特别的了解就能读懂了”。“终于”一词的使用,微妙地将麦家与他同时代的中国本土作家做出了区分。

与莫言、苏童这些高度扎根于乡村现实的中国作家相比,阅读麦家的小说,的确不需要太过复杂的中国语境。在“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到的地方”,天才与机密,这一对主题赋予了麦家小说脱离中国现实的合理性。这种区分本身即是对作家的肯定,又留下了争议空间:一方面,他的小说涉足了一块从来没有人写过的隐蔽世界,独立于中国当代主流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另一方面,其作品的畅销和类型化,又使得大众对他的理解更多的止步于流行和娱乐。

麦家的作品与现实所形成的疏离感,根植于他的童年经历。1964年出生的麦家,整个童年都被笼罩在那个时期的阴影里。“我的家庭是被时代抛弃的,父亲被划成右派,又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时期,我既是一个旁观者,同时又是一个受害者,坏的东西容易成倍的放大,同时自己又束手无策,一切都在承受当中,这种承受造成了自身的压抑,当你觉得这个世界越黑暗越恐惧的时候,你会产生另外一种期待,就是对英雄的一种想象。”

也正是外部世界带给麦家的挫败感,让他转而寻找内心世界的安慰。11岁起,麦家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我写日记是自话自说,是肚子太饥,没有正粮吃,以杂粮充饥而已”。

1986年,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毕业之后,麦家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图书馆是麦家最常去的地方,他个人对于文学母体的想象也来源于这一阶段接触到的欧美文学作品。

让麦家下决心走上写作道路的,是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突然,塞林格告诉我,小说可以这样写,像我写日记一样的写,我就这样开始整理日记,尝试把它们变成小说,变成我的《麦田守望者》。”

麦家通过自我书写和阅读躲避着自己的童年,直到新作《人生海海》,他才首次采用童年视角,直面自己的过去。这种直面并非是一些诸如“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废话”,而是更为内省和隐晦的:《人生海海》将中国传统农村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汇入历史的变迁中,稀释掉了以往麦家作品中对于个人英雄的极端想象,回归到了个体生命的渺小和无常。

问:经济观察报·书评

答:麦家

“人生海海”中的文学之路

问:你是1964年生人,你年轻的时候读书环境是什么样的?

答:相比我们那个年代,肯定是现在的读书环境更好。我们那个时候没书读,我少年时期能找到一本书读就很不容易了,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林海雪原》。那个年代中国出版的书也很少,再加上我是在农村长大的,而乡村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和文化很贫瘠的地方,读书的机会就更少。现在的读书环境是另一个问题,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信息和知识太泛滥了,选择太多,让人开始厌烦,人们又开始害怕读书。

问:你进入大学是1981年,是在恢复高考之后。之前看和你同辈作家庞贝的访谈,说到你们,包括莫言都曾在一个系统里呆过。在军队的教育系统里接受文学训练,这似乎是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但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你能说说这段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和人生道路有什么影响吗?

答:我的经历,大体上和同代通过恢复高考改变命运的人经历差不多,但比较不一样的是,我高考时选择的是军校。我1981年考上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然后就留在了部队,后来转业。上大学之后,我开始慢慢对文学产生兴趣。到1989年,我就决定把文学定为志向,所以又二次报考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系,读了两年。我是军艺文学系第三届的学生,莫言是第一届。

从1980年代开始,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都离不开军队体系的培养,很多现在著名的作家都曾经有过军营生活。比如王朔、阎连科、严歌苓等。我个人觉得,这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是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的军营相对来说是一个重要和体面的阶层。而且军队的纪律性很强,军队中的人也比较容易形成自律的生活习惯,读书的机会也比较多,而当时地方上是比较混乱的,没有学习的环境。部队的生活也相比地方要有更多的创作素材,它本身的环境和氛围是建立在对抗机制上的,比如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就催生了很多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比如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

问:你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小说要让人看到生活的希望和亮光,获得一种能站立起来的精神,而不是趴下,在怨毒和呻吟中沉沦。”那你觉得与之相反的人性当中的黑暗面,又该如何处理呢?

答:很多东西都不是绝对的,今天这个东西是消极的,可能到明天就变成了积极的。我觉得生命本身是不可拆解的,它的黑暗面和光明面是共存的,选择哪一个,往往是一念之差,这种矛盾性使人变得更加完整。我所说的希望和光亮,当然不是说要忽略人性中的复杂性,一个真实的人肯定是不完美的。曾经有一度中国文学的问题就是,塑造了大量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以至于让人们觉得虚假。

问:《人生海海》这本书与你之前的作品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故事背景的转换,从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隐蔽部门,换成了乡村,小说整个的节奏和人物关系都有很大的不同,节奏也变缓了。这种转变对你来说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答:是的,我之前的作品是关于一个特殊职业人群的命运和故事,但这一题材本身逐渐让我的创作受限,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写作不能老是在一个地方,这种转变是很正常的选择。在这个小说里,首先你可以闻到乡村的泥土气,也有乡村的肮脏、驳杂和混乱。以前人们都说我的小说里没有烟火气,因为军营本身就是远离日常生活的,里面的人物关系是非常直接的,更多的是在展现个人与国家的一种特殊的关系。比如《暗算》里面,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这既是小说的主题,同时也是小说的形式,里面的故事完全是是互相独立、互不来往的。这种形式和结构本身,象征里面的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隔离的,但精神和价值上,他们又是一个整体,是国家的一种象征。但《人生海海》里,每个人都是朝夕相处的,它更有日常生活的一面,有人与人之间相互纠缠的部分,有亲情和爱情,也有相互的仇恨和斗争。这种鸡犬不宁的生活图景,在我以前的小说中是很少见的。

我以前的小说,是正面来写一个凡人如何成为英雄的,但《人生海海》里的主人公上校一上来就从英雄回归到了一个凡夫俗子的生活,然后再从闪回中回忆他之前跌宕的经历和故事。这个故事不但牵扯一个人的命运,还牵扯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我试图从一个不可描述的地方书写整个民族的历史,同时承载个体的悲欢离合。

生活之上的虚构写作

问:你之前在新书发布会上说,“虚构作品是要追求一个更高级的真实”,你是怎么理解“更高级的真实”的?

答:这也是小说存在的理由。小说来自于生活,但是生活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人活着就有他自己的生活,那为什么还要写小说?因为生活本身是泥沙俱下、杂乱无章的。生活本身是匍匐在地上,趴在地上,谁都看不到,或者是你什么都看到,但其实什么都看不透。而小说为什么是小说?小说要对生活进行提炼,它要离地三尺,然后让大家再来去看它、仰望它,之后又让人想起生活本身的味道。

但我们现在的很多小说不是这样:有些作家把虚构当作一种无限的权利。但小说绝对不是没有约束,没有规矩,而是要有巨大的把控能力。我曾经和读者交流过的一个话题是——生活的虚假和小说的真实,生活可以马虎和虚假,但小说必须要真实。在我最近看的一本冯内古特的访谈里(《冯内古特:最后的访谈》),他说:“我拒绝任何一切不真实的事物进入到我的小说里,进入到小说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这是小说存在的最坚实的理由。”我很认同他的说法。小说的虚构是建立在更高级的真实之上的,我觉得非虚构写作的兴起,是对当代小说家的一种嘲笑。一个小说特别发达的年代,人们是不需要非虚构的,因为好的小说本身就有非虚构作品的价值。

其次,严格意义上我觉得也没有所谓的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的重点还是“虚构”。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非虚构作品的价值,其实更多的是如何去讲一个故事而不是流水账。这两年我也看了中国的非虚构作品,但只能说作品的主体可能是非虚构的,但依然不可避免地要运用虚构的手法去写。非虚构写作我觉得只是一时的潮流,中国文坛就是这样,隔一段时间就要提一些说法,强调一下。但不一定就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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