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静 出生于1953年的汤敏身上有三个标签——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生、高考扩招之父、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

除此以外，他还有着很长的头衔，国务院参事、中国经济50人成员、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副代表……但在他眼中，都不及他现在的身份和所做的事情令他喜欢——用科技填平教育鸿沟。

在很长时间里，汤敏一直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但在9年前，汤敏突然给朋友们发送了这样一条短信：“换一种活法”。投身到教育公益中去，就是汤敏选择的下一站。

2019年9月10日教师节，汤敏疾步出现在位于京城大厦的办公室内，十几平米的办公室被一堆堆物流包裹占据了一半的位置。进门时他无意中被风扇电线绊了一下，但此刻，汤敏显然已经顾不上这些。

这几天，他正在为一项公益项目奔走忙碌。这项名为“青椒”的计划是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为乡村青年老师提供专业课程、师德课程和分科课程的培训，课程开设初衷是为了把乡村老师留住。在过去两年时间里，他们为20多个中西部农村学校培训了5万多名乡村教师，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培训，是利用互联网的方式进行线上授课，就在这一天，又有上万名乡村教育工作者们开始了为期一年培训的第三次课程。

在过去9年时间里，汤敏和他的团队还做过双师课堂，“银龄计划”、“小鹰计划”、“常青义教”等类似的公益计划。有的获得了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由国家财政拨款推广至贫困山区，有的已经在全国20个省，几百所乡村学校中进行试验。

2013年，被称作是幕课的中国元年，大规模在线教育的大幕开始在中国拉开。只要有一台能够连上互联网的电脑，你就能学到想学的课程，且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它的出现被无数人寄予希望，并被看作是印刷术发明以来对于教育最大的一次革新。

汤敏是幕课的支持者也是积极的推行者。2014年汤敏出版了《幕课革命》一书，书中他写到：在传统的教育方式下，教育不可能公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在幕课下教育公平终于有了希望。

把优质的教育资源利用互联网的形式输送到最贫困的地区去，用教育阻隔农村贫困的代际遗传，汤敏说，他想让全世界没有解决好的教育公平问题在中国得到大规模缓解。

重启高考

1977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从操场喇叭中传出时，汤敏和他的学生们正在农场翻地。原本热闹无比校园，瞬间安静。那一年，汤敏正在南宁四中做一名数学老师。

很快大家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

中国高考被迫中断了10年，无数知识青年投入到上山下乡中。汤敏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5岁时跟随父母迁往广西南宁生活。在他的记忆里，由于外部因素带来的停课让自己几乎没上过初中，高中也只读了两年就到农村去插队。

汤敏笑称自己是无知识的知识青年：“那年我只有18岁，只比我的学生大一点。知识储备不足，给学生上课心里都发虚。”

高考恢复的消息像一声惊雷，震醒了沉睡中的知识青年，也震醒了汤敏。

多年后，坐在办公室回忆起这段岁月的汤敏，依然很唏嘘：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高考的恢复意味着人才选拔的标准发生改变，不正常的教育秩序将逐步走向正轨。恢复高考让无数学生父母意识到，自己的孩子不用再走上山下乡的唯一路径；让学生开始意识到学习是有意义的事情，个人的发展将和自己的努力联系在一起。

把荒废的知识补回来，汤敏动了参加高考的心思。

从知道考试、备考到12月参加考试，仅有1个月时间。期间，这位24岁的高龄考生还曾因为自己教师的身份出现过不允许报考的经历，但好在最后化险为夷。

用他的话说：“那一个月真是人生中最紧张的一个月，高考是由多门考试组成，当时我只有一些数学功底，在此之前，物理、化学这些科目都没有接触过。白天要到学校农场带领学生劳动，学习只能放在晚上，熬着煤油灯。在临考前，我数学基本上就没看，主要用来突击物理和化学。”

和汤敏同样变化的还有他身边的学生——学校开始变得安静，课堂上认真学习的人数开始增加。而在恢复高考前，学校中还广泛流传着读书无用论，学校和老师的作用也只是把学生管理起来，不去社会上捣乱。

“要知道中国真变了，就是从恢复高考开始的。”汤敏这样认为。

高考制度的恢复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1977年12月10日，中国500万考生走入重新打开的高考考场，27万名考生最终脱颖而出。同年，《人民日报》上沉默10年的高考话语随之破冰，在4版开设的“考场内外”栏目，发表了《考场内外处处春》《老教师话高考》《考生的心愿》等5篇文章。

1个月后，汤敏站在了武汉大学门口。

高考扩招之父

21年后，曾经被高考改变了命运的汤敏也即将给高考本身带来变化。

将经济学家汤敏与教育扯上关系的原因是一份《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被国家采纳。随着这一建议书的被采纳，中国高校扩招正式在1999年拉开序幕。

一个数据显示了这样趋势，中国高考招生规模从1998年108万扩大至1999年的159万，增幅超过47%，而这一建议书的写作者正是汤敏和他的妻子左小蕾。

汤敏事后回忆，决策层之所以采纳这份建议书的原因，很可能是其中提到的，通过扩招可以部分解决下岗工人的就业压力，正好契合了199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情况。

在中国经济史中，1998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此前一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在席卷泰国后，还在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等地波及，与此同时，中国本身也正面临一系列重大改革之后的一些变化。

中国政府在这一年启动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等一系列措施。

从武大毕业后，汤敏曾有过两年短暂的留校任教经历。在这之后，他又远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经济系博士，毕业后被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聘为经济学家。作为负责东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的汤敏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正好处于危机的中心口——菲律宾，亲眼见证了危机中东亚各国糟糕的经济环境。

1998年，回国探亲的汤敏敏锐地发现，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鼓励大家买房、买汽车、买冰箱等等，但在当时经济情况下，以这种方式刺激经济，难以对普通民众奏效。“唯一可能见到效果的就是扩大高等教育。”汤敏说。

教育是消费的另一种投资，在汤敏看来，中国家庭对下一代非常重视，即使在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式，家长也愿意为教育支出。“投资教育是为下一代，为了家庭，为国家的未来投资，这和投资学区房是一个道理。”

另一方面，通过扩招可以部分解决下岗工人的就业压力。汤敏算了一笔账，如果三年扩招一倍，扩招的学生要在学校呆四年，等于是让上千万的下岗工人有了工作或者至少没有被年轻人抢走工作机会。基于当时的情况，汤敏判断国企改革造成的“下岗潮”只是阶段性的，有了这几年的缓冲，下岗的压力会小一点。

扩招建议最终在1999年正式实施，这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了一次本质性的改变：从只有少数人能上大学的精英教育转向面对多数人能上大学的大众教育。

汤敏说：“我曾经因高考收益，我希望更多人能因此受益。”

高考扩招政策令汤敏日后受到诸多非议。直到今天，一些反对的声音与汤敏仍在网上进行持续不懈的辩驳。这些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高考扩招直接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扩招之后，激增的数量形成了一些人所说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尴尬现状。

但汤敏觉得，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不能拿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质量进行简单对比。“扩招后仅985和211大学就招一百万大学生，现在的211和985大学的水平还不如扩招前包括大专在内的一般大学的平均水平吗？”汤敏说。

在汤敏看来，扩招让更多没有机会走入大学的孩子走入校园，面对更多的机会。庞大的知识人群也为中国储备了大量人才供给，为此后出现的“创业潮”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庞大数量的高素质人才，而针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汤敏认为其根本不在于扩招，而在于后面的教育改革没有跟上。“对于谏言，我不后悔。”汤敏说。

换一种活法

“换一种活法”——2010年12月，汤敏给他的朋友们发送了这样一条短信。

在这封短信中，他写到：我一直有个想做点过去没有干过的事的冲动……办公益事业尽管不是真正的办企业，但除了不赚钱之外，其他如员工管理、市场营销等，也跟做一个企业十分相像……在有生之年，我也想试着潇洒走一回，过一过“准”企业家的感觉。“换一种活法”发出去之后，汤敏得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励，在这些支持他的朋友中有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陈东升，也有曾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国著名教育学家刘道玉等。

自此，曾经的经济学家汤敏在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盛情邀请下，正式跨界公益扶贫。

起初对于公益事业，汤敏称自己是个门外汉：“十几年前，只跟随过茅于轼在山西开创了中国第一家民间小额贷款机构，尔后又在北京郊区创办过一个小保姆学校。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接触过不少公益活动，但那时的多是动口不动手，只是出点主意而已。”

加入友成，汤敏用真刀真枪四个字来形容。

这一次，他选择的切入点是教育。在他看来，教育迟早要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化。“社会在科技的带动下发生急剧的变化，没人能预测10年、20年后社会需要什么样人才和知识，而我们现在的教育还停留在工业革命时期。”

“未来是一个面临终身学习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人才是具有创新型的人才，是能够根据变化需要调整状态，随时学习新东西，链接各种资源的人才。现在的学校依然在灌输知识，我要做的是培养你的学习能力。”汤敏说。

上任后的汤敏上来就做了三件事——把几百个城市中的退休老师组织起来到贫困山区培训当地青年老师的“常青义教”，参照美国和平队的模式将二十名适龄青年送到贫困地区进行为期一年的社会公益实践的“小鹰计划”和帮助大学生的创业启蒙教育“友成创业咖啡”。

针对不同公益分层，尽管上述三个公益行动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逐渐让汤敏意识到，用传统方式做扶贫不过是杯水车薪。“在常青义教中，我发现即便是把城市中退休老师全部组织下去对农村教育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

扶贫要做创新，汤敏把目光盯上了新技术——把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输送到贫困的地区去。支持他的逻辑是——教师是教学质量的关键，实现教育最大的公平性在于教师。诸如幕课等新技术的出现，以其低成本、大规模、更快的速度，将优质的教育资源得以输送到各个地方。

汤敏是幕课的支持者。最近几年在做的双师教学也是基于幕课形式发展起来的。

2014年，汤敏与人大附中合作，利用双师教学把人大附中老师的课程通过互联网的方式送到农村去——课程内容由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在当天晚上录下来放在网上，传至当地老师，再由这位老师根据班上学生情况进行剪辑。

通常情况下，45分钟课程通常会被剪辑成25分钟——30分钟。第二天这所中学的学生就可以学习人大附中的课程。课程中老师会随时把视频停下来，让学生回答人大附中的问题，如果答对，再继续播放视频。

汤敏说，目前这个事情已经连续做了三年。在全国20个省，200个乡村学校之间进行试点，平均这些孩子的成绩都提高在20分左右。受益的不止于学生，还有老师。在一段时间充当助教的角色的老师们，因为要承担剪辑、备课、辅导学生，也能成长起来。

这种形式也被汤敏形容为师徒关系的传承——平均下来，利用双师模式一个人大附中的老师相当于辅导了全国两百个学生。利用这种形式汤敏又搞出来“青椒计划”、“银龄计划”、“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等等。

把扶贫公益推广至教育以外更广阔的领域，是汤敏最新推动的一个被称之为“乡村振兴领头雁”的计划。由一批来自清华大学等高校和农业领域的专家在互联网上为农村青年进行免费培训。1年时间里，上万名来自于广大地区的农村青年在线上学习了种植养殖、农村电商、农村旅游等适合农村创业的课程。

说起这些计划时，汤敏兴奋地一直摆着手……

他说，经济学家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他说，我是在做创新，我是在做公益，我在做很多人看不到的事情。

他说，比起做经济学家，改变一所村庄，改变一所学校，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