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欧阳晓红

一

一个时代、一群人、若干传世作品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或符号，且历久弥新。

翻开70年中国戏剧历史画卷，上世纪80、90年代精彩纷呈：微观，有亲历过战事、文革的老一辈艺术家现身演绎；中观，改革开放萌动思潮背景下，有希望感受时代迭变的观众群体；宏观，则是思想解放、创作自由的轻松环境。

跨越时空，目光投向位于王府井大街22号的人艺首都剧场，每逢演出季，定会车水马龙，一票难求，这是当时北京人艺的一种日常。时任院长曹禺，一批人艺人，诸如于是之、焦菊隐、林兆华等大家装点了那时的艺术天空。

聚焦剧作家老舍的《茶馆》，其被誉为半部中国话剧史，1957年问世，次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堪称话剧民族化的象征，迄今演出逾700场。评论界认为，导演焦菊隐为该戏注入了生命力，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舞台经典。

按照北京人艺院长任鸣的话说，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戏剧创作的思维很活跃，那时有各种各样的戏剧观念、戏剧流派、探索戏剧、实验戏剧。

杨立新有幸参与其中，1988-1998年这段时间也是杨立新个人的高光时刻。

“我真的非常非常幸运！”电话那头的杨立新亮起嗓子说，语气很重，像要唤醒沉睡的最美时光。其所言幸运是指，生于1957年，经历大跃进、文革；长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七十年代，1975年唱着样板戏考进北京人艺的他，理解这段时间的中国在发生什么；成于1988-1992年改革开放的激情燃烧年代，幸逢前辈艺术家点拔、指教。譬如，1988年出演话剧《天下第一楼》、《哗变》，31岁便获评国家二级演员荣誉。

这位自2005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演过50余部舞台剧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当忆起这段旧日时光，言语中透出无比的神往与敬畏。即使其当下日程安排异常紧张，工作时间表甚至排至2020年1月。不过，眼前的繁忙无法掩盖昔日艺术经典之璀璨。

载入人艺史册之大事件中，可以拉出一长串我们熟悉的名单：1989年 1月7日，由文化部和中国话研会举办的首届“振兴话剧奖”揭晓，于是之、朱琳、夏淳、刘锦云、林连昆、吕齐、林兆华、李龙云、任宝贤、高行健等获奖。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代人当时正好与时年40、50岁的艺术家们同台演出、切磋技艺，共同度过了他们退休之前的20年；而且他们60多岁都还在演出！”杨立新说。

现在的杨立新也60多了，也还在演出，还在不停地奔跑。18岁启航梦想，44载执著坚守……这背后也有杨立新对话剧戏剧事业的挚爱与难舍。

“会永远记住那宝贵的20年！”杨立新不无感慨地说，“那20年，也是文革结束后的30年，于是之、郑榕等老一辈艺术家50岁左右；还有林连昆，朱旭等前辈的教诲，这20年可谓我们艺术人生的黄金20年。”

他解释，此前，艺术前辈们的演技已很成熟，再加上历经复杂文革变迁的风风雨雨，以及感受到的人性真相，他们从一腔热血到体会人生的酸甜苦辣，骤然间燃起的创作激情几乎抵达艺术巅峰！因此，我们进院数年后，短时间内便可能达至某种高度；那时，整个剧院亦达到了艺术创造上极富造诣的一个阶段！

已故北京人艺演员，北京人艺艺委会顾问朱旭在漫谈话剧表演中的几个问题时就强调“别把人物弄丢了！”他说，演戏要从人物出发，而非自我出发。另外，关于“理、情、味、趣、噱”这五个字，“理是根据”要放在第一位。“文学艺术修养是我们表演的根基。这是一辈子毕不了业，也一刻也不能停滞。”

在讲究艺术创新、求真务实的彼时，杨立新耳濡目染前辈艺术家一丝不苟的演艺风格，这些不乏时代特征的“品质”亦潜移默化根植于杨立新的言行之中。

就连杨立新之子杨玏都说，从小到大，我隔三差五地就在家里听他说起的那几个戏：《茶馆》、《雷雨》、《天下第一楼》、《哗变》；我听他一聊戏就总提起几个人：焦先生、于先生、林先生，听着听着就好像我都见过他们一样。

那一年，剧院安排杨立新饰演《骆驼祥子》的车夫老马，在当时包括于是之等院领导的建组会上，时年30出头的杨立新对于是之抱怨：角色压力太大，您们饰演过老马，亦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见过洋车，有的人还坐过洋车；我既没见过也没拉过洋车，只是在电影或电视里才看过洋车；这种情况下，怎样能演好车夫呢？

但于是之告诉他，要自己去体验去找感觉；怎么找？杨立新的办法是——把自己融进角色要求的那个年代中，不只是自己如何理解、懂得角色，而是要懂得观众眼中的角色所应该懂得的点点滴滴；这些真实的点滴才可能汇成真正艺术作品。

在杨立新看来，演员需要作为一个时代人，通过语言、形体交流向观众诠释时代赋予的角色使命。

也因此，在后来的《小井胡同》排演中，身为导演的杨立新告诉大家：是不是好演员，站在舞台上不害怕，各种细节的戏都可以演，台词都处理得好，似乎可以算作好演员。但你对那个时代没有感觉，对所饰演的人物也就没感觉……好演员要让所扮演的人物角色在舞台上“活”着——让观众相信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必须去诠释那个时代！没有经历怎么办？就要去学，去寻找所有的相关资料。

缺什么补什么。杨立新从家里拿来1949年的北平大地图给大家讲什么是四九城，什么叫内九外七皇城四，哪里是前门大街大栅栏石头胡同陕西巷，哪里是东小市龙须沟金鱼池，他带着大家上正阳门、箭楼子，用脚量用步走到南城溜达转悠。

总之，“要了解那个时代，了解‘小井’人生活的那个时代，向小井胡同里的人物靠拢。”杨立新说，他最大的告慰是：《小井胡同》首演得到老艺术家的肯定。郑榕老师来信称，“祝贺你们打了一个大胜仗！‘人’又重新占领了话剧舞台！”

或许，正是这种与时代共鸣，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实践与升华，让类似杨立新这样的艺术家或是演员，可以从容地去表现不同时空的艺术人生，它们也是中国文艺戏剧界的一部分历史镜像，尽管其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条件。

像已然载入北京人艺史册的1988年上海演出经历……那年，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于是之组织五部优秀剧目赴上海演出并引发轰动，被媒体称为“剧坛盛事”、“话剧旋风”。“那时，上半年排的《天下第一楼》，演出之后，下午就开始排练《哗变》……这就是当时的一种常态。之后，应上海相关方面的邀请，于是之老师带着五部剧目去上海演出，我们连轴转！一演就是三、四十年场，但那个好评如潮的曾经可能不太常见，因为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今天的杨立新有些感慨。

总体感觉或是时代在进步，世事变迁，供需两端多元化。

杨立新还记得去加拿大演出《茶馆》时，有记者问他经典剧目如何传承下去。“可能会一代不如一代吧，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为你离那个年代越来越远了，而且但凡流传甚广的经世作品都需要一个轻松自由的创作灵感与氛围。”

无疑，老舍的剧本，焦菊隐、夏淳的创造，再加上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诚、林连昆等一批艺术家的创造，塑造了第一代《茶馆》的辉煌。

第二版《茶馆》呢？林兆华担任复排艺术指导，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吴刚、冯远征等当年新一代演员接过了老一代手中的经典。

从扮演“秦二爷”到兼任《茶馆》复排执行艺术指导，杨立新曾告诉记者，“《茶馆》戏扎实，人物扎实，再加上老舍先生独特的语言共同成就了这部经典。如今的传承中，演员距离时代越来越远，更要从剧本的源头去下功夫。”

这里，有个小插曲：京剧亦是杨立新的一大特长。他出生在北京珠市口煤市街——那里戏园遍地：广和楼、中和戏院、华北戏院、开明戏园、新明戏园；杨立新从小出入各大戏楼，对戏曲和曲艺耳濡目染，京剧、评剧、梆子、京韵大鼓……样样都能来上两句；而这些自小做好的准备使他在日后塑造话剧《戏台》中，时常要唱京剧和落子的大嗓儿时显得游刃有余。

1983年夏末的一折独角戏《打神告庙》，杨立新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田桂兰扮演的焦桂英在舞台上唱念作打、上下翻飞将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把戏曲艺术的魅力和戏曲演员的功力发挥到了极致，惊得我这个台下的观众半天合不上嘴巴、收不回心神，真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啊！也因此，他由衷钦佩戏曲艺术家深厚的舞台功底。

与此同时，幸运得到老一辈艺术家“真传”的杨立新，亦将“真经”融于自己的表演创作之中，加之自身的不断学习与领会；使得他们在日后的不同类型表演中，较无话剧舞台表演经验的演员来说，对于各类体载的驾驭几乎“得心应手”，这包括后来脍炙人口的《我爱我家》。

如果扫描中国影视文化过往篇章，中国第一部情景剧《我爱我家》或许会吸引你的目光。

二

“我童年就是被它笑傻的！”说到《我爱我家》，这可能是看过的80后观众们的第一反应。那些又远又近，又新又旧的记忆碎片，至今历历在目：“重塑自我：和平要整容，家人也要跟着美一美”、“死去活来(上)：和平身体不适，总觉得要死了。”、“我们的愚人节：大家都过起了愚人节，互相蒙。”

不经意间，展现上世纪90年中国社会生态的情景就会再现。

别说观众了，就连贾志国的扮演者杨立新自己也“崩”不住——当他拿到剧本开始阅读时。“那年代，房子很小，晚上演出完了回来看剧本时忍不住大笑！”杨立新说。

杨立新的夫人不满了，说，“别人还要休息呢！”“我就说不笑了，但憋得浑身发抖；然后，没办法就自己坐在厕所里边去看，所以可以说，这个剧本基本上在厕所里看完的，因笑得太猛了！”杨立新笑言。

这期间，剧本还没看完，他就告诉英达“那就演吧！”原来，因自己没演过喜剧，之前，英达拿剧本找他时不敢应允。“你演哗变中的大夫，就很幽默啊……不是人物的幽默，是你演得幽默！”英达当时鼓励他。

《我爱我家》之“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集，与宋丹丹演对手戏的杨立新几乎是硬着头皮上的。“人是那样，你敢干不敢干，有时候都得干，只要干了，被观众承认了，你就信心大增，信心大增以后你就会在过程当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的摸门道，就会越干越好，形成正向循环。”杨立新说。但他并不讳言，这也得益于人艺的话剧舞台功底。

杨立新解释，现在观众喜欢它，怀念它，是因为它大量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信息，很真实；关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乏社会生活细节，包括工资多少，在什么机关工作，打什么车来的；买菜的价钱，什么胡同口炸油条等等……似乎可以满足各种好奇心。有些中国社会早已消失的场景都在剧中再现了。很多人都觉得那个时代没有比《我爱我家》之记录更详尽的作品。

“有时代背景，天时地利人和，总之，我觉得各种元素都有，一部文学作品跟他的创作者、当时的状态、历史环境，包括观众等都有直接关系，包罗万象。”杨立新说。

《我爱我家》经年流传的重点之一可能也因其关乎“人性”。“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是因为它有好多东西渗透在骨子里。我们自己不是历史，但我们能接受这种信号……”有观众如此反馈。

《我爱我家》台词里还经常出现的“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广告词；“让我欢喜让我忧”、“何不潇洒走一回”歌词等。有人说，它也可以看作是当时的市井文化生活读本；其更深层次的意义也在于，该剧对一些不良现象的明讽暗刺，对包括王朔、英达在内的北京文艺圈的自嘲，成了《我爱我家》的高级趣味。

直至今天，有观众评论：它表面看似写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家庭的故事，但却映射出一个时代，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也有人说，该剧几乎等同于90年代初的社会标本，以情景喜剧的外壳记录下了整个时代的波涛汹涌，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只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才能心领神会。

“我想可能对有过创伤的人而言，《我》剧也是一剂笑侃的心灵抚慰。”杨立新说。

提及当时创作的甜苦辣酸，杨立新直言，就是“工作量太大了！拍那个戏，周日必须休息！脑子灌太多东西之后，需要倒出去再灌；否则就灌不进去了。”杨立新笑言。

回到现实，庆幸自己能成为中国戏剧事业参与者、辉煌历史见证者，感恩时代感谢社会之外，杨立新的个人遗憾是：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出国留学；他的孩子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他走过的红火年代，而他也无法体恤年青人的新生时代。类似的代际惟有用“融合与认真”去弥合，于事于人皆如此。

杨立新的这份“较真”亦获得其子杨玏的“仰视”与“依赖”。“对我而言，往往当我最馋最饿的时候，我只想吃老杨那碗炸酱面，最平淡熟悉的味道却能换来最踏实幸福的果腹感。”杨玏撰文称，“爸，老杨，爹，新新哥，爱你。”

“不管什么作品，能否得奖不是我的事，专注努力才是我的事！”这是杨立新面对时代更迭的态度；可能亦是若干艺术家一以贯之的作法，他们以此点亮了属于大家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