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

梁武帝的山中帝师茅山道士陶弘景，来到了楠溪江流域。

据康熙《温州府志》记载，陶真人栖茅山时，“一日梦人告曰，欲求还丹，三永之间”，这“三永”，便是永嘉、永宁、永康。

一

于是，道士从金陵出走，带着炼丹的枕头，先到永康。见田少，曰“此土居人，旦旦捣舂，以给日用，收糠不可得”，而炼丹要以农业为基础，以谷糠为燃料，永康农业基础不如永嘉，故转至永嘉，“爱其稻田乃居”。他这样选择，除楠溪江流域的农业基础外，还有与炼丹相关的产业配套，例如楠溪两岸陶冶业相当发达，遍地开窑，冶工众多，也为炼丹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技术平台和熟练工人。就一般而言，炼丹决非一人或几人隐居起来，自以为出神入化就能完成，它需要有高度社会化的产业协作和技术配套才能进行，能否炼丹，可以看出那个地区的产业水平及综合实力。

还有市场，炼丹的社会化需求，就其大体而言，也还是名士。魏晋风度是一种文化样式，而表现这一样式的消费活动，其中吃药一项，就与炼丹有关。那时，名士吃药，不但治病，且要游仙，他们吃药，多半是丹药，有些是炼丹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例如“五服散”，就是一种由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矿物合成的药物，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一文认为，服食“五服散”，是造成魏晋风度的重要原因之一，用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五服散”是一种慢性毒药。

可六朝人不这么看，把它看作催人游仙的丹药。仙丹的成分究竟如何？1965年，考古人员在南京北郊新民门外象山，发掘了一座东晋王丹虎墓葬，墓内遗物就有丹丸200余粒，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博物馆里，陈列了其中几粒橘色小丸，化验的结果，为硫化汞，硫占13％，汞占60.9％，还有26.1％的成分，尚未被确认，看来，还不好下结论。

墓主王丹虎，与王羲之同族，或说是王羲之的族妹。不过，王羲之没有像他族妹那样在金陵一直呆下去，呆到亲眼看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他对“王与马共天下”不感兴趣，尽量远离王朝里的那些事，便驾了五匹马，南走越地，接着往瓯去。不知他在瓯地呆了多久，有过多少次像他在兰亭那样的雅集，只可惜他没留下《兰亭序》那样的文字。到如今，此地人对他的记忆，早已被那五匹马代替，温州城里有一条五马街，令人联想起南朝旧事。

那时的温州，叫永嘉郡，才立郡，头号名士王羲之就来了。

他一来，那些江南名士，还不要风流一样地跟着他来赶集——赶他的雅集？他们来这里品茗、饮酒、服药，这里产业富集，应有尽有。当时名士多为道家之徒，道士炼丹，名士服药，倒也相映成趣。王羲之自然也吃药，有人说，他是在五服散的药力作用下，在半幻半醒身体极度放松的状态下，才悟到了书法的执笔法和用笔法。

可见，瓯地在陶弘景到来之前，游仙风气已开。我们读陶公《答谢中书书》，观《书》中所言，而知其所指之地，实为楠溪江流域。《书》云：“高耸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康乐”者，谢公也。我曾经漂流于楠溪江中，沿途所见，确如陶公言。但是，光有山川之奇，是不足以称“欲界之仙都”的，还要有康乐公这样的“性奢豪，车服鲜丽”的风流豪客，来此诗意地栖居。

李白叹服谢公，不但就诗论诗——“吾人咏歌，独惭康乐”。更因为消费主义的“康乐”二字里，还洋溢着一种混合了帝王学抱负的游仙的姿态和心态，这符合他本人习惯的诗酒风流的审美追求，因而被他佩服，且自愧不如。有了王羲之开头，谢康乐发扬，所以陶公称“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二

《华阳陶隐居内传》说，陶弘景在茅山炼丹未成，归咎于车马往来，以为是红尘滚滚所致，故以清静为由，远离茅山，这当然是一个借口，事实则不尽然。

仅以炼丹而言，茅山就有局限，茅山收糠不难，水土亦宜炼丹，但冶炼之产业配套及技术支持恐难以为继。炼丹分内外，炼内丹，是以身体为丹炉，炼精气神。而炼外丹，则要金木水火土一起上，摆出一付阴阳五行的神仙架子，还要以产业化的社会分工和市场机制来运营，丹料来自矿物，燃料来自农作物，还有设备及器皿、试剂和配方。好一个瓯瓷遍天下的永嘉，遍地有窑口，到处有窑工，早就为炼丹准备好了产业的配套。

这只财源滚滚的瓯，源源不断，往那诗意的空间里注入财富，而永嘉就在瓯中间，开足马力生产，为往来于诗意空间“游心太玄”的名士，提供缥瓷和金丹。

名士之服药，一如其饮酒，两者齐全了，才有所谓风度。然，饮酒不离缥瓷，而服药则须金丹，可见名士有风度，多少还要有永嘉为他们提供那一点“风骨”。炼丹是高技术，服药是高消费，由此看来，那诗意的空间，既是高技术的摇篮，也是高消费的终端，它取代帝王家，使炼丹与服药，从帝王家走向市场化，这才有了陶公出走到永嘉。

炼丹，又叫“黄白术”，“黄”指黄金，“白”为白银，将普通矿物炼成黄金白银的那一套方法，就叫做“黄白术”，这当然是一条财路。丹即丹砂，亦称硫化汞，是硫与汞的化合物，呈红色，故陶谓“丹砂即朱砂也”。丹砂异于草木，烧而不烬，烧之愈久，变化愈妙。丹砂化汞，生成水银，属于金属，却为液态，具金属光泽，然圆转流动，易于挥发，非五金固体之相。葛洪《抱朴子﹒金丹》说：“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炼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陶注《神农本草经》收药物365种，有矿物46种，分上中下三品，列丹砂为上品第一，曰“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天”。

炼丹日久，要有财源支撑，故以炼丹为名，直取五金，开采金银，更有“冶金”术，如《丹经》上说的：取铅十斤放入铁器中，猛火煎之三沸，投丸转之华一铢于铅中搅之，须央立成黄金也。不仅矿冶业，当时，几乎所有产业都与炼丹相关联，在《神农本草经》里，矿物之外，草木、虫鱼、禽兽等，都与炼丹有关，其产业关联度之高，亦可使之成为通往国民经济的生财大道。而永嘉就走在这条财路上，走着走着，走成了金瓯。

据《茅山志》载，三年后，陶弘景前往福建宁德霍山，不一年，便乘海还。原因还是经济，因霍山一带“人稀田寡，复以无糠为患”，他无法开炉炼丹。回永嘉途中，梁武帝派人来接他回去，这回是梁武帝来问他“山中何所有”了，那就不是一句“岭上多白云”能打发的，更不能说“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了，他只能“相随而还”。

楠溪江畔的大若岩上，还有他留下的“陶公洞”，他在此撰《真诰》，炼金丹，终于练出“金瓯”来了。当代瓯人，为了造就更大的“金瓯”，将他当作财神来拜，至今香火不断，令人不由而叹“六朝帝业成逝水，千古名山犹姓陶”！可梁武帝留下“金瓯”一语，亦沿用至今，从一方之国用到一代王朝，将一隅之地用成一国之体，一如瓷器“china”成了中国的代名词，“金瓯”一语，亦从对瓯地、瓯器的称为转化为指称国体。

“瓯”为酒器，南朝人爱饮酒，动辄“饮酒数瓯”。又好品茗，故茶具亦称“瓯”，魏晋风度离不开“瓯”。陆羽《茶经》引晋人《荈赋》曰“器择陶简，出自东瓯”。

三

我国瓷业，唐以前，重点在瓯。自晋以来，瓯瓷兴起，瓯窑遍地。唐以后，由瓯转越，瓯瓷遂被越瓷替代。瓯瓷釉青泛白，南朝时已流行，人称“缥瓷”。

“缥瓷”一说，出自潘岳《笙赋》，其中有“倾缥瓷以酌酃”。《说文》释“缥”曰：“帛青白色也。”以丝帛言青瓷釉色，可见那釉色，细透到了何种程度！

以透明言，如吴均《与朱元思书》言“水皆缥碧，千丈见底”。以轻细言，“缥”同飘，风一吹，那釉色就会颤动，就如丝飞扬。“酃”为美酒，出自湖南，“荈”是老茶，产于四川，饮湘酒，喝川茶，饮也好，喝也罢，晋人都要用最好的瓯器——“缥瓷”，那淡青泛白的釉色犹如稽康的眼神勾他们的魂魄。

晋人“缥瓷”产于瓯，来源于瓯江水系最美的一支——楠溪江流域。这一带，不仅出土了五千年前的陶片，还发现了自东汉以来的窑址一百多处。一条条龙窑，顺着楠溪江布局，来到瓯海湾口，南北伸展，到了瑞安、苍南、泰顺、乐清，而以今温州市郊的西山窑为中心，东西南北，遥相呼应。

这样一条瓯器经济带，这样一个“缥瓷”产业群，提升了瓯地的政治地位，永宁县从临海郡脱颖而出，被提撕出来，一分为四，由四县组成永嘉郡。

“缥瓷”，带有魏晋风度，那是名士标志，也是南朝标识。想想《世说新语》里的那些名士，他们吃药、饮酒、品茗都用“缥瓷”，他们的风采，与“缥瓷”相映，他们有多美，“缥瓷”就有多美，那飘飘欲飞如丝如缕般的釉色，那浑厚似“古镜照神”般的透明质地，最能反映“宁作我”的魏晋风度。

从秘色瓷里，也许还能见到“缥瓷”的影子，但那已经神非了。秘色瓷的“千峰翠色”，那是唐人的雄伟气象，而非晋人风采。

唐人胸怀天下，而咏“千峰翠色”。晋人关怀自我，而求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故于天工开物中，求得自我的“我在”之美学——“我思我在”而有“玄学”，“我说我在”而有“清谈”，“我游我在”而有“游仙”，“我饮我在”而有“缥瓷”。

“缥瓷”如玉，釉色如丝，尤其是那些自由化的开片，就是开显自我意识的陶艺之反映，是独立人格的瓷境之表现，对之而能“我与我周旋”。晋人善谈，颇有简约之美，谈瓷，只一个“缥”字，就表达了丝与瓷这两种最美的“中国制造”的本质。

瓷至宋朝，可谓造极，其代表为五大名窑，尤其是汝窑。

唐代“秘色瓷”的归宿，就是汝窑，宋朝汝窑，发展了唐代越窑，而谈它的来历，就不能不提到更早的南朝瓯窑，不能不谈起魏晋风度的的“缥瓷”了。

清人朱琰《陶说》提到了“缥瓷”，说“后来‘翠峰天青’于此开其先矣”，“是先越州窑而知名者也”；“翠峰”，出自唐人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而“天青”，便是周世宗柴荣说的“雨过天青云破处”了。朱琰说，越窑的“翠峰”和柴窑的“天青”，都是从瓯窑的“缥瓷”发展而来的，吴仁敬《中国陶瓷史》也说，瓯、越之青瓷，为后进天青色釉之始祖，又说“所谓缥瓷，即瓯、越之青瓷也”。

纵览唐代瓷业，不外“青白”二色，世谓“越青邢白”——越瓷青，邢瓷白。陆羽《茶经》里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

陆羽认为，越瓷还要略胜一筹，“类玉”则雅，而“类银”却难免于俗。据说，柴荣登基前，以瓷业发家，人称“财神”。柴为邢人，以邢白起家，可邢白非柴窑，一看便知道，因为在白瓷上，不可能出现“天青”。柴窑，应当来自越青，但也包含了邢白，柴氏言“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就是越青为主，调和邢白。

这淡青泛白的青瓷，岂非要向魏晋风度的“缥瓷”回归？或曰，柴窑本于青瓷中的“秘色瓷”，而“秘色瓷”，曾是唐朝越窑的贡品，五代时，还是吴越国向中原王朝纳贡的贡品。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一书，也提到了一本名为《谈荟》的古籍，其中，就有“吴越时，越窑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云。”

最早提到“柴窑”的，是欧阳修，他在《归田录》里这样写道：“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还说柴窑与汝窑相似。

因此，我认为，宋朝没改御窑为柴窑，而是将柴窑改成了汝窑。考诸陶史，都说越窑衰而汝窑兴，而其实是，朝廷为了兴汝窑而掏空了越窑，将越窑的产能都转移到汝窑去了，使本来不兴青瓷的北方产出了最好的青瓷，欧阳修诗云：“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汝窑为官营，越窑多民营，于是官进民退了。

欧阳修说，柴窑碎片“以金饰为器”，碎片尚且饰金，何况完满者？它使人联想到南朝人的瓯器，也许那时的瓯器，像柴窑那样镶有金饰？晋人的《搜神记》里，已有“妇以金瓯、麝香囊与婿别”一说，此“金瓯”，或为金饰陶瓷，因“瓯”之为器，质本陶瓷，形为杯、盆，多用作茶、酒具，日常用之。然，瓷易残，贵如“缥瓷”，残了岂不可惜？故于其易残缺之口沿处镶金边以加固，而称“金瓯”。以此为原型，引申开来，称国家为“金瓯”。始言者为梁武帝，只一句“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便引火烧身，招来侯景之乱，一代王朝，终于像“缥瓷”一样碎了。他本人，也被困在“金瓯”里饿死了。