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吾民】一位老航空人的回忆:一三五厂那些年

高歌2019-09-27 14:24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高歌 张珍阁马上就要过83周岁生日了,跟整日叫嚣着“永远年迈,永远老泪纵横”的后辈相比,他觉得自己永远年轻,尤其是每日三餐后健步走的时候,他脚下轻盈像“踩着棉花”,心里觉得自己是个“老小伙子”,但也还不至于是永远热泪盈眶的那种。

 

老张爱美,每次出门前必将略带自然卷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自己。夏天他要戴棒球帽和“蛤蟆镜”,及至冬天就换戴皮质的鸭舌帽,墨镜依旧不摘,也不清楚是为凹造型还是保护眼睛,但兜里会另外揣一副老花镜,以备不时的阅读之需。

今年8月,他来了北京,这已经是他不知多少次踏足此地,可他还是会觉得一草一木都格外亲切,像是终于回家了。尽管他户口本上家庭住址一栏写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62年前,老张赶赴兰州,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位基层技术人员。

来北京当天,稍事休息后,老张就忙不迭地从住的地方步行去了北京西站,按照他的话说是要去“用脚丈量一下心里预估的距离是否准确”,结果自然是不准的,本以为往返耗时一小时的距离,老张实打实地翻了倍,岁月终究还是不饶人的。

不似1952年的一个清晨,他和三两同乡一起从河北玉田出发,用白布包裹带了些干粮,打着赤脚步行去北京考学,两天一夜一路打听时走时歇,脚磨破了不自知,但鞋破了会更心疼,于是北京就成为老张的故事开始的地方。

王府里的新学堂

在今天的宣武门内大街西侧的教育街,绿荫交织,人车攒动,人们很难注意到这样一处青瓦红门的建筑,即便有“清学部遗存”的石碑加持,门口也立有两头像模像样的石狮。这样的场景在北京太过常见,常见到不会为此驻足,极易视若无睹。

可当年老张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却大受震撼:“大大的红门很气派,院落后面有碑林,不像其他学校,小土地庙似的。”彼时这里还是新华男中,更早时曾是庄王府,后于1905年清政府设学部在此,民国时期还曾是北平市党部所在地,1911年,李四光曾在此应试,考取“工科进士”。1912年鲁迅在此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秘书)兼第一科科长。

凡此种种成为老张选择就读于此的原因,而他一共考取了三所学校,可谓是“大权在握”。由于新华男中是私立中学,每年需交21元的学费,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老张运气好,入学不久,路北的新华男中就和路南的协化女中合并成三十三中,私立改公立,学费原路退回。不仅如此,他还申领到了一等助学金,每个月约有7元钱。“不过还是穷学生,学累了穿着趿拉板儿去西单的大商场转转,尽是些好吃的,我们只能望梅止渴,饱饱眼福。”

不过住宿条件还不错,当时宿舍的位置大约是在今天的民族文化宫旁边,也是旧时王府改的,老张回忆,即便是在那个时代,宿舍里面也是有印花地砖的,卫生间还有一个抽水马桶,只不过没过多久,就被“傻小子们”折腾坏了,因而闲置。

运动场在现在的佟麟阁路附近,打篮球大约是他们唯一的消遣,这个习惯也跟随了他后来的生活,结婚后老张曾经带着大儿子去打篮球,玩儿至高兴处儿子摔了一脸血他也不知道,这也成为此后数年屡遭老伴诟病的话柄,直至70多岁他仍在球场运球如飞,跟大学生一道抢篮板,不在话下。

穷学生没出路就得靠学习,所幸老张天资不错,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脑子也灵光,单靠“平时读读课本”就连续蝉联三年的北京市“三好学生”,但这也为他今后的人生轨迹暗暗埋下了伏笔。

直至今年夏天他再去母校,已是“物非人非”了,叩开院门才发现院子里正在翻修,水泥砂石三两成堆,只好在施工师傅的催促下匆匆拍照留念,还要小心避开怼在朱红正门前的面包车。

老张念叨:“原来这里真挺气派的。”在他周围是众多方正高大的新式建筑,相形之下清学部遗址倒像是一个小土庙了。

为国家省火车票

1955年的某天,学校教务处的领导将老张招至办公室,告诉他即将被保送至北京航校,要他严格对外保密,当时北京航校是保密单位,甚至连正式的名字当时也并未告知。至此,老张在其他同学眼中像是“人间蒸发”一般,因为学校后来没有张榜公布他的去向,他也不便对外多说。

后来老张回想起这一段时曾说:“如果当时不老考第一,肯定不会被保送,在北京考个大学也挺好。”但生命这场规模庞大的摸彩活动,哪里有什么如果可言。

老张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全班同学的初始人数——56,三年后这一数字锐减至28,因为“学得太苦了,简直是生生往肚子灌”,即便他们都是来自北京市各个中学的“最好的那批学生”,近一半人没能坚持下去。

一起学习的还有来自航空工业部的需要深造的“调干生”,相比老张,他们更具工作经验,因而在学习期间所受的待遇不同。不过相同的是,三年学习结束后,他们都将被分配到星罗棋布于西南、西北的军工企业。

1957年,老张被分配到陕西兴平的一一五厂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实习,期间需完成毕业设计,另一批人马去了湖南株洲。本来实习期满,老张会被分配到上海的某厂,也不记得同行的人中是谁振臂一呼:“我们离兰州更近就去兰州吧,为国家省火车票。”于是一呼得到了“百应”,在陕西兴平的一行40人自发决定同株洲的实习生调换命运。

后来据老张回忆,事实上当时去哪里都是一样的,因为在毕业后填志愿时,没有一个人填了具体城市,全班同学都写了同一句话: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

“如果是家中独子,有老人需要照顾,或者已经有对象的同学是可以申请在留在北京的,不过没有一个人对老师反映自己的困难。”老张本人当时就是连说“没对象”,事实上他就是家中独子,底下有一个小7岁的妹妹。老张在6岁就定了亲,对象大他3岁。她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在1963年从老家去了兰州“投奔”老张,老张如愿抱了一辈子“金砖”,2020年春节一到,两人就要步入“钻石婚”了。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老张还记得从兴平乘火车到兰州站的那个清晨,一辆大卡车拉着他们一行40个人,驶过黄河铁桥,沿着北山的碎石子路晃晃悠悠的开向安宁区,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同学们又唱又跳,老张倒是平静,第一眼看到黄河水时,心中并未起什么波澜。“40个人中最小的1939年,最大的1933年,现在还剩十几个人。”老张仍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他所指的“剩”,是还活着的意思。

他当时没想到的是,在北京航校用三年时间强行灌输进去的知识,在后来几乎要用一辈子的工作时间去细细打磨。

苏联专家要走了

1958年老张22岁,正式步入工作岗位,作为一名工艺员,他的工作是编制航空零点机械加工工艺规程,随后零件还需经过试制、改进、定型之后才能组织批生产。

老张工作的厂,代号“135”,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助我国的第二批19个航空工业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于1956年开始筹建,1958年9月正式投产。同时它也是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项目之一,接受援建的厂大部分是航空航天的工厂,隔壁的“242”厂亦是如此。

大跃进时期很多项目上马非常快,人员紧缺,本来毕业生需要跟着老师在工厂实习很多年才能正式接手。但老张毕业就工作了,当时有苏联的俄文资料,自己翻译过来,也还需要再消化,进一步编制航空工业部下属企业的工业规程。

当时车间里也的确是有苏联专家的,厂东区49栋有尖屋顶的招待所就是苏联专家的宿舍,后来砖红色的楼体上被刷上了巨大的明黄色的最高指示,标点符号都个个鲜明,再后来老张在这里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家,一住几十年。

1959年6月苏联专家全部撤回。没带走的图纸在关键处全部涂黑,没了苏联材料这支拐棍,压在老张所在的技术室的工作压力更重了。为整理俄文资料并形成可行的工艺规制,72个小时“连轴转”的情况也是常有之事,来不及去食堂吃饭,更来不及回家睡觉。为了形成适配当时生产情况的工艺规程,每一个工艺室配都有俄文翻译。“但是翻译不懂技术,还是得技术人员自行消化”。老张记得学校旁边有一所航空俄专,技术室所配的翻译大多来自于这些学校。

兰州偏居一隅,两山夹一河,狭长的城市就像浮在水面的一叶兰舟。厂里更是个小社会,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汇聚于此,共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初代来时什么都没有,职工需要拿着铁锹帮忙建厂,后来随着他们的人生进阶,厂里的配套设施也逐渐完善,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不一而足,从医院到太平间应有尽有。后来企业剥离厂办社会的职能,相关配套渐次归属社会了。

所以老张和同伴们并不觉苦,下班后或是相约打球,或是下河游泳。“黄河的水好宽,有种天宽地阔的感觉”。在最初来兰州的5年,老张并没有携家属一起来,因此每年都有12天探亲假,用来“回唐山回北京看爹妈,看对象”。

回家就意味着能带些好吃的回来,物质匮乏的年代曾有同事从上海老家带回来一瓶香油,一路万般呵护,回到家后松了一大口气,将包往地下一掼方想起香油瓶脆弱,于是只好抱着碎瓶子号啕大哭。

老张回忆,那时粮食有25斤的定量,因为自己好打篮球单位给他另外增加了一斤,有两成左右是细粮,其余都是粗粮,可是20多斤粮食也有人一个礼拜就吃完了。“没饿死就上班呗,也有人实在挨不住跑回老家了”。

困难时期,老张的最高纪录是一顿吃了12个馒头。起因是马上要回家探亲,遂将粮票都换了,准备路上吃,可是当晚实在是忍不住了,一个连着一个地吃到完全停不下来,12个馒头不一会儿就都吃光了,他撑得一宿没睡着觉。

50岁高龄考高工

37.96—45—56—65—200,这一串数字是老张工作35年的月收入轨迹,他说在56块钱那里卡住好久,他的技术职称也从一开始的技术员,到后来的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前25年他一直是厂里的工艺员,跟工人打成一片,有什么技术问题直接现场解决,后来他在质量管理处做技术室主任、中心计量室主任,老张说如果没有前期的工艺的工作基础,做质检也是很困难的。

工作之余,老张也负责给新入厂的学徒工培训,从27岁一直讲到退休,主要讲制图课以及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这是最基础的,要干活总得先会看图纸吧,零件做出来了总得会测量吧”。

直到现在厂里曾经听过老张讲课的人还会很感叹:“口才太好了,讲课根本不用看讲义,真潇洒。”

将近50岁时,老张决定考高级工程师,起因是因为想“争一口气”,他想证明自己比大学生做得还要好。因为当时同处一个工艺室有南航、北航、清华、西工大的毕业生,老张认为他更“活”一些,因为早年间在兴平积累了很多实践的经验。

高级工程师的门槛是25年以上的技术岗位工作经验,经过厂里评定批准之后,报至航空航天部的高级评审委员会。在评定之前还需要写论文、答辩,在英语和俄语中任选一门考试,通过率约为50%。他“咬着牙学,也就考过了”。

1993年3月,老张正式退休。退休他也高兴:“早在北京找到了工作,一过来就能拿500多工资”。他在一家民营企业负责生产技术质量检测,“人家把我当老太爷一样供着,好吃好喝不锻炼,结果就是很快得了糖尿病”。

老张的父亲原来在光明楼附近有一间小平房,拆迁后老张在大兴挑了一套一室一厅,于是他在北京度过了人生中最洒脱的几年,常常从大兴走路去前门溜达,陶然亭公园、南礼士路公园是他常去的地方,也因而结识了不少朋友,到现在他还能记得老郭的电话号码,后来拨过几次,都没人接,“估计人也没了”。

约在2015年,老张决定把这套房子卖掉,安心回兰州养老,离子女更近一些。当他知道今年大兴机场开通在即,老张禁不住唏嘘一番当年的决定,但也仅限于此了。

采访过程中,老张说他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不过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说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可他好像连闪都没闪过。他说他就是航空工业战线最普通的一个技术人员,上学没花过一分钱,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工作。“航空工业的发展,我们之前的付出多少算是有一些贡献”。

厂里的49栋是老张的“大本营”,这里有他过去几十年的寒来暑往,在这个冬暖夏凉的老房子里他的四个儿女长大成人,孙辈打闹嬉戏,复又长大成人。所以他宁愿空关着也不出租,喜欢每天抽一点时间从新家走过来,在沙发上躺一躺,或者用羽毛球拍颠一千下球,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可是今年,这栋房子也要拆迁了,整个夏天,他和老伴整理出一大堆旧书,决定全部处理掉,其中就有当年令他夙兴夜寐的俄文工艺规制。收废品的小伙子来了,甚至不愿意动手称一称,只是瞥了一眼就估出了20块钱的价,老张咬咬牙,全卖了。

后来老张来北京逛书店,看到模范书店售价100元的《天安门诗抄》时,他想起了那堆被草草卖掉的旧书,有些心疼,倒并不全是为了他的年轻岁月。

到这里,老张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因为他的孙辈们正在当时他离开的北京消费青春,努力融入这座城市,尝试着成为“新北京人”,反方向复写老张当年来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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